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會，透明度被認為是權力製衡、信息自由流通和公眾監督的重要保障。一旦某個國家、組織或個人，刻意隱藏信息或進行模糊處理，外界會認為其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換句話說，不透明本身，就是一種“有罪推定”的理由。
在麵對不確定性時，許多決策者、媒體和公眾都會傾向於假設最壞的情況，因為這樣可以減少風險。例如，在情報分析或地緣政治博弈中，西方國家會把信息不透明的國家，視為潛在威脅，寧可高估其危險性，也不願低估而導致安全風險。
曆史上曾多次出現政府或機構隱瞞負麵信息的案例（如前蘇聯切爾諾貝利事件、中國SARS初期的信息封鎖等），西方社會在麵對信息不透明的情況時，會自動套用“過去發生過，所以現在也可能在發生”的思維框架，這進一步加強了“最壞的假設”的合理性。
中國政府長期實施信息過濾、新聞審查和高度集中化的宣傳政策，這種模式在國內有效控製輿論，塑造官方敘事，但在國際上，卻引發外界的懷疑和“最壞的假設”效應。比如，當中國嚴格限製自由新聞報道、刪除敏感信息、打壓獨立媒體時，外界自然會推測，中國政府在掩蓋一些重要真相。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時，中國對初期疫情信息的控製，使得西方輿論懷疑中國隱瞞了病例數據，更加認定病毒可能源自實驗室泄漏。
中國官方的GDP增長率、失業率、債務水平等關鍵經濟數據，一直被質疑“注水”，因為政府不允許獨立機構進行數據核查。結果，外界會假設中國經濟遠比官方數據更糟糕，從而影響市場信心，導致資本外逃。
中國官方媒體（如《人民日報》、央視、新華社等）以高度一致的口徑報道時政新聞，並嚴格過濾負麵內容。這種“全是好消息”的宣傳方式，反而讓外界更加不信任。由於外界無法獲取真實、完整的信息，西方默認中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於是采取“最壞的假設”進行推測。相較之下，西方媒體內部，雖然存在偏見和立場分歧，但仍允許不同聲音共存，因此整體上更具公信力。
當一個國家的媒體隻允許一種聲音存在時，外界會默認它缺乏真實性，自動推導出相反的結論。例如：中國吹捧經濟強勁增長，西方則認為中國經濟危機四伏；中國聲稱“香港國安法”帶來社會穩定，西方則認為香港自由已經死亡；中國報道新疆“反恐與去極端化”取得成效，西方則推測中國存在大規模人權侵犯。
西方國家在做出對華政策時，通常基於“最壞的假設”來製定戰略，比如：美國認為中國可能利用高科技進行監視、軍事用途或竊取知識產權，因此限製半導體、AI和先進材料的出口。盡管中國否認這些指控，但缺乏透明機製，使西方更傾向於相信風險存在；西方假設中國可能在台灣問題上采取“最壞情況”（即發動戰爭），因此加速武裝台灣、加強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並與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建立更緊密的軍事合作；由於中國的信息不透明，西方企業擔心供應鏈受控於中國政府，紛紛推動“去風險化”，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印度等地，以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最壞的假設”理論，使得中國的新聞封鎖和宣傳政策，在國際上產生反效果，導致西方國家傾向於相信最不利於中國的猜測，並在此基礎上製定對華政策。從科技封鎖到軍事遏製，從經濟脫鉤到政治對抗，因為信息不透明，中國國際形象嚴重受損，陷入“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找不到一個”的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