頗有諷刺意義的一個現象是，歐洲許多國家視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為一次重大的、幾乎是世界末日般的轉變，認為他可能會破壞聯盟並顛覆經濟關係（下圖 FINANCIAL REVIEW/TikTok）。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等美國的對手則認為，川普新政府對他們推進反西方議程是難得的一次機會。但亞洲從北部的日本和韓國，到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東南亞，以及南部的印度次大陸，各國對川普的2.0政府好像反應平平，完全沒有歐洲國家內的強烈情緒。這些亞洲國家不大擔憂川普的專製傾向和對自由國際主義理想的蔑視，因為該地區一直以共同利益而非共同價值觀為基礎與華盛頓建立關係。這種方法與川普的交易性外交政策不謀而合，因為它涉及平衡互利，而不是維持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事實上，當亞洲國家談論“基於規則的秩序”時，這個詞的含義往往與西方（歐洲和北美）國家的理解截然不同。
對於許多亞洲國家來說，川普的“美國優先”方針與華盛頓50多年來對亞洲大部分地區采取的戰略如出一轍（下圖 AP/facebook）。1969年，當他試圖讓美國脫離越南這場無法取勝的戰爭時，尼克鬆公布了一項針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夥伴和朋友的新戰略。“除了大國使用核武器的威脅外，”尼克鬆在當年夏天宣布後來被稱為尼克鬆主義的政策時說，“美國將鼓勵並有權期待 [軍事防禦] 由亞洲國家自己處理並承擔責任。”在尼克鬆看來，越南戰爭是美國政策的一個警示教訓。華盛頓不需要在地麵部署軍隊，因而不會陷入其他亞洲泥潭，但美國會作為維持亞洲穩定的離岸平衡者。美國將提供延伸威懾的核保護傘，以及以日本和關島的空軍和海軍基地為中心的軍事存確保自己離岸平衡者的角色。但該地區（韓國除外）再也不能指望華盛頓像在越南那樣直接幹預，各國需要自行負責本國的安全保障。
因此，已經以這種方式與美國打過交道的亞洲地區更容易接受川普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離岸平衡與赤裸裸的交易主義之間並無質的區別，僅在度上不同而已。的確，川普不大會與盟友協商，難以預測，在提供援助方麵非常謹慎，並要求盟友和夥伴為美國的保護支付更多費用（下圖 THE GOSHEN NEWS/Instagram），但結果可能不會有太大不同。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國對於維持穩定都至關重要。因此，大多數亞洲國家將接受川普2.0政府的做法 - 他們對川普之前的美國並不完全信任，也沒有覺得川普1.0政府一無是處。
這位總統在朝鮮核威脅與金正恩的互動一事，讓東亞和東南亞的領導人沒有理由擔心川普2.0。美國對該地區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經到位，其中一些（對華政策）得到了兩黨的大力支持，因為拜登政府延續並擴大了川普2.0政府在處理中國大陸等優先問題上的做法。這些領域的任何新政策都不太可能是根本性的方向轉變。當然，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可能造成破壞，這並不意味著川普2.0政府不會對該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或不會引起擔憂。尤其值得本地區國家密切關注的主要有三個問題：台灣、關稅和地區領導地位。
台灣難題
拜登打破了美國數十年來的“戰略模糊”政策，四度表示美國將保衛台灣免受中國大陸侵略。川普不會重複這樣的言論。在2024年的競選中，他對台灣的評論表明，這符合他對盟友和貿易的總體看法：他說台灣離美國很遠，難以保衛，應該為美國的保護付出更多，他還指責台北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下圖 Asia Times）。危險在於，他可能會把台灣看作與中國大陸更大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川普肯定會想利用關稅和貿易戰的威脅作為籌碼，與北京達成貿易協議。這可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但如果他以台灣為交換條件進行任何可能的協議，將貿易和安全混為一談，危險和不確定性將成倍增加。
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韓國都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采取了強烈而明確的原則立場，但該地區的其餘國家大多都持矛盾態度。東南亞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尤其認為，華盛頓對俄羅斯的譴責是雙重標準，他們指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加沙和黎巴嫩發動或支持的戰爭以及其他傷害伊斯蘭民族的衝突。因此，許多亞洲國家更願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而非價值觀來尋求站位。如果這種平衡符合本國利益，這些國家將盡其所能維持與美國的關係，而川普對台灣和烏克蘭的態度仍是次要考慮因素。正是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傳統上不結盟的國家多半會向華盛頓靠攏。實際上這一趨勢在川普1.0政府就已出現，並在拜登執政期間進一步發展。這對中國大陸顯然不利。
亞洲需要領袖
對於許多亞洲國家來說，貿易政策可能是川普回歸中最令人擔憂的因素。川普曾誇口說“關稅”是他最喜歡的詞，並確實在2月2日那天決定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新征25%的關稅，後隻是在加、墨兩國服軟的條件下，暫緩30天。但他的確實施了對中國大陸的10% (+10%)新征關稅（下圖 NEW YORK POST）。以此看來，川普政府很可能還會對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等對美國有重大貿易順差的其他國家征收關稅。
川普發起的新貿易戰使大陸的經濟放緩雪上加霜，並可能會造成惡性循環。地方政府背負的巨額債務，以及泡沫破裂的房地產行業削弱了消費者信心，讓大陸國內需求一蹶不振。為推動經濟增長，北京依靠國家主導的投資，幫助中國公司向國內外市場大量投放廉價電動汽車和電池。這加劇了與西方的貿易緊張局勢，並增加了征收更多關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可能性。而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實施嚴厲關稅製度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消費者信心，並讓大陸企業更加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如果這一循環導致中國經濟陷入長期放緩，北京的應對方式將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經濟產生影響。
即便兩國的競爭日趨激烈，中美相互的核威懾使得它們的摩擦極不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但幾乎沒有人相信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係在川普執政期間會有明顯緩和。在美中日益緊張的局勢中，很少有亞洲國家政府會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它們多半會更相互緊密地合作，以對衝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和川普回歸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是：誰將有效地領導該地區？川普於2017年決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對美國的盟友和朋友產生了衝擊，至今仍在亞洲產生影響。但在沒有華盛頓參與的情況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率TPP成員國組建了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使該地區迅速適應了美國退出帶來的衝擊。而安倍與川普建立的密切私人關係，可能也有助於軟化美國總統在第一任期內對日本和其他美國東亞夥伴的態度。
然而，如今美國最重要的三個盟友 - 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 - 的領導人在政治上都很軟弱。新任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托希望印尼的外交政策更加積極，但他尚未在地區或國際上確立自己的地位。當普拉博沃在11月大選後訪問美國時，他與川普通了電話。“無論您身在何處，我都願意親自飛往向您表示祝賀，先生，”普拉博沃滔滔不絕地說。川普對這種順從的表現做出了積極回應，但沒有舉行會談。該地區顯然需要有人像已故的安倍一樣站出來領導，但目前還沒有明顯的候選人。
美國永遠第一
亞洲與華盛頓的長期經曆表明，川普的外交政策並非標新立異。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往往更傾向於向內發展，而非向外發展。川普不願讓美國參與對外事務，這其實是自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的告別演說中警告不要建立永久聯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中一直存在的一種思維方式（下圖 Instagram）。二戰前，美國隻是偶爾和短暫地參與對外事務。直到1941年珍珠港對美國本土的直接襲擊，華盛頓才被迫麵對歐洲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威脅。二戰後，蘇聯帶來的生存威脅導致美國卷入冷戰。1941年至1991年蘇聯解體之間的50年是美國曆史上持續對外參與時間最長的時期。
因此，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們不應該指望所謂的共同價值觀，而應該將川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視為美國回歸自然地位。西方國家應該效仿亞洲國家，學會在與華盛頓打交道時，不要把華盛頓視作一個幾乎無條件保衛它們的超級大國。美國是一個離岸平衡者，會明智地使用其力量，首先推進美國的利益。
參考資料
Kausikan， B. (2025). Who’s afraid of America first? FOREIGN AFFAIRS. 鏈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os-afraid-america-first-bilahari-kausikan-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