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一輩子吃了兩輩子苦
台灣大學著名教授顏元叔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這是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
毛澤東時代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鬥。;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寧願當代人吃苦頭，也要給國家打下個好基礎;是因為準備進行反侵略戰爭，使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等等。
看一看解放前的舊中國的情況，民國各種饑荒餓死兩億人。饑荒不斷，全國各地幾乎年年都發生餓死人的水旱災害。
舊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沒被餓死，平均壽命也隻有35歲。
舊中國除了災荒，還有官吏腐敗，兵匪肆虐，惡霸橫行，迷信泛濫，文盲充斥，缺醫少藥，民不聊生。
台灣學者李敖認為：今天的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每年會餓死300萬人，50年應有1.5億人餓死。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教授喬姆斯基說，比較了1947-1979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印度沒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大範圍饑荒。但因中國醫療製度的普及，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較印度快了許多。
結果是30年來，中國比印度少死了1億人之多。
在這樣的國情下，‘一要保吃飯，二要搞建設’，就是個兩難，又是必須堅持的大政方針。
在這樣的國情下，民生的重點隻能是保吃飯，保最基本的民生，這是萬般無奈。
在這樣的國情下，勒緊褲帶也要建國，這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曆史悲壯。
在這樣的國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艱苦創業。
毛澤東時代的28年，創造出遠遠超出5000年中國創造出的物質財富總和! 台灣大學著名教授顏元叔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這是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
一些人有這樣的疑問：“以前吃窩窩頭，現在吃饅頭，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這不證明補課式改革沒什麽不好的嗎?”
當然，前30年的生活是艱苦一點，但這主要是因為舊中國留下的攤子太破爛，為了加快經濟發展，需要勒緊腰帶艱苦奮鬥。;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封鎖和當時提倡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寧願當代人吃苦頭，也要給國家打下個好基礎;是因為準備進行反侵略戰爭，使國防支出超過了科、教、文、衛支出的總和，等等。
有人說“首先，讓我們看一看解放前的舊中國的情況，民國各種饑荒餓死兩億人。饑荒不斷，全國各地幾乎年年都發生餓死人的水旱災害。
其中，較大的幾起是：1920-1921年的華北四省大饑荒，死1000多萬;1928-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饑荒，奪走1300萬條性命，造成5000萬難民。
1936-1937年的川甘大饑荒，逾千萬人死亡;1939年的水災大饑荒，1943年中原大饑荒、廣東大饑荒，共有600多萬人餓死。
1946-1947年南方大饑荒，粵桂湘就餓死1750萬人。
舊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沒被餓死，平均壽命也隻有35歲。
舊中國除了災荒，還有官吏腐敗，兵匪肆虐，惡霸橫行，迷信泛濫，文盲充斥，缺醫少藥，民不聊生。
魯迅的結論是：中華民族‘不像活在人間’。
與無良公知相反，台灣學者李敖認為：今天的亞非拉美發展中國家，每年都有1500萬人餓死。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每年會餓死300萬人，50年應有1.5億人餓死。
今天的印度，死個人像死隻螞蟻，印度不還擁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製度嗎?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著名教授喬姆斯基說，比較了1947-1979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印度沒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大範圍饑荒。但因中國醫療製度的普及，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較印度快了許多。
結果是30年來，中國比印度少死了1億人之多。
在這樣的國情下，‘一要保吃飯，二要搞建設’，就是個兩難，又是必須堅持的大政方針。
在這樣的國情下，民生的重點隻能是保吃飯，保最基本的民生，這是萬般無奈。
在這樣的國情下，勒緊褲帶也要建國，這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曆史悲壯。
在這樣的國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艱苦創業。
毛澤東時代的28年，創造出遠遠超出5000年中國創造出的物質財富總和!台灣大學著名教授顏元叔說：‘他們一輩子吃了兩輩子的苦’，這是痛心的話，悲痛的話，卻也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話。試問：不是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一輩子怎得兩輩子、甚至三輩子、四輩子的成就?”
現在確實天天吃饅頭，但我們要看到以下幾點：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或者說是第一要素。
毛澤東時代全國不僅修建了8萬多座水庫、17萬公裏河堤，還新增3億畝灌溉麵積，把灌溉動力從 12.8萬馬力增加到7122萬馬力，對解決產糧區旱災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化肥是糧食增產的第二要素。
中美關係改善後，毛主席要求從國外購買化肥生產設備，1973年在全國修建13個大型化肥廠。
它們於1977年後陸續投產，產量迅速達到1000萬噸以上，化肥的供給問題基本解決。
優良品種是糧食增產的第三要素。
雜交水稻培育成功於1974年，小麥良種培育也始於那時，幾年後全麵推廣，使糧食產量提高了30%以上。
可見，這三個因素實際上都是毛澤東時代從根本上解決的，後人隻是坐享其成罷了。
同時要看到，現在所欠內外債數目驚人。
大規模引進外資，加上數以萬億計的股票、財政赤字、銀行呆壞賬，以及拖欠工資、養老金缺口等等，實際上2004年便達到了“負債13萬億左右”。
再加上公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實際負債達數十萬億，即全國每個男女老少頭上都有幾萬元的債務。
再說，現在每年都進口大量食品。例如，“中國2007年食用油對外依存度達59%”(廣州日報，2008年10月1日)。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一些大米白麵在內的許多東西都是借來的。
還要看到《糧食進口有多少，農業危機誰知道?》一文所反映的情況：“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8000萬噸小麥、玉米、大米，3000萬噸轉基因大豆和豆餅，……若美國停止向中國出口糧油，中國將鋨死2億人。” 從這個角度說，我們包括吃的這些大米白麵在內許多東西的來源是不可靠的。
並且，“權貴一桌席，百姓一年糧”，甚至連他們的貓狗都比我們吃的好得多，必然使相當一部分平民百姓實際生活水平有所下降，至少是提高不大。
正如李敖所說：“誠然，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並不是很快，但這是為了籌集中國工業化的資金。西方工業化的資金來自殖民掠奪(英法)、剝削黑奴(美國)、對外征戰獲得賠款(德日)。而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隻能首先節衣縮食積累工業資金，將自己的工業發展起來，然後利用工業創造的財富享受美好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首先建立了大量的礦山鐵路，然後是鋼鐵廠，再以後是機械廠。當機械工業初具規模後，就可以建立各種輕紡廠、自行車廠、電視機廠等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毛澤東就在中國即將從積累時代轉向消費時代的時刻離開了我們，沒有看到人民生活獲得極大改善那一天的到來。
這是他一生的遺憾。
而許多不明道理的人，卻將毛澤東時代看成貧窮的時代。
他們看到西方發達國家人均2-3萬美元的現實，對比中國目前的人均1000美元，未免埋怨毛澤東沒有讓他們過上西方的富裕生活。
其實這裏有一個很大的誤會，西方和中國的物價不一樣，無論西歐、美國還是‘四小龍’，物價都比中國高得多。
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絕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天上地下般的差距。
如果這些人有幸到‘四小龍’實地生活體會一下，就會發現‘四小龍’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並非他們想象的那樣富得流油，日子艱難的大有人在。即使是歐美發達國家，大多數老百姓生活同樣是緊巴巴的，基本上在銀行沒有存款。
歐美國家的居民通常隻生一個孩子，絕不是他們有計劃生育的意識，而是難以負擔兩個孩子的供養和教育費用。”
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在談到如何認識前30年的失誤時說：“這30年雖然有失誤、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過程中發生的，並且得到了認真糾正。例如，1958年的‘五風’，並不是毛主席刮起來的，而是黨內有些同誌頭腦發熱，急於求成，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出現錯誤造成的，恰恰是毛主席發現最快最早，堅決進行了糾正。”(《勝利前進的動力和方向》，第6頁)
他們還用“初級階段論”來大造社會主義搞早了、搞槽了的輿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是妄圖使走資本主義道路合法化。對於用私有製取代公有製主體地位這種違反憲法、黨章的行為，不少人之所以竟然跟著幹，正是在於他們認為這是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的。這就是說，他們實際上是把初級階段當成了補資本主義課的階段。
但是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指出，像俄羅斯這類國家是可以跨越“卡夫丁狹穀”即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的。在蘇聯建國初期，列寧就徹底批駁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老修正主義者的“庸俗生產力論”，開創了一條避免走向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從而為東方以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樹立了榜樣。
由此可見，用這些基本事實不僅駁倒資改派徹底否定文革的謬論，而且利用這些最好的反麵教員教育好群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