她的罪名，不是殺人放火，也不是貪汙受賄，而是“流氓罪”：她談了18個男朋友，她喜歡穿吊帶和比基尼，她接受了西方教育後變得外向開朗，敢於表達情感和身體……這些“重罪”，將她判定為“女流氓”，被押送刑場。
翟曼霞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末，家境殷實，是當地小有名氣的“資產階級小姐”。在大多數同齡人穿著補丁褲、住著土房子的時候，翟曼霞卻有機會出國留學，接觸到了那個時代鮮有人知的“外部世界”。她學會了化妝、舞蹈、英語，也學會了如何和男孩子交往，如何表達情緒和身體。在國外，年輕人可以在校園裏擁吻，可以大聲爭辯政治，可以在草坪上穿著三點式曬太陽。自由不是一件需要爭取的東西，而是如空氣般自然存在。
可當她回國後，迎接她的卻是全然不同的世界。那個年代，女性必須沉默，必須保守，必須“道德高尚”到近乎無欲無求。穿吊帶衫就是“不守婦道”，談多個戀愛對象就是“傷風敗俗”。人們不是生活在自由中，而是活在別人的眼睛裏、別人的嘴巴裏、別人的審判裏。
翟曼霞敢於在街上穿花裙，敢於在池塘邊遊泳，敢於和男性勾肩搭背，敢於公開說“我愛誰是我自己的事”。她的這些“敢”，被多數人看作是一種挑釁——對製度的挑釁，對傳統的挑釁，對那個時代道德偽裝的挑釁。在高壓下，每一個敢於“做自己”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而翟曼霞的問題，不是她做錯了什麽，而是她“敢”——“你怎麽敢這麽活？”這是那個時代最無法容忍的問題。
在後來的判決書中，翟曼霞的“罪名”被冠以“流氓罪”。她的“罪狀”包括：同時與18名男性有“曖昧往來”；穿著暴露衣物影響“社會風氣”；多次與異性出入家庭住所，影響“鄰裏觀感”；在公共區域遊泳時“衣著不整”，損害“社會風尚”。
看看這份罪狀，我們不得不懷疑，我們看到的不是司法文書，而是一份封建家族的“家法筆記”。在那個年代，戀愛本身並非罪，但“過多地”戀愛就變成了“流氓”；穿吊帶本不是錯，但若你長得漂亮，穿得出眾，就可能是“引誘”；遊泳本是健康行為，但若你是女性，又被男性看見了，就變成了“公然挑逗”。
這種審判邏輯，是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公開剝奪，也是對自由最赤裸的羞辱。翟曼霞說：“我隻是愛美，我隻是想愛人。”可那個社會，不允許你有選擇的權力，不允許你做主自己的身體和生活。她活成了所有人不敢活的樣子，於是就成了“錯誤的活法”。
翟曼霞在刑場上大喊“我是無罪的”，可沒有人回應她。站在旁觀席上的群眾，有人低頭，有人竊笑，有人咬牙，但沒有人站出來說：“她無罪。”可以這樣說，“槍響那一刻，我們都死了”。
因為那是1983年，一場全國範圍內的“嚴打”運動如火如荼。為了塑造“鐵腕形象”，為了製造“典型案例”，無數案件被火速處理，速度比真相快，審判比證據先。所謂“打擊犯罪”，更像是一場“製造恐懼”的運動。
而像翟曼霞這樣“不合群”的人，是最好的靶子。她漂亮、張揚、敢於表達，她不是個小偷，不是個殺人犯，也不是政敵，但她是個異類。她的存在，就是一種“對秩序的挑釁”。當她倒下去的那一刻，不僅是一個女子的生命終結了，更是整個社會中對自由、對人性、對多元存在的一次精準打擊。她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代人被訓練得噤聲、順從、屈服的犧牲品。
審判她的不是法律，而是社會；槍決她的不是子彈，而是時代。可悲的是，她的死，並沒有喚醒多少人的反思。相反，許多“正義群眾”站出來，宣稱這是“罪有應得”。“交18個男朋友？活該！”“穿成那樣？不槍斃才怪！”“她死得不冤。”
“如果她活在今天，就不會被槍斃了。”是的，今天的女孩可以穿吊帶、染發、化妝、談戀愛，也不會因此上法庭。但我們真的走得那麽遠了嗎？網絡上仍有人喊“穿成這樣不是勾引？”仍有人用“綠茶”“渣女”“不檢點”來定義不合傳統的女性；仍有權力在暗處，審視你活得是否“太自由”。翟曼霞不會拉到刑場，但她仍可能被拉到輿論場，被釘在網絡恥辱柱，被社會話語審判。那不是刀槍之刑，而是話語與規訓的軟刀子。
在翟曼霞死後的40多年，我們的社會進步了很多，自由的邊界也擴張了不少，但這段曆史不該被掩埋。她不是“浪女”，不是“敗類”，她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渴望愛與美的女子，一個不願屈服於群體規則的獨立個體。她之所以成為“女流氓”，隻是因為她活得真實。她被槍決的，不是“罪行”，而是一個自由靈魂的張揚。我們回憶這段荒唐曆史，不是為了悲情，而是為了警惕：一個不允許戀愛自由、穿衣自由、思想自由的社會，離槍響並不遙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