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嚇、監視和林林總總的法律條文——中國和香港政府日益頻繁地針對在西方學習的學生采用這些手段施壓。 而各所大學則缺乏確保學生安全和反對鎮壓手段的機製。
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的報告《在我的校園裏，我卻感到害怕》（On my campus, I am afraid）中指出，由於中國當局試圖阻止海外留學生接觸“敏感議題”或政治議題，中國和香港的海外留學生因而生活在被恐嚇、騷擾和監視的恐懼之中。
在這份報告中，歐洲和北美的中國留學生提到，他們會在留學城市的抗議活動中被人拍照和尾隨。許多人還透露，他們在中國的家人會因為他們的海外活動而遭到警方的針對和恐嚇。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事務總監莎拉·布魯克斯（Sarah Brooks）表示：“這份報告中搜集到的證詞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即使海外留學生離鄉背井數千公裏，中國和香港政府仍以多種方式試圖對他們噤聲。這樣的作法讓許多留學生生活在恐懼之中。”
“中國當局對人權活動的打壓，已擴張至中國和香港留學生就讀的多所海外大學校園。中國當局跨國鎮壓行動所帶來的衝擊，對學術自由的核心理念——思想交流——構成了嚴重威脅，各國政府和大學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應對。”
國際特赦組織在報告中對32名在海外大學就讀的中國留學生進行了采訪，其中包括12名香港留學生。這些留學生遍布在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德國、荷蘭、瑞士、英國和美國。有關中國政府在海外大學實施跨國鎮壓的情況，這份報告是迄今為止範圍最廣的記錄。
一位名叫羅文*的學生分享了她的經曆：在參加完天安門事件紀念活動的幾小時後，她在中國的父親聯係了她，並告訴她公安機構已經與他取得了聯係。公安指示他要“教育正在海外學習的女兒，避免她參與任何可能對中國國際形象造成不利影響的活動。”
羅文並沒有向任何抗議者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也沒有在網上發布自己參與抗議的信息。所以她很震驚中國官員能夠迅速認定她參與了活動並找到她的父親，還利用父親警告她不要再參與異議活動。羅文告訴國際特赦組織，她認為當局想傳達的信息非常明確：“你被監視了，雖然我們身處地球的另一端，但仍然能找到你。”
近些年，眾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參與了那些批評中國政府的公開活動，包括2022年從中國大陸爆發的“白紙運動”、2019年香港民主抗議活動，以及每年對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活動。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揭示了這些批評政府的活動如何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以及經常隨之而來的打壓。該報告將這種現象定義為“跨國鎮壓”，即政府采取措施來噤聲、控製或威懾其國民在海外發表異議和批評，從而侵犯他們的人權。
在接受國際特赦組織采訪的學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們的家人曾遭到中國官員的騷擾，目的是阻止他們在海外批評中國政府或其政策。這些針對住在中國大陸家庭成員的威脅，包括取消護照、解雇、阻礙晉升和取消退休福利，甚至限製人身自由。在至少三個案例中，中國警方還向留學生在中國的家人施加壓力或下達指示，要他們切斷對孩子的金援，以迫使留學生保持沉默。
多位學生則向國際特赦組織透露，在海外時他們感覺自己被中國當局或其代理人監視。接近一半的受訪留學生表示，在參與抗議等活動時，他們被一些像是代表中國政府的人員拍照或錄像。盡管學生們無法確切證明這些人的身份，但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記錄到在不同場合下非常相似的監視模式，這支持了學生們的看法。
“對很多中國留學生而言，出國留學提供了一個自由發展的契機，以便擺脫國內對政治和學術討論的限製。然而，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顯示，即便身在國外，這些學生也無法擺脫中國政府的鎮壓。”莎拉·布魯克斯表示。
“中國政府早已磨刀霍霍擬定計劃，在全球範圍內限製學生的人權。對海外留學生進行監視並針對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都是中國當局遠程控製其國民的係統性策略。”
中國當局監控海外留學生活動的能力，部分得益於其在網絡“防火長城”背後的廣泛審查和數字監控機製。“防火長城”的存在迫使留學生隻能使用中國政府批準的應用軟件，與國內的家人和朋友保持聯係。
在接受國際特赦組織采訪的學生中，超過一半的人表示他們經常在網絡平台上（包括在X、Facebook和Instagram等非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進行自我審查，因為他們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在監控他們的活動。有幾位學生提供了網絡監控的確鑿證據。例如警方向一名學生的父母展示了該學生在微信上與家人聊天的記錄。
在受訪的留學生中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盡管他們身處海外，他們在微信等中國社交媒體平台上所遭受的審查與在中國大陸時相似。有些學生會嚐試使用海外電話號碼注冊社交媒體賬戶，卻仍然受到審查。有一名學生在發布了白紙運動在德國的帖子後，其微信賬號被暫時封號。
絕大多數受訪的留學生都表示，由於害怕遭到中國當局報複，在海外時他們不得不在社交活動中進行某種程度的自我審查。多數學生提到，由於擔心自己的言論和觀點可能會被舉報給中國政府，他們在課堂討論參與時變得自我設限。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透露，這種風險迫使他們轉變學術研究方向，甚至徹底放棄了未來的學術之路。
一些來自香港的留學生指出，《國家安全法》等香港的壓製性法律，以及最近通過的“23條立法”，加深了他們在海外留學時感到的恐懼，因為這些法律可能被用來針對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
一位名叫羅根*的學生向國際特赦組織表達了他的擔憂：他害怕被香港政府認出，而這樣的恐懼影響了他在所選領域內的學術工作。他說道：“我非常希望能發表我的研究論文……但出於擔心，我隻好選擇不發表。”
超過半數的受訪留學生表示，他們因恐懼而遭受心理健康問題，包括壓力、創傷、偏執和抑鬱，其中一位學生還因此住院治療。還有八位學生向國際特赦組織透露，他們已經與家鄉的親朋好友斷絕聯係，以保護親朋好友不受中國政府的打壓。但這也使他們感到更加孤立無援。
許多學生感到有必要與海外的中國同學保持一定距離，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言論或政治立場可能會被舉報給中國政府。這也增加了他們的孤立感。一些學生指出，中國和香港政府官方的“國家安全舉報平台”加劇了他們的擔憂。
將近一半的受訪學生表示，他們害怕回國。也有六名學生透露，在完成學業後，他們不得不申請政治庇護。因為他們認為一旦回到中國，就可能遭受迫害。
還有一些受訪學生提到，即使是非中國籍的大學工作人員，也會對涉及中國的活動進行審查。其中一位學生分享了他的經曆——由於他支持了白紙運動，學校裏一位研究人員切斷了與他的聯係。這位研究人員擔心與他的聯係，可能影響自己在中國研究機會。
據估計，全球約有90萬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學習。國際特赦組織呼籲東道國的政府和大學采取更多措施，以保護那些麵臨跨國鎮壓威脅的中國留學生的權利。
莎拉·布魯克斯表示：“隨著這份報告的發布，為了消除留學生們所描述的恐懼氛圍，東道國政府可以也應該采取具體措施，比如對當地社區進行教育、建立據信是跨國鎮壓行為的舉報機製，並在鎮壓事件出現時公開發聲。”
“報告中提到的八個國家，以及其他許多中國和香港留學生所在的東道國，都有責任保護在其管轄範圍內國際學生的權利。”
2024年初，國際特赦組織向報告中提到的八個國家的55所頂尖大學發出詢問，了解他們保護學生免受跨國鎮壓的現有措施。國際特赦組織收到了24份實質性回複（其中20份來自歐洲、4份來自北美）。
莎拉·布魯克斯表示：“歐洲和北美的大學通常沒有意識到校園裏發生的跨國鎮壓行動以及其在校園裏帶來的寒蟬效應，他們也缺乏應對這一問題的足夠能力。”
盡管一些機構承諾提供資源從總體上維護學生的人權，但這些資源似乎大多無法有效解決那些國際特赦組織在研究中強調的、學生所麵臨的問題。
“雖然大學和東道國政府有責任保護學生，但歸根結底來說，中國當局仍是這份報告所詳述的種種鎮壓行動的始作俑者。我們敦促北京和香港當局必須停止所有相當於跨國鎮壓的行為，讓海外留學生能夠專注於學習，而不必擔心自己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