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最近收官，不出意外，經濟學獎全部授予美國人，雖然他們是土耳其或英國出生，也在英國受部分的教育。美國仍然是強大得令人難以置信，100%的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物理、化學和經濟學獎得主都在美國受過教育或從事研究。
很多人的獲獎成果都是在美利堅的土地上取得的，美國科技的原創力始終是美國繁榮的基石。美國個人GDP以8萬對比德國的4萬，這對於美國這個如此大體量和種族相當複雜的國家尤其難能可貴，隻有少數瑞士或挪威等發達國家的GDP超過了美國。
現在仍然是一等美女嫁美軍，二等美女嫁德軍的時代，很多共軍連四等美女都娶不到，當然這是玩笑話。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的暢銷書《為什麽國家失敗》的內容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當然還有經濟學論文。以此標準為什麽不授予美國政治經濟學家福山諾貝爾獎？當然福山比他們中的任何人都影響深遠。
我讀過不少這書的章節，內容與我們很多人的認知都相反，北歐社會主義的評委能認可不簡單。麻省理工學院的Acemoglu和芝大教授James Robinson的結論是，在殖民時期政府的設置以及對當地土著和奴隸的態度決定那個殖民地是否繁榮。
他們驚人地發現是，在對待黑奴的態度上，英國殖民的北美比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要好很多。雖然都是奴隸，但是美國黑人的命運要好很多，他們列舉的西班牙對南美黑奴的殘酷態度令人吃驚。當然這是在約翰遜民權法案實施和養懶人之前，美國黑人的命運變差也是製度和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Acemoglu直指民主國家更容易成功，並且認為現在中國的成功不能在獨裁統治中長久。現在中國已經在很多方麵呈現向下沉的趨勢，大家都在跑。可見他的觀點：“Broadly speaking, the work we have done favours democracy,” Acemoglu said. He added that while China’s recent success in high-tech sectors was “a bit of a challenge” to their conclusions, “our argument has been that this sort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is often more unstable”.
（“總體來說，我們所做的工作有利於民主，”阿西莫格魯說道。他補充說，雖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近期成功對他們的結論是“有些挑戰”，但“我們的觀點是，這種形式的威權主義增長往往更加不穩定。”）。
這是選自Acemoglu政論性文章：“China’s trajectory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future. It may not be a pariah state yet, but its growing economic might threatens global stability and US interests. Contrary to what some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believed, economic growth has not made China any more democratic (two centuries of history show that growth based on extraction and exploitation rarely does).”
（“中國的發展軌跡對未來來說並不樂觀。它或許還不是一個被排斥的國家，但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正在威脅全球穩定和美國的利益。與一些社會科學家和政策製定者的想法相反，經濟增長並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加民主（兩百年的曆史表明，基於掠奪和剝削的增長很少能帶來民主化）”。
這些是更多他分析中國的情況：
“我想說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的轉型，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追趕型增長，如前所說，無疑對中國非常重要，而中國也在這個階段做得非常成功。我們可以從多個不同層麵看到這點。比如從資源配置方麵的指標，可以看到中國很多產業在這些指標上做得非常好，資源錯配的現象隨時間減少。但追趕型增長，從根本上說是有限的，因為顧名思義，追趕型增長依靠的是技術轉移、外包生產。這種技術的采納和改進，到工資開始增長之後就行不通了，而中國的工資水平已經開始上升了！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現有增長方式的潛力將枯竭，隻有通過技術創新才能實現持續性的增長，而創新需要我前麵說過的那些廣泛的社會和政治製度的變革”。
中國近期在獨裁統治中的成功，也是對福山文明終結論的挑戰。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對MIT在經濟學領域的肯定，不僅兩位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有位還從MIT博士。一個理工院校，MIT的政治學也是世界頂尖，原因就是他們更加重視數據與事實。
以前的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aul Krugman和Peter Diamond，都是從耶魯讀完本科去麻省拿的博士。根據耶魯精神創辦和經營的芝大盛產諾貝爾獎得主，今年的諾獎得主的博士是在耶魯獲得的。這是學術界的美談，芝大教授的太太離婚還在協議書中要求分老公未來的諾獎獎金。
今年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係統，共有四位相關的學生或教授獲得諾貝爾獎。以此標準，以前這時候很熱鬧的斯坦福為零，校園非常冷靜。今年斯坦福沒有任何校友獲得諾貝爾獎，斯坦福那地方是錢迷心竅的學校。本科畢業生的諾獎得主隻有可憐的1-2位，相比耶魯超過16位本科生成為未來的Nobel Laureates。
MIT新科諾貝爾獎得主Acemoglu雖然喜歡到我同學經營的中餐館《素描湘》就餐，那餐廳開在MIT校園的附近，但是美味的湖南菜不能阻止他建議美國政府對華采取強硬的立場。
這些取自Daron Acemoglu與今天與他分享諾獎的Simon Johnson共同署名的文章：
“First, US firms should be discouraged from placing critical manufacturing supply-chain links in countries like China.“ (“首先，應該阻止美國公司將關鍵製造供應鏈環節放置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Second, we must hasten the transition to a carbon-neutral economy,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disempower pariah petrostates (it also happens to be good for creating US jobs). But we also must avoid any new reliance on China for the processing of critical minerals or other key “green” inputs. Fortunately,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can reliably supply these, including Canada, Mexico, India, and Vietnam.” （“第二，我們必須加快向碳中和經濟的轉型，這是削弱被排斥的石油國家權力的唯一途徑（這對創造美國就業機會也有好處）。但我們也必須避免對中國在關鍵礦物加工或其他重要“綠色”投入方麵產生新的依賴。幸運的是，有很多其他國家可以可靠地供應這些資源，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越南。”）
“Finally, technology policy must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f the US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that benefit capital over labor (through automation, offshoring, and international tax arbitrage), we will be trapped in the same bad equilibrium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最後，技術政策必須成為國際經濟關係的關鍵組成部分。如果美國支持那些有利於資本而非勞動的技術發展（通過自動化、離岸外包和國際稅收套利），我們將陷入過去半個世紀裏同樣的糟糕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