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淪陷（3/3）

張純如認為美國社會長期忽視南京大屠殺，在書裏試圖分析其原因。張著出版後，有的書評人否認美國社會忽視南京大屠殺，指出美國雖然沒有出專書、沒寫進曆史教科書，但一直有人研究。有的書評人批評作者一味站中國立場、以中國代言人自居。對於華裔美國人，這是誅心之論。但就這本書而言，這種批評有失公允。張著（第209-10頁）完整記錄了南京國際委員會的貝德士等人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批判、軟禁和驅逐的事實。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中國人，這種行為按照中華文化屬於忘恩負義。作者並沒有不加分析站在中國的立場上。

外籍華人的身份認同、效忠國家和自處之道，因人而異，見仁見智。但張女士去世多年，印太形勢已經豁然開朗。印太和平威脅來自何方，是曾經軍國主義當道的日本，還是現在厲害了我的國，美國社會已達成共識。

張純如寫作此書的另一意圖，是為了讓華裔美國人世代不忘南京大屠殺的“曆史遺產”。這份遺產如果是曆史經驗，的確是有價值的。如果是血海深仇，就毫無價值。章開沅先生說得好，“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決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曆史經驗，教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反對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

有人煽動對日本的仇恨，說什麽“原子彈下無冤魂”。實際上，長崎核爆死難者絕大部分是無辜平民，還包括至少8名盟軍戰俘、上百名中國人、上千名朝鮮人。仇恨日本的人，無視當代日本社會承認曆史、熱愛和平的主流，但他們一般不會拒絕使用日本產品。

中日是近鄰，兩國關係曆史複雜。小澤征爾1935年出生在偽滿洲國奉天市，在中國生活到6歲。他父親小澤開作是滿洲國協和會、華北新民會的創始人之一，積極推動日本侵華事業，因為崇拜策劃九一八事變的關東軍軍官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從二者名字中各取一字，就成了征爾、後來舉世聞名的指揮家。中國一直將小澤征爾視作友好人士。小津安二郎的人生就更複雜了，曾是日本侵華毒氣部隊的一員，擔任班長，後升軍曹；南京大屠殺期間曾到句容，其後駐紮南京數月；其戰時日記曾寫到慰安婦。但小津戰後影片人情味濃鬱，體現普遍人性、東方道德、和平傾向，被認為是“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導演。”

嚴肅認真的批評是學術尊重的一種形式，可惜張純如女士再也聽不到我們的意見，再也沒有改進著作的機會。張著2011年英文版增添了她先生布雷特·道格拉斯（Bretton Douglas）新寫的跋。跋寫得好，客觀全麵。在道格拉斯先生看來，前妻發病原因複雜，包括對日本右翼的憂懼、家族遺傳、多次流產帶來的身心創傷、經常熬夜、新書推介的辛勞、不信西醫常服中藥、驕傲等因素，跟張母說的不完全一樣（265-68頁）。無論如何，願逝者安息。

2007年底日本同時代社出了張著日語版。張女士如果知道，不知是否會為日本社會的容量感到些許欣慰。

我手頭有本複刻版《高等科國史》，是日本文部省編寫和發行的曆史教科書，原版發行於1945年7月31日。當時學製裏的高等科，相當於現在的初中一、二年級。教科書出版兩個星期後日本投降，所以並未真正投入使用。前幾年右翼促成當年曆史教科書再版，以右翼人權活動家自居的三浦小太郎先生寫了一篇解說詞附在書後。解說詞的結語，“我們在令和時代的使命，是嚐試建立一個新的‘神國’，一個‘開放的神國’，遠離狹隘民族主義、霸權主義、排他性原教旨主義以及將自己價值觀強加於人的那種意識形態。”這段結語，除了“神國”的說法仍令人不安，其餘似乎問題不大。不論再版者用意，這本書無疑具有時代標本意義，我們正好可以從中了解軍國主義日本當年的思維和立場。

我料到軍國主義者會有一套強盜邏輯，沒想到竟似曾相識。該書最後一章《昭和的宏謨》【宏謨，宏謀之意】，講滿洲事變的意義和大東亞戰爭的使命，聲稱：滿洲事變的緣由，在於西方列強尤其是英美長期對日本的壓迫和遏製。美國操弄中國仇日排日反日，英國在新加坡加強軍事。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在美國慫恿下，壓迫在華和人，抵製日貨，蹂躪日本在華利益，觸發九•一八滿洲事變。事變之初，日方堅持克製。但中國竟訴諸國聯，國聯偏袒中國。國聯背後，是一戰確立的凡爾賽體係，代表舊的世界秩序。滿洲事變動搖舊世界秩序，是大東亞建設的發端。

日本人感受到西方壓力，從1850年代被迫開國時就開始了，稱當時簽訂的開國條約為“不平等條約”。在凡爾賽和約談判期間，日方訴求中反種族歧視的成分是合理的、獲得中方支持，但日本力爭取得跟列強同等地位的目標未能實現。長期遭人欺壓的弱國心態，常會刺激民族主義瘋狂生長，到國家已經強大時都不能止步。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沙俄後，就已成為遠東第一強國，但民族思維還是弱國心理。新型強國堅守弱國心理，不啻民族災難，給日本帶來毀滅性打擊。

曆史會重複。不一定是抵製日貨，可以是“去風險”，抵製一帶一路、太陽能板、鋰電池和電車。不一定是大東亞共榮圈，可以是“命運共同體”。掠奪的不一定是他國礦藏，可以是外國先進的知識產權。軍國主義日本挑戰的是一戰確立的國際秩序，現在中、俄挑戰的是二戰確立的國際秩序；共同點是挑戰、破壞規則，而不是維護、遵守規則。當年日本、現在中國謀求的，都是民族振興，和相應的“國際新秩序”。“富國強兵”，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內容，也是共產黨中國的基本國策。富國落實到強兵，就是試圖用暴力征服理性、破壞規則。富國強兵是軍國主義，“落後就要挨打”難道不是？“落後就要挨打”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跟日、德、意法西斯主義的主張沒有本質區別。

曆史的教訓，值得警醒。

南京大屠殺已經87年了。如果我們總結不出真正的曆史教訓，紀念館修得再悲壯，在圍繞曆史問題的外交糾紛中態度再強硬，學術爭議中調門再高，都毫無意義。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二戰中遭受毀滅性打擊，戰後得以有效抑製。倒是當代中國，存在淪為法西斯主義國家的現實危險。曆史的教訓，在延續，在轉移。

什麽是法西斯主義？《韋氏詞典》是這樣定義的，“一種民粹主義政治哲學、運動或政權（如意大利墨索裏尼政權），宣揚民族和種族高於個人，與獨裁領導人領導的集權專製政府相關，其特點是嚴酷的經濟社會管製和暴力鎮壓反對派。”

在南京大屠殺87周年之際，我們看到，曆史的教訓，對於當前中日兩國，其實大體相同。對於中國人民，中國法西斯主義並不比日本法西斯主義更可接受。

20241213初稿

20250129從日本返回美國後改定

八十七年以前，南京淪陷（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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