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人去年在紐約去世，看到他的英文訃告，隻知道他叫Yang Zhifang，不知道他名字的漢字。從訃告上看，他的人生挺有意思，當過兵，後來和美國人結婚。看他妻子寫的文章，也了解到更多，暫且叫他“楊誌方”。
楊誌方1936年出生於北京。六歲時，日本人占領了父親工作的電力公司，並懷疑他是共產黨，解雇了他。沒有了收入，父親把幾個孩子送回山東老家，父母則留在北京。
楊誌方從七歲到十二歲在山東老家的農村度過，沒有學校可上，整天幫助家人務農。日本投降後，內戰開始。楊誌方和他的兄弟們想念父母，徒步回北京，一路搭拖船、乘騾馬車，穿越戰地，還在一次洪水中幾乎喪生，但最終回到了北京的家。
北京的生活相對平靜，並迎來了解放。有一天他溜進了一家電影院，看印度影片《流浪者》，愛上了電影插曲《流浪者之歌》，也愛上了印地語，連續看了三遍那個電影。不久後，聽說解放軍需要印地語翻譯，他就報名參加了培訓班，在北京大學學習。畢業後，被派到西藏當兵，參加了1962年的中印邊境戰爭，親手抓俘過印度士兵。他跟一些印度士兵交朋友，在他們回國後還互相寫信，保持了數十年的友誼。他以後在網上發表中印戰爭回憶錄，被當局刪除。
在西藏當了三年兵後，他被派到南京解放軍外語學院教印地語。文革開始後，學校停課，他不久也複員回到北京，在雍和宮附近當鞋匠，一當就是10年。改革開放以後，他憑著自己印地語的基礎，在《人民畫報》社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他的生活也就此開始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0年他34歲，生了個兒子，不清楚是什麽時候結婚，什麽時候離婚的。）
《人民畫報》社有很多外國專家，1985年來了一個美國姑娘叫安妮·史蒂文森（Anne Stevenson），Wesleyan大學畢業後任美國《商業周刊》記者。那個時候，安妮不會說中文，楊誌方不會說英文，但他們之間開始產生好感。他們互相寫信，由朋友們熱心地幫助翻譯。1987年，江蘇省的一個縣請求《中國畫報》派一個團隊去采訪寫文章。楊誌方和安妮跟著團隊被派往那裏，在一起度過了三個星期，走訪了該省的農村和工廠。盡管他們年齡差距二十多歲，這次走訪為二人組成家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們結婚後，楊誌方搬到了安妮住的友誼賓館。每個星期天，他們唯一的休息日，楊誌方的父母一大早就來，在他們家做飯、打牌、聊天、洗熱水澡。有時七大姑八大姨也跟著來，一泡就是一天。安妮用結結巴巴的中文招待他們，一天下來比上班都累。
盡管上班有“混日子”的感覺，中國這個新環境讓安妮有些精疲力竭，需要回美國“充電”。1988年，他們一起回到美國，住在首府華盛頓，安妮的老家。楊誌方申請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中文教師的工作，但因為他的解放軍背景，沒有被錄取，他就在一個私立學校教中文。在華盛頓期間，他們生了一個兒子。
1993年，安妮受到美中商會的邀請，跟一家人又回北京工作。很多中國公司雇傭她，企圖尋求外資渠道。她還建立了自己的媒體公司和出版公司，可是2009年，她的個人網站被封，讓她開始對中國有些反感。1996年楊誌方60歲，他們又生了一個女兒。直到2014年女兒18歲，要上大學了，他們才又回到美國，在紐約定居。
安妮已經是中國問題專家了，回到美國後和人合夥創辦了一個谘詢機構，由她擔任主任，為美國公司提供各類中國商業信息。她那個時候就預見到了中國恒大集團的末日。
楊誌方已年近80，每天在家堅持園藝、做飯、寫作，與家人交談。他帶孫子們去海灘，給他們講關於中國的故事。孩子們來探望時，他總會做他們最喜歡吃的飯菜。他心腸很軟，看電影會流淚。疫情期間他患上新冠，身體越來越不行了。去年10月，他在家中安詳去世，享年87歲，安妮和三個孩子陪伴在他身邊。（他的第一個兒子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年逃到了美國，現住馬裏蘭，妻子也是美國人。）
按照楊誌方的遺囑，孩子們計劃今年10月，父親去世周年，把一部分骨灰帶回北京，與父母安葬在一起。安妮不打算跟著去，因為她擔心會回不來。她曾是中國一家倒閉公司的美方代表，這家公司目前還欠很多債。她先後出版了六本關於中國的書，寫過不少分析和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從2018年起，中國以間諜為罪名，至少關押了6個外國人。楊誌方去世前不久，中國又頒布了“反間諜法”，更讓外國人對中國產生畏懼。她今年2月剛剛新出版了一本書《Wild Ride》，對中國不夠善言。所以為了自身安全，她決定這次不跟孩子們回中國。
安妮在中國一共生活了25年，中國話也流利了，對北京的大街小巷都非常熟悉，目睹了北京的巨大變化，視北京為自己的第二故鄉。最後一次去北京是2019年疫情爆發以前，這次不能再次“回家”，她深感遺憾，“有被流放的感覺”。
楊誌方和安妮的婚姻，從語言不通、背景迥然有異，年齡相差懸殊，到白頭到老，被人讚美為愛情無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