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其結局可以用一敗塗地來形容。這場戰爭打了20年，耗費高達2萬多億美元，兩千多美國士兵陣亡，超過2萬士兵傷殘，最後一無所獲，又回到原點。
為什麽美國在阿富汗會失敗？如果我們撇開技術層麵的探究，其原因可以歸為兩點：一是現代戰爭規則的製約，二是對文明發展的認識有誤。
先談現代戰爭規則的製約。
為什麽像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其擁有的軍事力量足以毀滅地球N次，足以擊敗任何第三世界國家的正規軍隊，如它在當年攻入伊拉克和阿富汗，輕而易舉就擊敗了其正規軍隊，卻對像塔利班這樣的近乎是“烏合之眾”的民兵組織束手無策呢？
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現代戰爭規則問題。所謂阿富汗是“帝國墳場”的說法，固然有過去英國、蘇聯和今日美國等“帝國”在阿富汗失敗的例證，但這不過是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一個文明衝突的現實和對戰爭規則的不同認知。
這就是：一支遵循現代戰爭規則的軍隊，無論如何強大，在以平民為盾牌，隱身於平民之中的抵抗運動，包括所謂的“遊擊戰”、“人民戰爭”麵前，都會束手無策。對方是亦兵亦民，出則為兵，隱則為民，你是動輒得咎，但有誤傷，輿論嘩然，軍法追究。
當在一方的認知中，任何無辜平民都可以成為恐怖襲擊的對象，並將襲擊者視為英雄烈士，而在另一方的認知中，對平民的任何傷害都有可能麵臨本國的輿論譴責和軍事審判時，則無論多大的軍事力量的差距，實際上都會被這種道德規則的差距所抵消。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麽當年成吉思汗西征，席卷歐亞大陸時，在阿富汗地區，並沒有遭遇所謂的“帝國墳場”。因為據曆史記載，當年的蒙古鐵騎在征服中采用的是比今日恐怖主義更古老、更野蠻的戰爭規則。
可見，並不是美國沒有成吉思汗那樣的毀滅性力量，而是受製於當代戰爭規則和自我約束，不忍心為之而已。“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其實，塔利班對美國一直心存畏懼。即便他們已經進入首都咯布爾，不待美國大軍離開，其主要領導人始終不敢在那裏聚會，成立其政府。其原因無非就是他們明白，真的硬碰硬是打不過美軍的，萬一美國人改變主意，他們不但雞飛蛋打，到手的勝利果實得而複失，其首領都可能被一網打盡。
再談對文明發展的認識。
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最後以失敗告終，具有一種曆史的標杆意義，從文明衝突的層麵看，它標誌著現代西方文明在與古老的伊斯蘭文明衝突中的一大挫敗。這意味著，西方世界試圖在古老的文明板塊中，以直接的軍事力量，按現代文明規則，來推行其文明模式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阿富汗的戰爭失敗,從文明衝突的宏觀背景來看，也與美國和西方世界在文明博弈中的認識與選擇有關。
在當今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三種文明形態的博弈：現代西方文明、前現代的世俗專製主義、和更古老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主義。世俗專製主義是一種較為接近現代西方文明的文明形態，然而在三方的博弈中，西方人不是與較近的文明形態結盟，卻反其道而行之。
阿富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年蘇聯人在阿富汗扶植世俗政權，美國卻不惜支持伊斯蘭聖戰者遊擊隊，提供武器、資金和人員訓練。有一張著名的曆史照片，就是美國總統裏根在白宮會見聖戰者代表，將之待為座上賓。當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旋風行動計劃為阿富汗的聖戰者提供武裝和資助，從最初的每年幾十萬美元，到1987 年增加到每年 6.3 億美元。
在美國的大力支持下，親蘇政權被推翻，最後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塔利班在內戰中勝出，獲得政權。結果如何？一方麵導致阿富汗文明倒退，進入更黑暗時代，另一方麵，那些聖戰者們對美國並不感恩戴德，反而窩藏和支持基地組織，導致911事件的發生，美國自食其果。
試想，當初美國若不是如此操作，哪裏會有911？哪裏會有後來的令美國陷入泥潭、得不償失的20年戰爭？倘若如此，則今日阿富汗與美國的關係，很可能會像其鄰國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與美國的關係一樣較為友好親善。
還有，在中東地區原本存在一連串的世俗專製政權，包括伊拉克的薩達姆、利比亞的卡紮菲、敘利亞的阿薩德。盡管這些政權有非民主、非人權的一麵，但與極端伊斯蘭主義相比，其無論在社會自由度、婦女解放、對西方文明的接受等方麵要好得多。隻要看看卡紮菲時期的女子部隊和薩達姆時期的婦女生活圖片，就可以看到，這些專製者是崇尚西方的。其實，假以時日，這些國家是有可能逐漸西化的。
對西方世界來說，這些世俗政權如同一道阻止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堤壩和屏障。可是西方人卻有一種政治潔癖，硬是親手將這道堤壩決毀，以直接的軍事入侵，或鼓動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將這些政權一一推翻，結果又是自食其果，導致原本受這些世俗政權壓製的極端伊斯蘭主義卷土重來，泛濫成災，各派極端武裝攻城略地，人民死傷無數，顛沛流離，大批難民湧入西方，曾經被解放的婦女又回到了全身黑袍罩體，中東地區百年來的文明熟化進程，幾乎毀於一旦。
而那些被西方人從專製政權下“解放”出來的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會感激西方人嗎？非但沒有感激，反而比那些被打倒的世俗專製者更仇視西方世界，更抵製西方文明。這就是文明的距離：一種更古老的文明對現代文明的排斥。要大於較為晚近的前現代文明對現代文明的排斥。
盡管一再遭遇挫敗，西方人的這種認知和選擇錯誤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即便到了今天，當亞洲和其他地區的一些威權主義國家以非西方的方式對付極端伊斯蘭主義時，西方國家仍然是選擇站在後者一邊，甚至為此不惜祭出各種極端指控。
為什麽像薩達姆和卡紮菲那樣的，在西方軍事力量麵前不堪一擊的世俗專製政權，卻能毫不費力地壓製住令西方人束手無策的極端伊斯蘭主義？這實際上就涉及到對不同文明規則的運用：一物降一物。西方人的那一套規則在極端伊斯蘭主義麵前是無能為力的。
這樣說，並不是說專製主義就不再邪惡，就不應當被取代，而是說，在這種新舊文明的三方博弈中，應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是反向操作，遠交近攻，先去打倒那個較輕的“害”，導致一種更古老、更落後的文明形態取代一種較為晚近、較為進化了的文明形態。
文明的發展不能拔苗助長。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原本是從較古老的形態，進化到較現代的形態。從政教合一，到世俗專製，再到當代民主政治，這種政治文明的進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西方人在中亞和在中東地區試圖以直接的軍事入侵，複製西方政治模式，實現文明的跳躍，最後都以失敗黯然收場。美國在阿富汗戰爭的失敗就是一個最新的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