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功績，主要體現在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弱到強、從農村到城市的革命實踐。他成功運用遊擊戰爭理論，將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運動推向高潮，並最終在內戰中擊敗國民黨。這一過程，奠定了他作為革命領袖的崇高地位。
建國初期，毛澤東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的工業化和社會改革。比如，他主導的土地改革，極大地削弱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力量，將大量土地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他提出的“五年計劃”，則為新中國工業化建設提供了方向和模式。這些成就，鞏固了他在黨內和人民中的威信。
此外，毛澤東在外交上的開創性作為，也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國際聲譽。在朝鮮戰爭中，他的決策維護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冷戰格局中，他利用中蘇分裂與中美接觸，為中國外交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這些成就，構成了毛澤東曆史形象中“七分成績”的主要部分。
然而，毛澤東的錯誤令人震驚，尤其是在他後半生的執政中，問題集中暴露，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動蕩、經濟衰退和數以億計民眾的苦難和災難。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結果導致各地紛紛虛報糧食產量，要求“人民公社化”的生產模式，提出“畝產萬斤糧”的荒唐口號。這場運動完全脫離實際，最終導致糧食嚴重短缺。三年大饑荒（1959-1961年）期間，數千萬人因饑餓而死亡，成為中國現代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毛澤東不僅對錯誤的政策負有直接責任，還通過壓製不同聲音和對官僚體係的極端控製，使得災難難以得到糾正。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場持續十年的政治運動，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文革期間，毛澤東通過發動群眾運動，打擊“黨內走資派”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破壞了黨的正常決策機製和社會秩序。大量知識分子、幹部、普通民眾被迫害致死，經濟陷入停滯，教育、科技領域遭受重創，文化傳承被嚴重破壞。
1981年，中共通過《曆史決議》，對毛澤東作出“三七開”的評價。這一評價是對毛澤東功過的一種平衡，也是對黨內統一的一種政治安排。決議中承認毛澤東“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最終導致了文革的全麵爆發。然而，為了維護黨的形象，決議對毛澤東的錯誤沒有過多批判，而是將責任部分歸咎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利用”。但曆史決議承認，文革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這份決議，名義上是“三七開”，實際上是“七三開”，七分錯誤，三分成績。
毛澤東有過人的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但同時也有常人的狹隘和局限性。他的主觀主義、個人崇拜傾向，以及對權力的執著，使他在後期犯下了嚴重錯誤。毛澤東的出現並非偶然。他的崛起和成功，是20世紀中國特殊曆史環境的產物。然而，他的錯誤及其嚴重危害，同樣提醒我們，獨斷專行和缺乏製約的領導方式，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毛澤東的功績值得銘記，錯誤應該反思。真正的曆史評價，不是簡單的歌頌或否定，而是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紀念毛澤東，不僅是為了銘記他的功績，更是為了從他的錯誤中學會教訓。民主、法治和權力製衡，是杜絕“獨斷專行”的有效手段。我們應從毛澤東時代的經驗和教訓中得到警示，避免重蹈曆史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