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福尼亞，監獄裝不下---零元購和鐵道遊擊隊的背後

 最近有兩則給加州抹黑的新聞：一個是洛杉磯上演火車劫案，亞馬遜和UPS的包裹被盜，散落一地；另一則是多家舊金山的高級連鎖店被犯罪團夥閃劫。這些案件之所以有新聞價值，因為它們比普通的殺人案還能激起民眾的憤怒。和粉（共和黨的支持者）把它們歸咎於一部惡法---加州2014年通過的《第47號法令》，因為它把輕罪和重罪的界限從450美元提高到950美元。為什麽要提高重罪的底限呢？因為加州監獄人滿為患，隻能有選擇地關，就像新冠疫情高峰時，醫院爆滿，隻能選擇更有生存希望的人去搶救。
       和粉每次看到加州的財產犯罪必提賀錦麗的950，可是他們知不知道深紅州也通過了類似的法律？密西西比把輕罪和重罪的界限從500美元提到1000美元，南卡更是從1000美元提到2000美元。 我是從弗丹姆大學教授約翰·普法夫2017年出版的書《關起來：大規模監禁的真正原因以及如何實現真正的改革》（Locked In: The True Causes of Mass Incarceration-and How to Achieve Real Reform）了解到美國監獄放水的背景的。加州2006年的監獄人口是1980年的五倍！擁擠的監獄使犯人之間的衝突劇增，每六天死一個犯人。犯人告監獄係統。三個聯邦法官判定加州需要把監獄人口量降低到監獄容量的137.5%以下。這有點像醫院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加床位，但不能加到走廊和廁所。加州隻能放過罪行比較輕的罪犯以迎合法院的要求。老百姓覺得搶商店和盜郵包性質惡劣，可是這些犯罪傷財不傷人，在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那裏是有地方就關，沒處關就放的輕罪。

       我對美國的選擇性執法有切身體會。十多年前，我太太的錢包被盜。小偷在附近的銀行刷走了幾百塊。我們覺得警方可以根據銀行的監控錄像破案，可是這個案子根本沒有下文。現在我明白了美國警察根本沒閑到要去破這種案的程度。警察抓到的人檢察官都不一定起訴。已經關監獄的罪犯因為監獄床位吃緊，還要選擇性地放出去一些。酒駕過失傷人，非故意傷人，持有攻擊性武器等都可能被提前釋放來給暴力罪犯騰地方。

       加州乃至美國是如何到了罪犯無法“應收盡收”的地步呢？都是自由惹的禍。一是擁槍自由。槍支泛濫造成暴力犯罪多，這些是非關不可的。二是教育民主。老師不能象東亞那樣逼著學生學習。沒壓力的學校製造了大量的廢材，沒基本功，沒紀律，沒意誌。這樣的人複雜一些的工作做不了，簡單一些的工作又嫌掙得少，很容易被走捷徑的犯罪生活方式所吸引。三是移民自由。美國的移民法在加州成了廁紙，各大城市以保護非法移民為榮，遵守移民法為恥，爭相做非法移民的庇護城市。加州六十年代以前基礎教育曾經領先美國，現在成了倒數。亞裔在美國是優等生，問題顯然出在西裔非法移民。拉低加州平均學業水平隻是一方麵，使加州犯罪率增加數倍是其另一貢獻。臭名昭著的MS13 就是薩爾瓦多人組成的。中美洲各國本來就黑幫勢力猖獗，加州國門大開，讓黑幫裏應外合，美國墨西哥化還真是進行時。四是文化自由。搖滾樂的一個門類叫壞小子搖滾（punk rock) 而饒舌樂的一個門類公然叫匪徒說唱（gangster rap)。這樣不辨是非的文化能讓青少年三觀端正就怪了。美國大講自由的結果就是基礎教育差，形成學校到監獄的流水線。中產和高知家庭能抵禦惡劣的成長大環境，窮人的孩子就得喝苦水，吸毒氣了。

       歐洲和美國的自由觀相似，同樣被自由所累，但是問題小一些。一是槍支管控較好，暴力犯罪少。二是非法移民難度大一些，要坐船偷渡。被歐美譏笑為專製國家的中國在基礎教育和治安上做得更好，就是因為中國沒有盲目地學西方，沒有用自由瓦解（家長、老師和政府的）權威。崇尚自由的美國製造的是一種高風險社會：大家要學會與泛濫的槍支共存，與泛濫的病毒共存，與真假和是非難辨的信息共存，與監獄裝不下的罪犯共存。崇尚秩序的中國營造的是一種低風險社會：老百姓不得擁槍，為一個新冠病例也要封城，新聞檢查，無處不在的攝像頭。 美國的強大掩蓋了美國的千瘡百孔。當一個強大的中國越來越逼近美國，而她居然能做到病毒清零，犯罪應破盡破，她怎能不讓美國焦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