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爾德·J·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國著名的曆史學家、社會政治學家。1908年在牛津大學接受正規的古典教育，致力於研究古代希臘、羅馬史，曾前往古希臘廢墟作徒步旅行，考察這些古老的文化遺跡與現時代的關係。大學畢業後，在貝爾奧學院任古代史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曾就職於英國外交部情報部。1919年，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巴黎和會。1924年擔任倫敦大學教授，講授希臘史、文學史、世界通史以及國際關係史。1925年任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部長。1937年榮獲英國科學院研究員稱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任英國外交部調查部長，參加過多次重要的談判。1955年他獲得牛津大學和伯明翰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以功勳教授名銜退休，1975年病逝。湯因比一生著作頗多，主要有：《民族與戰爭》（1915）、《希臘的曆史思想》（1924）、《曆史研究》12卷（1934—1961）、《經受考驗的文明》（1948）、《世界與西方文明》（1953）、《一個曆史學家的宗教觀》（1954）、《居世界之半》（1973）、《展望二十一世紀》（與池田大作對話錄，1974）等。
第一節 知識分子與政治
湯因比認為，知識分子對政治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是脫離所處時代和環境，埋頭於純學術研究，致力於去探討所謂“普遍性的永恒性的”問題。例如，柏拉圖對故國雅典不太抱精神上的親密感；歌德對祖國德國同拿破侖的交鋒，從政治上、心情上都不怎麽關心。二是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環境的問題表現出非常熱切的關心。例如，馬克思注重於使自己的思想轉化為進行政治活動的計劃；列寧則進一步將理論應用於實踐，掌握了俄國的統治權，並為共產革命而行使這一權力。
在湯因比看來，知識分子既不能完全超脫現實問題，完全割斷與自己生活的時代和環境中的各種問題的聯係；同時，也不應當完全陷於政治。他讚成采取一種“中庸之道”的態度，認為蘇格拉底可謂這方麵的楷模。蘇格拉底與雅典政治生活保持著某種聯係。他平時主要關心普遍性的永恒性的問題，而不介入爭論不休的政治，但是，一旦他認為有必要采取某種政治手段——即使一般是不為人們歡迎的——他就認定這樣做是市民的一項義務而毫不遲疑地實行。例如，他曾在一次雅典議會上公然投反對票，反對一項在一般市民間很得民心而道義上卻極惡劣的提案。所以，湯因比讚賞道：“蘇格拉底既不刻意參與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這種實踐表明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應取的正確態度。”?[1]
在具體“介入”過程中，湯因比強調必須采取“於心公正的立場”。他認為，那種“不帶感情”、“不偏向一黨一派”、“公正無私”的介入，在有些情況下是辦不到的。例如，關於希特勒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問題，如果像預報天氣一樣，不帶任何感情地報道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就不可能正確地記載這一屠殺問題，就等於無視道義而默認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所以他說：“概括地來說，我的結論是：當論述人類現象時，完全拋開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往往牽涉到道義問題。事實原本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拋開道義上的判斷來記錄事件，這是不可能的。能完全科學地記述的，隻限於沒有人介入的事實和現象。”?[2]
第二節 能力主義體製
在選擇合適的政治體製問題上，湯因比分析了以下三種政體形式：
1.獨裁製。湯因比認為，長久的獨裁製，比起不可救藥的無政府狀態固然要好些，但毫無疑義，獨裁製仍然是一種災難性的政治體製，不過，出於兩種性質不同的理由，人們往往容忍甚至歡迎或要求獨裁製。其一是心理上的經常性的，再一個是環境上的偶然性的。心理上經常性的理由是，獨裁製能夠把一切個人從必須作出決定性的選擇這種痛苦中解放出來；環境上偶然性的理由則是就發生物理的或者社會的異乎尋常的情況等因素而言的。例如，在危機情況下，麵臨危機的人委身於一個人的指揮，往往要比分散地各自去處理共同的危機更容易些。坐飛機、乘輪船或跟駱駝商隊旅行，如果不服從指揮，那是相當危險的。同樣，在社會的非常事態中，人們會認為與其讓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不如委身於獨裁政權，這樣做危害可能要小些。
2.民主製。湯因比肯定，民主製是人們迄今所想到的弊病最少的政體；但又指出，民主主義也存在著一些缺點，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議會民主主義的體製下，人們容易主要盡忠於占劣勢的集團而不是主要盡忠於占優勢的集團。就是說，政黨的利益往往優先於國家的利益，而國家的利益又往往優先於全人類的利益。
第二，無論在直接製民主主義，還是代表製民主主義下，為了服從所屬政黨的路線，往往要對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壓力；這樣，政治家與其說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說他們往往更注意自己的當選或連任。一些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可以隨時拋棄自己的良心；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為了政治上的策略，自己認為不正確的政策，也常常要裝出支持的樣子。
第三，民主製往往會產生出那種一生以政治為職業，具有專門說服選民而取得權力、登上政權寶座的伎倆的政客。這些政客雖然通過選舉產生，但選民實際上並不信任他們，認為這些人缺乏誠意，是不夠格的；不過又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更值得尊敬的統治者。對政客所廣泛產生的幻滅感，往往進而導致對民主政體本身的不信任，從而使民主主義陷於危難。
第四，民主主義要求公民對自己管理社會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任感，但由於兩種原因，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技術技能範圍的擴大和由此而來的產量的增加，人們感到，周圍的環境使自己越來越渺小了。人為的物質環境，發展到使人窒息的程度，從而導致人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能成為有成效地對社會負責的一員；而如果他們不相信自己參加公務會產生效果的話，他們也就不會積極努力去參加了。
第五，民主主義還潛藏著墮落成為愚民政治的危險。例如，雅典民主製的黃金時代，權力已經根據憲法掌握在民眾手裏，可是實際上他們還是甘願接受貴族階級的領導的。當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而使雅典民主製失去威信時，富裕階級便借此機會建立了暴力的政權。
3.能力主義體製。基於上述考慮，湯因比提出：“我想最好的行政體是meritocracy（能力主義體製）。”?[3]這種體製的基本特征：把消極權限盡量交給大多數人，就是說，不給大多數人管理政治的“積極權限”，隻使他們在與自身有決定性利害關係的問題上，行使否決權，這樣來控製所謂政治的“消極權限”；真正的權力主體由最公正、最有效地嚴格選出來的人所組成。
湯因比提出，這種行政的能力主義體製，在人選上不采取一般群眾選舉的辦法。他的設想是：在行政體中，最好是一部分人靠相互選舉，另一部分人靠指定，並且被指定的人應該是由在社會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同時在政治上經濟上又有無黨派色彩的團體所指定的人。
不過，湯因比也承認，在能力主義體製下，由於領導層有脫離群眾或者還想繼續掌權的潛在願望，實際上很可能忽視群眾的利益。“能力主義的政治也有其相應的弱點，這同在道義上和知識上沒?有經過千錘百煉的選民中推行民主主義，是同樣危險的。”?[4]
湯因比的“能力主義”，對人民群眾的參政能力，對他們在政治過程中的主動性和積極作用持懷疑態度，而寄期望於合格的、高明的統治者。他雖然提到，能夠讓盡量多的公民參加立憲政體，是人們爭取的政治目標；但又指出，今天的世界，特別迫切地需要從政治上、社會上進行根本改革，而用立憲的方法是否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值得懷疑。
湯因比強調民主製下對領導者的能力要求。他認為，在非民主的國家，領導人是靠行使武力、蠱惑群眾來實行統治的，他們對所統治的國民或施以壓力，或煽起反理性的感情使之服從。相反，民主政體領導人，必須使自己主張的政策讓公民感到合情合理、心悅誠服，從而取得他們的合作，而且這種理性的對話，要充滿冷靜的感情。他說：“民主領袖必須在兩條困難的道路中間巧妙地穿行，而且他們在中間巧妙行動的餘地特別窄小。一條路是，當他判斷選民的要求和希望是錯誤時，還想去迎合他們的願望。如果他屈服於這種心理上的誘惑，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作為領導本身的職責，背叛了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信賴。與此相反，另一條路是，對於某一政策，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如果坦率地提出就要被拒絕，結果就采取欺騙手段使選民投讚成票。這也是背叛了寄托在領袖身上的信賴。並且這種欺騙早晚要被揭穿，那時他終究要失去群眾的信賴，而使信譽喪失殆盡。”?[5]所以，對於民主領袖來說，不僅需要具有不用壓製和蠱惑就能使國民服從的明確的倫理與知識特長，還需要具有高尚的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
正是由於上述情況，湯因比認為，當一個民主領袖要比當獨裁者來得困難；真正合格的民主領袖很難發現，即便發現了，作為本人來說，由於領導本國人民很困難，也不見得接受這種勞而無功的工作。在他心目中，羅斯福、丘吉爾可算是現代民主領袖中的佼佼者。
湯因比強調領導者的作用，將領導者的合格與否視為民主政體能否完美地發揮其機能的重要因素，並就領導者的條件提出了具體設想，特別要求民主領袖既不能為迎合民眾而欺騙自己，也不能為貫徹自己的理念而欺騙民眾。這些觀點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對政治主體作分析時，湯因比注重於發掘、探索特定對象的政治心理因素，這種嚐試頗給人啟示。不過，在對待人民群眾政治作用的問題上，湯因比明顯地表現出漠視態度，主張隻能給予他們管理政治的“消極權限”。這反映了他在政治立場方麵的資產階級保守主義傾向。
第三節 權力弊病
在肯定“能力主義體製”為最好政體形式的同時，湯因比提到了能力主義所固有的弱點。他通過引述阿克頓男爵的名言“所有權力都要腐敗，絕對權力要絕對腐敗”，確認權力對能力主義領導層也有腐蝕傾向，這就是“權力弊病”問題。
所謂“權力的弊病”，根據日本知名學者池田大作的說法，意指“權力”具有一種本質，會強化當權者的驕傲自大、貪圖名利，使其墮落，而權力的行使又隱藏著對人權的侵犯，有時會有剝奪人的生存這一特性的危險。早在18世紀，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對“權力弊病”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明確提出，根據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喜歡濫用權力，他們使用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些思想構成他“三權分立”學說的理論基礎。
湯因比首先肯定權力存在的必然性。因為人是社會動物，權力是從社會關係中自行產生的，所以，由一個人或一個以上的人們掌握行使權力，這在社會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隨後，他指出了權力的雙向作用：它既可以服從於好的目的，也有為壞的目的服務的可能。
那麽，“權力弊病”產生並得以存在的根源是什麽呢？湯因比認為，這同權力主客體雙方都有關係。首先，對於權力主體即當權者來說，由於所有生物本來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貪婪的，“所以掌握權力的人會陷於一種很強的誘惑，即便犧牲被統治群眾的利益，也要為個人私利而亂用權力”?[6]。在民主製度下，有些民主領袖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一味迎合選民的願望，而不能合理、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其次，權力的犧牲者們有時之所以會默認不正當的行使權力，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的頭等大事就是防止使其成員陷於不能生存的混亂崩潰狀態，出現不正當的權力行使總比社會崩潰要好些。因此作為社會成員，他們采取了寧願付出任憑當權者為所欲為的代價也要讓社會免遭崩潰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掌權者濫用權力的傾向。
既然“權力弊病”的根源在於人性原來就有的一種傾向，因此，湯因比指出，“解決這一問題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個人行為上要使利己主義即貪欲，服從利他主義即愛。換句話說，自我克製才是個人以至全人類走向幸福的唯一大道”?[7]。其實，權力，作為一種人支配他人意誌的能力，在不同的社會製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功能和表現形式，它的消極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著社會政治製度的製約。
第四節 “世界政府”論
湯因比指出，國家主義——對地方民族國家集團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脫離基督教時代後的主要宗教。在今日世界，約有一百四十個正式的主權國家，每個國家都被奉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聖權力。但是，由於某些方麵的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地方民族國家的崇拜思想減退了。第一，科學技術的進步，導致無論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活動的規模都在顯著地擴大。如果要開展哪怕有一點意義的活動，唯一有效的規模隻有全球的規模。這就意味著地方民族國家，作為原先最適合於人們各種活動的單位，今天已成為極不方便的東西了。一百多個主權國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權威性的國際政策，從而給世界技術和經濟的交流與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障礙。第二，以經濟為目的的一些民間組織——營利的企業團體和工會——已經比各國政府機關還強大，因此對其成員來說，這種組織比政治上的公民權還重要。各國政府對跨國營利企業團體已無力對抗。工會雖然還沒有越出國界，但各國政府同其中的一些組織已不能抗衡。第三，戰爭中的技術進步，投入戰爭的整個社會剩餘生產的增大，使每次戰爭都比前次戰爭增大了破壞力。戰爭的結果，往往是對交戰雙方都帶來災難；尤其在核戰爭中，勝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戰爭製度隻要沒有被新的製度即世界政府所代替，是不會杜絕的。即使在核能時代，隻要現在的一百四十幾個地方國家不從屬於統一的世界政府，戰爭的可能性還會繼續存在。“越深入進行這樣的考察，越使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種認識，……不能讓現在的約一百四十個地方國家永遠作為一個有權發動戰爭、有權最終決定各種民事的政治單位保留下去，而且也不可能保留下去。”?[8]為此，湯因比呼籲：必須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將各個地方國家的行政權限逐漸地轉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而且，“在科學技術可能而且已經能夠對於交通運輸提供許多便利的程度而言，世界政府已經是一個很實際的建議”?[9]。
那麽，聯合國組織能否發展成為世界政府呢？湯因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雖然已經證明聯合國並不像它的批評者有時所說的那樣無用，但是，“聯合國顯然不能變為一個世界政府的胚胎”?[10]。從表麵上看，參加聯合國的各主權國家都有一票，實際上，五大國所擁有的否決權，使各國平等成為徒有其名。所以，“聯合國組織似乎未必能成為一種製度的核心，從中會產生一種終不可少的世界政府”?[11]。
湯因比所構想的世界政府具有兩個明顯特征：
其一，一方麵，各個地方國家除武裝警察應作為例外而允許存在，用以維持各國國內的秩序和法製外，均應放棄一切軍備和軍隊；另一方麵，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部隊，由世界政府自己直接召募，它需要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以便能夠在發生不正當活動、糾紛和暴動，嚴重幹擾世界和平，或嚴重損害個人的或集體的人權的地區，根據公正的條件恢複和平。
在世界政府的軍備建設中，湯因比堅決反對製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他提出：“我們無需等待世界政府的建立，我們要對現有的各地方主權政府，對各國人民加強工作，促使至少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地方政府全部銷毀核武器，並促使他們保證今後不再搞核武器。我想強調一下，將來的世界政府自己必須拒絕儲存核武器，並把賦予自己的拒絕權作為世界政府憲法的基本條款。”?[12]
其二，世界政府的權威必須建立在各地方國家平等地參與世界政府的各項決策的基礎上。“這種世界政府的形態對中小國家必須保證真正的平等。對這個世界政府的各種政策，所有國家都要享有發言權。”?[13]
在建立世界政府的具體途徑和方式等問題上，湯因比的設想是：
第一，實現世界的統一。建立世界政府，隻能通過和平的方式。武力統一世界的嚐試，隻能是自取滅亡，達不到統一的目的。在戰鬥方式上，處於一個極端的遊擊隊和另一個極端的核戰爭，已使武力統一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建立世界政府必須實現政治觀念的更新，也就是說，需要人們放棄那種對自己國家宗教般的獻身精神，麵向世界，樹立熱愛全人類的新觀念。“我們要把最大的忠誠獻給人類，而不獻給我們所屬的地方國家和統治著這個國家的體製”，“我希望國家的神聖地位要否定，而恢複純粹大自然的唯一神聖地位”。?[14]
第三，為實現世界統一，需要有一個把世界各民族結成一體的新的世界宗教，以作為大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紐帶。湯因比通過總結希臘曆史，對當今世界自發進行政治統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觀。但他認為，若能通過宗教方麵的革命，促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劇地、廣泛地發生變化，則實現政治統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估計將來在全球規模進行人類自發統一中，總要有一個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廣，由此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的。”?[15]
第四，建立世界政府，還需要有能勝任的世界政治家。湯因比通過對中國曆史上實現大統一的經驗的總結，認為漢高祖劉邦是一位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並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統一中國這項事業的傑出政治家。“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幹練才能。”?[16]
湯因比從對今後國際社會麵臨的各種挑戰的預測出發，提出了建立未來世界政府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令人鼓舞，值得當今社會政治學家重視。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他就聯合國章程中某些條款，對大國擴軍備戰的事實作了批評，並明確表示對生產、儲存、使用核武器持反對態度。這一切，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湯因比回避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製度這一事實，將世界政府的降臨寄之於人們觀念的更新、合格的世界政治家、一個新的世界宗教等，並一味強調通過和平方式來達到既定目標。這種完全否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具有明顯改良主義色彩的設想，在現實生活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第一節 知識分子與政治
湯因比認為，知識分子對政治可以采取兩種不同的態度。一是脫離所處時代和環境，埋頭於純學術研究，致力於去探討所謂“普遍性的永恒性的”問題。例如，柏拉圖對故國雅典不太抱精神上的親密感；歌德對祖國德國同拿破侖的交鋒，從政治上、心情上都不怎麽關心。二是對於自己所處的時代、環境的問題表現出非常熱切的關心。例如，馬克思注重於使自己的思想轉化為進行政治活動的計劃；列寧則進一步將理論應用於實踐，掌握了俄國的統治權，並為共產革命而行使這一權力。
在湯因比看來，知識分子既不能完全超脫現實問題，完全割斷與自己生活的時代和環境中的各種問題的聯係；同時，也不應當完全陷於政治。他讚成采取一種“中庸之道”的態度，認為蘇格拉底可謂這方麵的楷模。蘇格拉底與雅典政治生活保持著某種聯係。他平時主要關心普遍性的永恒性的問題，而不介入爭論不休的政治，但是，一旦他認為有必要采取某種政治手段——即使一般是不為人們歡迎的——他就認定這樣做是市民的一項義務而毫不遲疑地實行。例如，他曾在一次雅典議會上公然投反對票，反對一項在一般市民間很得民心而道義上卻極惡劣的提案。所以，湯因比讚賞道：“蘇格拉底既不刻意參與政治，也不回避。我想他的這種實踐表明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應取的正確態度。”?[1]
在具體“介入”過程中，湯因比強調必須采取“於心公正的立場”。他認為，那種“不帶感情”、“不偏向一黨一派”、“公正無私”的介入，在有些情況下是辦不到的。例如，關於希特勒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問題，如果像預報天氣一樣，不帶任何感情地報道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就不可能正確地記載這一屠殺問題，就等於無視道義而默認了對猶太人的屠殺。所以他說：“概括地來說，我的結論是：當論述人類現象時，完全拋開感情，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往往牽涉到道義問題。事實原本如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拋開道義上的判斷來記錄事件，這是不可能的。能完全科學地記述的，隻限於沒有人介入的事實和現象。”?[2]
第二節 能力主義體製
在選擇合適的政治體製問題上，湯因比分析了以下三種政體形式：
1.獨裁製。湯因比認為，長久的獨裁製，比起不可救藥的無政府狀態固然要好些，但毫無疑義，獨裁製仍然是一種災難性的政治體製，不過，出於兩種性質不同的理由，人們往往容忍甚至歡迎或要求獨裁製。其一是心理上的經常性的，再一個是環境上的偶然性的。心理上經常性的理由是，獨裁製能夠把一切個人從必須作出決定性的選擇這種痛苦中解放出來；環境上偶然性的理由則是就發生物理的或者社會的異乎尋常的情況等因素而言的。例如，在危機情況下，麵臨危機的人委身於一個人的指揮，往往要比分散地各自去處理共同的危機更容易些。坐飛機、乘輪船或跟駱駝商隊旅行，如果不服從指揮，那是相當危險的。同樣，在社會的非常事態中，人們會認為與其讓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不如委身於獨裁政權，這樣做危害可能要小些。
2.民主製。湯因比肯定，民主製是人們迄今所想到的弊病最少的政體；但又指出，民主主義也存在著一些缺點，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議會民主主義的體製下，人們容易主要盡忠於占劣勢的集團而不是主要盡忠於占優勢的集團。就是說，政黨的利益往往優先於國家的利益，而國家的利益又往往優先於全人類的利益。
第二，無論在直接製民主主義，還是代表製民主主義下，為了服從所屬政黨的路線，往往要對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壓力；這樣，政治家與其說注意真正的公益，不如說他們往往更注意自己的當選或連任。一些人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可以隨時拋棄自己的良心；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說，為了政治上的策略，自己認為不正確的政策，也常常要裝出支持的樣子。
第三，民主製往往會產生出那種一生以政治為職業，具有專門說服選民而取得權力、登上政權寶座的伎倆的政客。這些政客雖然通過選舉產生，但選民實際上並不信任他們，認為這些人缺乏誠意，是不夠格的；不過又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更值得尊敬的統治者。對政客所廣泛產生的幻滅感，往往進而導致對民主政體本身的不信任，從而使民主主義陷於危難。
第四，民主主義要求公民對自己管理社會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任感，但由於兩種原因，一是人口爆炸，二是技術技能範圍的擴大和由此而來的產量的增加，人們感到，周圍的環境使自己越來越渺小了。人為的物質環境，發展到使人窒息的程度，從而導致人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感到自己不能成為有成效地對社會負責的一員；而如果他們不相信自己參加公務會產生效果的話，他們也就不會積極努力去參加了。
第五，民主主義還潛藏著墮落成為愚民政治的危險。例如，雅典民主製的黃金時代，權力已經根據憲法掌握在民眾手裏，可是實際上他們還是甘願接受貴族階級的領導的。當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而使雅典民主製失去威信時，富裕階級便借此機會建立了暴力的政權。
3.能力主義體製。基於上述考慮，湯因比提出：“我想最好的行政體是meritocracy（能力主義體製）。”?[3]這種體製的基本特征：把消極權限盡量交給大多數人，就是說，不給大多數人管理政治的“積極權限”，隻使他們在與自身有決定性利害關係的問題上，行使否決權，這樣來控製所謂政治的“消極權限”；真正的權力主體由最公正、最有效地嚴格選出來的人所組成。
湯因比提出，這種行政的能力主義體製，在人選上不采取一般群眾選舉的辦法。他的設想是：在行政體中，最好是一部分人靠相互選舉，另一部分人靠指定，並且被指定的人應該是由在社會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同時在政治上經濟上又有無黨派色彩的團體所指定的人。
不過，湯因比也承認，在能力主義體製下，由於領導層有脫離群眾或者還想繼續掌權的潛在願望，實際上很可能忽視群眾的利益。“能力主義的政治也有其相應的弱點，這同在道義上和知識上沒?有經過千錘百煉的選民中推行民主主義，是同樣危險的。”?[4]
湯因比的“能力主義”，對人民群眾的參政能力，對他們在政治過程中的主動性和積極作用持懷疑態度，而寄期望於合格的、高明的統治者。他雖然提到，能夠讓盡量多的公民參加立憲政體，是人們爭取的政治目標；但又指出，今天的世界，特別迫切地需要從政治上、社會上進行根本改革，而用立憲的方法是否能夠完成這項工作值得懷疑。
湯因比強調民主製下對領導者的能力要求。他認為，在非民主的國家，領導人是靠行使武力、蠱惑群眾來實行統治的，他們對所統治的國民或施以壓力，或煽起反理性的感情使之服從。相反，民主政體領導人，必須使自己主張的政策讓公民感到合情合理、心悅誠服，從而取得他們的合作，而且這種理性的對話，要充滿冷靜的感情。他說：“民主領袖必須在兩條困難的道路中間巧妙地穿行，而且他們在中間巧妙行動的餘地特別窄小。一條路是，當他判斷選民的要求和希望是錯誤時，還想去迎合他們的願望。如果他屈服於這種心理上的誘惑，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作為領導本身的職責，背叛了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信賴。與此相反，另一條路是，對於某一政策，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但如果坦率地提出就要被拒絕，結果就采取欺騙手段使選民投讚成票。這也是背叛了寄托在領袖身上的信賴。並且這種欺騙早晚要被揭穿，那時他終究要失去群眾的信賴，而使信譽喪失殆盡。”?[5]所以，對於民主領袖來說，不僅需要具有不用壓製和蠱惑就能使國民服從的明確的倫理與知識特長，還需要具有高尚的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
正是由於上述情況，湯因比認為，當一個民主領袖要比當獨裁者來得困難；真正合格的民主領袖很難發現，即便發現了，作為本人來說，由於領導本國人民很困難，也不見得接受這種勞而無功的工作。在他心目中，羅斯福、丘吉爾可算是現代民主領袖中的佼佼者。
湯因比強調領導者的作用，將領導者的合格與否視為民主政體能否完美地發揮其機能的重要因素，並就領導者的條件提出了具體設想，特別要求民主領袖既不能為迎合民眾而欺騙自己，也不能為貫徹自己的理念而欺騙民眾。這些觀點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對政治主體作分析時，湯因比注重於發掘、探索特定對象的政治心理因素，這種嚐試頗給人啟示。不過，在對待人民群眾政治作用的問題上，湯因比明顯地表現出漠視態度，主張隻能給予他們管理政治的“消極權限”。這反映了他在政治立場方麵的資產階級保守主義傾向。
第三節 權力弊病
在肯定“能力主義體製”為最好政體形式的同時，湯因比提到了能力主義所固有的弱點。他通過引述阿克頓男爵的名言“所有權力都要腐敗，絕對權力要絕對腐敗”，確認權力對能力主義領導層也有腐蝕傾向，這就是“權力弊病”問題。
所謂“權力的弊病”，根據日本知名學者池田大作的說法，意指“權力”具有一種本質，會強化當權者的驕傲自大、貪圖名利，使其墮落，而權力的行使又隱藏著對人權的侵犯，有時會有剝奪人的生存這一特性的危險。早在18世紀，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對“權力弊病”問題作了具體分析。他明確提出，根據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喜歡濫用權力，他們使用權力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這些思想構成他“三權分立”學說的理論基礎。
湯因比首先肯定權力存在的必然性。因為人是社會動物，權力是從社會關係中自行產生的，所以，由一個人或一個以上的人們掌握行使權力，這在社會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隨後，他指出了權力的雙向作用：它既可以服從於好的目的，也有為壞的目的服務的可能。
那麽，“權力弊病”產生並得以存在的根源是什麽呢？湯因比認為，這同權力主客體雙方都有關係。首先，對於權力主體即當權者來說，由於所有生物本來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貪婪的，“所以掌握權力的人會陷於一種很強的誘惑，即便犧牲被統治群眾的利益，也要為個人私利而亂用權力”?[6]。在民主製度下，有些民主領袖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一味迎合選民的願望，而不能合理、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其次，權力的犧牲者們有時之所以會默認不正當的行使權力，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社會的頭等大事就是防止使其成員陷於不能生存的混亂崩潰狀態，出現不正當的權力行使總比社會崩潰要好些。因此作為社會成員，他們采取了寧願付出任憑當權者為所欲為的代價也要讓社會免遭崩潰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掌權者濫用權力的傾向。
既然“權力弊病”的根源在於人性原來就有的一種傾向，因此，湯因比指出，“解決這一問題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在個人行為上要使利己主義即貪欲，服從利他主義即愛。換句話說，自我克製才是個人以至全人類走向幸福的唯一大道”?[7]。其實，權力，作為一種人支配他人意誌的能力，在不同的社會製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質、功能和表現形式，它的消極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著社會政治製度的製約。
第四節 “世界政府”論
湯因比指出，國家主義——對地方民族國家集團力量的崇拜——是西方脫離基督教時代後的主要宗教。在今日世界，約有一百四十個正式的主權國家，每個國家都被奉為神明，享有任意肆虐的神聖權力。但是，由於某些方麵的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地方民族國家的崇拜思想減退了。第一，科學技術的進步，導致無論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活動的規模都在顯著地擴大。如果要開展哪怕有一點意義的活動，唯一有效的規模隻有全球的規模。這就意味著地方民族國家，作為原先最適合於人們各種活動的單位，今天已成為極不方便的東西了。一百多個主權國家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沒有統一的組織和權威性的國際政策，從而給世界技術和經濟的交流與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障礙。第二，以經濟為目的的一些民間組織——營利的企業團體和工會——已經比各國政府機關還強大，因此對其成員來說，這種組織比政治上的公民權還重要。各國政府對跨國營利企業團體已無力對抗。工會雖然還沒有越出國界，但各國政府同其中的一些組織已不能抗衡。第三，戰爭中的技術進步，投入戰爭的整個社會剩餘生產的增大，使每次戰爭都比前次戰爭增大了破壞力。戰爭的結果，往往是對交戰雙方都帶來災難；尤其在核戰爭中，勝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戰爭製度隻要沒有被新的製度即世界政府所代替，是不會杜絕的。即使在核能時代，隻要現在的一百四十幾個地方國家不從屬於統一的世界政府，戰爭的可能性還會繼續存在。“越深入進行這樣的考察，越使我不能不得出這樣一種認識，……不能讓現在的約一百四十個地方國家永遠作為一個有權發動戰爭、有權最終決定各種民事的政治單位保留下去，而且也不可能保留下去。”?[8]為此，湯因比呼籲：必須剝奪地方國家的主權，將各個地方國家的行政權限逐漸地轉移到世界政府手中。而且，“在科學技術可能而且已經能夠對於交通運輸提供許多便利的程度而言，世界政府已經是一個很實際的建議”?[9]。
那麽，聯合國組織能否發展成為世界政府呢？湯因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雖然已經證明聯合國並不像它的批評者有時所說的那樣無用，但是，“聯合國顯然不能變為一個世界政府的胚胎”?[10]。從表麵上看，參加聯合國的各主權國家都有一票，實際上，五大國所擁有的否決權，使各國平等成為徒有其名。所以，“聯合國組織似乎未必能成為一種製度的核心，從中會產生一種終不可少的世界政府”?[11]。
湯因比所構想的世界政府具有兩個明顯特征：
其一，一方麵，各個地方國家除武裝警察應作為例外而允許存在，用以維持各國國內的秩序和法製外，均應放棄一切軍備和軍隊；另一方麵，要建立一支世界警察部隊，由世界政府自己直接召募，它需要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以便能夠在發生不正當活動、糾紛和暴動，嚴重幹擾世界和平，或嚴重損害個人的或集體的人權的地區，根據公正的條件恢複和平。
在世界政府的軍備建設中，湯因比堅決反對製造、儲存和使用核武器。他提出：“我們無需等待世界政府的建立，我們要對現有的各地方主權政府，對各國人民加強工作，促使至少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地方政府全部銷毀核武器，並促使他們保證今後不再搞核武器。我想強調一下，將來的世界政府自己必須拒絕儲存核武器，並把賦予自己的拒絕權作為世界政府憲法的基本條款。”?[12]
其二，世界政府的權威必須建立在各地方國家平等地參與世界政府的各項決策的基礎上。“這種世界政府的形態對中小國家必須保證真正的平等。對這個世界政府的各種政策，所有國家都要享有發言權。”?[13]
在建立世界政府的具體途徑和方式等問題上，湯因比的設想是：
第一，實現世界的統一。建立世界政府，隻能通過和平的方式。武力統一世界的嚐試，隻能是自取滅亡，達不到統一的目的。在戰鬥方式上，處於一個極端的遊擊隊和另一個極端的核戰爭，已使武力統一成為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建立世界政府必須實現政治觀念的更新，也就是說，需要人們放棄那種對自己國家宗教般的獻身精神，麵向世界，樹立熱愛全人類的新觀念。“我們要把最大的忠誠獻給人類，而不獻給我們所屬的地方國家和統治著這個國家的體製”，“我希望國家的神聖地位要否定，而恢複純粹大自然的唯一神聖地位”。?[14]
第三，為實現世界統一，需要有一個把世界各民族結成一體的新的世界宗教，以作為大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紐帶。湯因比通過總結希臘曆史，對當今世界自發進行政治統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觀。但他認為，若能通過宗教方麵的革命，促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劇地、廣泛地發生變化，則實現政治統一也不是不可能的。“估計將來在全球規模進行人類自發統一中，總要有一個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廣，由此來完成這一重要任務的。”?[15]
第四，建立世界政府，還需要有能勝任的世界政治家。湯因比通過對中國曆史上實現大統一的經驗的總結，認為漢高祖劉邦是一位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並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統一中國這項事業的傑出政治家。“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幹練才能。”?[16]
湯因比從對今後國際社會麵臨的各種挑戰的預測出發，提出了建立未來世界政府的設想。他的這一設想令人鼓舞，值得當今社會政治學家重視。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他就聯合國章程中某些條款，對大國擴軍備戰的事實作了批評，並明確表示對生產、儲存、使用核武器持反對態度。這一切，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但是，湯因比回避當今世界存在著兩種根本對立的社會製度這一事實，將世界政府的降臨寄之於人們觀念的更新、合格的世界政治家、一個新的世界宗教等，並一味強調通過和平方式來達到既定目標。這種完全否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具有明顯改良主義色彩的設想，在現實生活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