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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諸位見多識廣,我不敢班門弄斧。但是為了這電影多少講兩句算是開場鑼鼓吧。
法德這兩個國家如今是歐洲的頂梁柱。抱團取暖最需要這兩個哥們。但是曆史上他們絕對是一對生死冤家。自從查理曼大帝駕崩,整個帝國有如三家分晉,法德立馬開始了爭奪歐洲霸主之位的戰爭。遠的不說,一戰、二戰他們都是死對頭。
因此當1894年法國的反間諜部門發現內部有人用便箋向德國傳遞情報,這可不得了!經過分析,來自阿爾薩斯地區、出身猶太家庭的炮兵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成為嫌疑犯。
這裏麵有兩個關鍵點:1、阿爾薩斯被德國占領,所有來自這一地區、講德法雙語、受兩種文化影響的軍人,忠誠度都受懷疑;2、當時反猶主義大行其道,猶太人不受歡迎,被視為“天生的叛徒”。於是法軍總參謀部唯一一個猶太軍官、在總參四個部門工作過、多種特質集於一身的德雷福斯,就成為完美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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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是合乎邏輯的,懷疑是可以的。但是證據呢?管它三七二十一,抓起來再說!
很像今天美國高校抓華裔學者。
於是軍事法庭一致判決德雷福斯有罪,並將其流放至圭亞那附近的魔鬼島。但是新任情報長官皮卡爾上校(Georges Picquart)通過筆跡核對,發現真正的叛國者埃斯特拉齊(Walsin Esterhazy),並向上級申請重審德雷福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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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訴》電影主角不是受迫害的德雷福斯,他的審判、入獄一帶而過。主角是發現真相的皮卡爾上校,他走馬上任,立刻發現這案件的種種破綻。但是錯案背後涉及到軍隊上層不同派係的矛盾。於是在總參謀部的示意下,軍事法庭居然宣判埃斯特拉齊無罪。在他們看來,小人物清白是小,法軍聲譽才是大,而消滅猶太人更是天道。
皮卡爾為找出真相甚至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法軍高層把他調離情報崗位,無休止地“周遊列國”,最後甚至想派他執行一項自殺性任務,絕對想置於死地而後快。為了揭露真相也為了自保,他找到了國會議員、新聞主編、作家等一群有良知的法國人,通過他們的報道,把案件真相公布於眾。於是,有了左拉著名的《我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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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揭露真相,但是激起的民憤居然是針對左拉,針對猶太人。因此左拉也被罰款,還判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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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皮卡爾義正詞嚴,但是還是被解除職務關進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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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裏有個“小人物”很有意思,皮卡爾的下屬,亨利少校,他畢恭畢敬地接受新長官的領導,“聽高層的話”是他的處事哲學。他在法庭上瞪著眼睛做偽證陷害皮卡爾——
很喜歡這個決鬥的鏡頭,兩個劍客不像有些影視劇那麽裝腔作勢擺優美的姿態,看上去更“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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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爾為了名譽和他決鬥,並且饒了他一命。這也許喚醒了他的良知。他承認是他偽造了所謂德雷福斯送出的情報,遂在監獄裏自殺。
還德雷福斯清白已經是七年以後。皮卡爾升任陸軍部長。放出來的德雷福斯找到他,想追討自己被耽擱的晉升和軍餉。皮卡爾冷冷地回答:“不可能”。 皮卡爾無疑是給德雷福斯翻案的英雄,但是英雄的光環下,他也是一個厭惡猶太人的反猶主義者。
結尾,黑色的銀幕上打出一行白字“兩人從此再未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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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找到了電影資料,嚇一跳——導演是大名鼎鼎波蘭斯基呀!皮卡爾上校的扮演者讓·杜雅爾丹(Jean Dujardin)則是奧斯卡曆史上第一位法國影帝呀!
事出意外必有蹊蹺。
原來,大導演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多年前的性侵醜聞,讓這部電影受到女權主義者的抗議。
1977年波蘭斯基在洛杉磯曾經借由灌酒、下藥,性侵一名13歲少女。被捕後與美國檢方達成認罪協商,然而1978年2月1日,法院判決前夕,他潛逃至歐洲,從此遭到美國政府通緝,至今不敢再踏上美國國土。關鍵大導演性侵不是偶然失足,但是多起性侵指控但都因法律追訴期已過逃過司法訴訟。 2018年5月3日,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宣布開除他。
這事確實令人惡心,但是電影何辜啊?也許我愛憎不分明吧?可是潑髒水不能把孩子一起潑掉吧?《我控訴》還是獲得了2019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大獎。在美國,打槍地不要,悄悄地進村 。也終於低調地跟觀眾見麵了。
有意思的是,這個事件的大英雄皮卡爾工作勤勉公正無私,卻跟一個有婦之夫上床,這事不光彩,何況情婦的外交官丈夫還是他的朋友。“朋友妻不可欺”,顯得很卑劣。不知曆史上真人是否有這風流韻事,還是波蘭斯基有意渲染:證明即使英雄也跟他一樣都是“寡人有疾”呢?
注:均為電視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