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歲那年，我和另外兩個小夥伴在縣城烈士公園玩耍時，突然冒出了一個奇怪的念頭——爬上烈士紀念高塔。那座塔約有二十多米高，是當時縣城最高的建築。我們很快鑽進不到一米寬的塔心，兩手抓著兩邊的鐵扶手，向塔頂攀爬。不一會兒，我們便爬到了塔頂。我站在上麵，雙手抓住避雷針，大聲叫喊，然後脫下棉襖，從塔頂扔下來，肆意狂歡了幾分鍾。隨著一陣涼風吹來，我開始感到害怕，便緊緊抓住鐵扶手，膽戰心驚地開始沿塔中心往下爬。
當我爬到離地約三四米高的出口處，抱著塔邊那個很大的火炬頭準備往下滑時，才發現我的手實在太小，根本抱不住那個又大又滑的混凝土火炬頭。忽然雙手一滑，失去了控製，從塔上摔到地麵，昏迷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醒來時，周圍圍著七八個大大小小的孩子，和我一起爬塔的兩個夥伴也在旁邊。我搖了搖頭，慢慢爬了起來，頭腦一片空白，渾身無力。但令我驚異的是，我竟然沒有任何骨折或外傷，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仿佛老天在暗中庇佑我這個不懂事的頑童。
十二歲那年，我爬上一棵又高又粗的板栗樹，在二三米高處的一根粗壯樹叉上打板栗。高興之餘，我竟忘了自己還在樹上，兩手舉著竹竿想去打遠處的板栗，腳往前一伸，瞬間像塊大石頭般墜落下來。我立刻感到右臂劇烈疼痛，根本無法抬起，心中十分沮喪。才剛剛進入板栗園不久，就受了傷。母親本就不讓我去撿板栗，怕那裏對孩子來說不安全。
我還是在板栗園裏玩了大半天，回家後也沒有把手臂受傷的事告訴父母，隻是默默忍受疼痛。每天依舊照常玩耍，假裝若無其事。幾天後，一天遊完泳回家的路上，我不斷試著抬起右臂，突然“咯噠”一聲，肩關節竟奇跡般地回到了原位，手臂也隨之恢複了活動能力。
從那以後，我便開始有了輕微的恐高症，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長，這種恐高也愈發明顯。長大後，每每回想這段愚昧的往事，我都感到十分慚愧，也為那頑童般的不幸中蘊藏的小小奇跡而感慨良多。
壞事有時是好事的開始
我的中學時光是在動蕩的文革歲月中度過的——初中和高中加起來不過短短四年。這四年裏，大部分時間都被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所占據：挖防空洞、在學校種菜、下鄉勞動……各種名目的活動接連不斷，生活枯燥乏味，幾乎沒有真正的學習時間。
初中二年級時，省遊泳隊到我們縣挑選運動員。憑著在遊泳方麵的一點小天賦，我曾兩次幾乎被選入省隊。但命運再次與我開了個小玩笑——由於父親被關在五七幹校，家裏的政治背景不合格，我便與專業運動員的生涯擦肩而過。當時我滿心委屈。十幾年後，我已在大學任教，偶遇幾個當年和我一起被省遊泳隊看中的隊友，他們仍在遊泳隊、水球隊當專業運動員。其實，憑我自己的身體條件，是根本不可能達到頂尖運動水平的。這也許正是命運的安排，讓我一次又一次錯過走上專業運動員的道路。
1977年，隨著恢複高考的消息傳來，那時的我已在一家街道企業做了三年工人。最初聽說高考恢複，我因文化底子太差，毫無信心，並未打算參加。然而，臨近考試還有兩三個月時，看著身邊的朋友們紛紛投入複習，我也漸漸動了心，匆忙借來幾本中學課本，開始緊張備考。
報考那天，我正要出門，父親叫住了我，小聲叮囑道：“你的運動成績很好，報個體育專業肯定能考上。”原本我並未打算報考體育專業，但聽從了父親的建議，便填報了一所體育類院校。果然，兩個月後，我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在全縣三百多名體育考生中，我是少數幾位被錄取的人之一。
那一年，我們全縣的高考成績並不理想，僅有五十餘名學生考上本科院校。而在我那幾個好友中，我成了唯一一個走進大學校園的人。
我常常感歎，父親對我的期待與盼望，竟在二十年後夢想成真。十六七歲那年，我整日無所事事，遊手好閑，父親卻常對我說：“你要學英文，將來可以出國留學，去學計算機。”那時我隻覺得父親是在說天方夜譚——我怎麽可能出國留學呢？我們家多年來一直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常受街道幹部的擠壓，我甚至連進工廠的工作都找不到。我的姐姐16歲知青下放農村了八年後才回到城裏，到一所師範學校念書。
誰知到了三十多歲，我真的踏上了夢寐以求的留學之路；幾年後，我獲得了計算機碩士學位，之後又在這個行業裏工作了幾十年。
我由衷地感謝父親在那個關鍵時刻給予我的智慧指引。當然，他並非有什麽超凡的遠見，那些關於美國和計算機的信息，也是從《參考消息》這類小報上讀來的。但在那個七十年代的中國，能憧憬兒子將來出國、學計算機，實屬罕見。正是這些看似平凡、卻暗藏命運轉折的選擇，讓我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命運饋贈，留校與姻緣奇遇
大學畢業那年，中國各級學校普遍缺乏師資，加之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畢業生格外搶手，我們那屆一百四十多名畢業生中，隻有十人獲得留校任教的機會。那時大學畢業生的分配由學校統一安排，競爭異常激烈，許多學生的家長是軍隊或各級幹部，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和渠道。而我毫無背景，卻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功留校，這樣的結果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至今我仍感激命運的眷顧。
我27歲時仍是單身，而兒時的好友幾乎都已成家，甚至有的已為人父。我的父母見我對此毫不上心，十分著急，想方設法托朋友、找親戚為我介紹對象。後來，父親終於聯係上一位住在省城的遠房親戚，並多次囑咐我前往拜訪。正是通過這層錯綜複雜的親緣關係，我認識了親戚家一位朋友的女兒，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兩人一見如故，從相識、戀愛到結婚，一切都順利得出奇。我深深感受到“千裏姻緣一線牽”的奇妙，至今仍常常感歎。
我很喜歡《聖經》中的一句話：“賢惠的妻子是耶和華所賜。”多年後回望，我特別感謝神賜給我這樣一位賢妻。無論是我讀研究生、準備出國，還是在麵對人生低穀時，太太始終堅定地支持我、鼓勵我。可以說，她不僅是我命中注定的伴侶，更是我人生轉折中的重要助力。許多後來看似不可思議的巧遇與成就，都與她的陪伴和支持息息相關。
柳暗花明：護照換新，簽證啟航
1990年，我準備赴美留學，先後聯係了幾所學校，最終隻有一所大學向我發出了入學通知書。隨後，我前往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申請簽證，卻連續兩次被拒，令我倍感失望與迷茫。就在此時，我的係主任邀請了美國一所大學的Dr. Anderson夫婦來校訪問，目的是為其兒子安排留學事宜。恰巧，我的一位老同學正是Dr. Anderson的博士生。借著這次訪問的機會，我主動上前自我介紹，並與他們愉快地交談。當天晚上，我還專程前往他們下榻的賓館拜訪。由於係主任和他的兒子都不會講英語，這讓我獲得了許多與安德森博士夫婦直接接觸的機會。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多次陪同他們參觀當地景點，還邀請他們到我家做客。Dr. Anderson對我印象極好，表示願意為我安排一個助理研究員的職位。他回國後，很快寄來了新的入學通知書，並提供了半額獎學金。對於當時幾近破滅的美國夢而言，這無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然而，當我第三次前往北京申請簽證時，仍因資金不足、缺乏經濟擔保而再次被拒。得知這一情況後，Dr. Anderson再次為我寄來更新後的錄取通知，並慷慨提供了全額獎學金，終於為我打開了通往美國留學的大門。
北京接連三次拒簽，讓我感覺赴美簽證仿佛走入了死胡同。我一度無計可施，幾乎要放棄“美國夢”。正當我陷入絕望之際，太太給出了一個建議：由於我的護照上已有三次拒簽的不良記錄，不如換一本新護照，再去廣州申請簽證。畢竟，當時廣州的美國簽證處成功率相對更高。
然而，換護照哪有那麽容易？當初辦理護照時就花了三四個月，蓋了差不多二十個公章。市公安局戶政科的科長明確表示，必須由原單位出具證明，才能重新辦理。我們前後折騰了三個多月，還找了兩位在省政府工作的熟人幫忙，結果卻仍是“沒門”。眼看美國大學春季開學的日期悄然臨近，我的心情陷入前所未有的低穀。
就在這時，某天太太下班路上，恰巧遇到了多年未見的老同事——曾任公司電工的老高。多年未見，閑聊中自然少不了問長問短。不知怎麽地，太太提到了我們為換護照所遇到的困難。老高立刻表示可以幫忙找關係解決。當晚，我和太太便帶了些禮物前去拜訪老高。原來，老高曾是省羽毛球隊的運動員，他多年的好朋友正好是長沙市護政科科長的兒子。
第二天，老高就帶著我的老護照去見了這位朋友。不到一個星期，新護照便順利辦下來了。更巧的是，幫我辦理護照的這位女科長，正是我過去幾次辦證時打過交道的那位女士。真是朋友幫忙辦事，好商量。
緊接著的第二周，我帶著這本嶄新的護照，加上一張由太太親戚協助辦理的廣州企業工作證，奔赴廣州美國簽證處申請簽證。那天，整個過程出奇地順利。我正好遇到了一位口碑極佳的大胡子簽證官，他隻簡單地問了一句：“你準備什麽時候去美國？”我答：“十二月底以前。”兩天後，我就收到了夢寐以求的美國簽證。
我的美國夢，終於在堅持與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巧遇中，悄然開啟了人生嶄新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