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從祖輩起就有許多湘雅醫學前輩，我母親從小也立誌學醫，她的同輩中有兄長和兩個表弟，都是湖南醫學院的畢業生，而她自己和我父親也曾經在該校學習過一年，因此他們對湘雅也有著深厚的感情。母親和父親於1958年同時考入湖南醫學院，但都被陰差陽錯地錄取到了化學係。他們在湘雅的校園裏學習了一年後，便跟隨化學係搬遷到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在那裏他們一道學習至1962年大學畢業。

父母沒有能實現學醫的願望，將希望寄托在我們這代人身上，特別希望我能考入醫學院將來行醫。然而，1980年那場決定人生命運的高考卻無情的戲弄了我。我的高考總分原本超過了重點大學錄取分數線，但不知什麽原因，公布分數後要抽查試卷，複查分數。我的試卷被抽中，不幸的是複查後，我的語文和政治兩門分數各降十分，這樣我的高考總分就被降低了二十分，（也有幸運的同學複查試卷後加了分）。就這樣我的總分以幾分之差，屈居於本科錄取分數線以下，而無緣進入醫學院學習。但我的分數仍超過了部屬中專錄取線，我們在報紙上公布的高、中等院校名列中，發現了這所湖南醫學院附屬衛生學校，就把該校的護士班做為第一誌願，填寫在院校申請表上。當收到錄取通知書時，父母有些猶豫是否讓我去就讀護士專業，記得當時聽到周圍的老師和朋友們勸說，女孩子適合學護士，將來在醫院工作環境幹淨，輕鬆。後來工作才知道，醫院是病菌最多，工作最繁忙的地方。就這樣我於1980年9月，進入湖醫衛校學習，從此邁進了湘雅校門，跨入了醫學行列，與湘雅結下了不解之緣。

湖南醫學院附屬衛生學校設置在湖醫校園內，護士班從我們這屆開始，在全國率先實行三年製護理教育。第一年學習醫學基礎課目，由醫學院的老師和教授授課，與醫學院的醫學生，用相同的教室，實驗室和圖書館；第二年學習臨床課程，由附屬醫院的專科醫生，和湘雅護校的老護士授課；第三年進行臨床實習，我們進入附屬醫院各科病房及門診科室，進行全方位的臨床技能訓練，並由經驗豐富的臨床一線高年資護士帶教。

三年緊張的學習，為我們今後的臨床護理工作，奠定了紮實的知識基礎。文革期間，由於對護理教育的忽視，許多在醫院工作的臨床護士，隻進行過短期培訓；而文革前接受過正規教育的老護士，大部分年歲已高。為其正處於青黃不接的護士梯隊注入新生力量，我們畢業時，兩個護士班大約90%的同學，都留在了湖南醫學院的兩所附屬醫院工作。其附屬一醫院，是由湖南育群學會和美國耶魯大學雅禮協會，於1906年聯合作創辦的湘雅醫院，它曆史悠久，名揚天下；而附屬二醫院也是隸屬湖南醫學院，建立於1958年的一所新型大型綜合醫院，它同樣以雄厚的技術力量，享譽盛名。

1983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附屬一醫院工作，這是一所當時就擁有一千多張床位，集醫療，教學和科研為一體的大型綜合醫院，技術力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在本省更是首屈一指。我所工作的內科三病室，是一個由兩條大走廊組成的L型大病房，共有六十多張床位，主要收治呼吸，腎髒，以及內分泌係統疾病的病人。這個病房病人多，治療護理任務繁重，而且病房床位十分緊俏，時常要在走廊上添加床位，護士們的工作負荷相當大。那時醫院還沒有重症監護病房，無論病情多麽嚴重的病人，都會按疾病類別分科，收入這種普通病房治療。有時病人病情變化，生命垂危，我們隨時都要做好搶救的準備。同時病房也收治許多病情複雜，慕名前來就醫檢查，觀察治療的疑難病例。

病房的護士長，是位五十年代的老護士盧嗣輝女士，她優雅溫柔，和藹可親，據說毛主席當年視察湖南，她受邀參加過為毛主席舉辦的舞會。盧老師又是個溫文儒雅，經驗豐富的老湘雅護士，而且還寫得一手娟秀漂亮的手書。她對我們年輕護士要求也十分嚴格，每周病房有幾次教授主任大查房，她都安排我們去參加，從而鞏固我們的基礎知識，並更深入地學習各種疾病的診治和護理，開闊醫學視野，讓我們受益匪淺。醫院每年都有從下級醫院送來學習的進修醫生，隻要有機會，我們也會積極去聽為進修生開的課。

有一次參加心血管專科進修班的心電圖課，由湘雅老校友心血管專家，王振華教授講授第一堂課。在課堂上，他不僅為我們詳細地講述醫學方麵心髒的解剖結構，生理機能，以及心電傳導係統；而且他對心電圖機的機器原理，將其機械物理，電磁物理學，以及許多物理學定律，由淺入深，為我們講解得清清楚楚。我們對湘雅老教授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底蘊，敬佩不已。

當時病房的護理製度是統一管理，分組集體護理，忙而不亂，有條不紊。我們這些剛進病房的年輕護士，過著病房，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在病房裏，我們工作認真，熱情好學，除完成常規的治療護理任務外，對危重病人的救治工作，我們會爭先恐後積極參與；一些高難度的技術操作，我們更是認真細致，反複多次的按章程完成，從而練就出了過硬的技術操作本領。有一次病房收治一位疑似結核性腦膜炎的病人，需要脊髓穿刺采集腦脊液標本送檢。我在病床旁，幫助病人擺好側臥弓形體位，協助一位進修醫生進行操作。這位醫生穿刺三次沒有成功，他讓我試試。我仔細地觸摸病人的腰椎三、四椎間隙，定好穿刺點，一針見液，成功的為患者測量了顱內壓，並采獲了腦脊液標本送檢。事後，這位醫生對我讚口不絕，我自己倒沒覺得什麽特別，因為我們在內科治療室實習時，像這種脊椎、胸腔、腹腔，骨髓穿刺等多項操作，在臨床老師的指導下，我們都反複實踐操作過，直到老師的認可才能過關。後來到美國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後才知道，按美國衛生部門的規定，這些技術操作，是需要專科醫生才能完成的。

八十年代初期興起學習英語熱潮，病房裏醫生辦公室有一台黑白電視機，我們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那裏，觀看學英語節目“跟我學”，另外自學“新概念英語”。呼吸科的尹本義教授，與其他湘雅老校友一樣，不僅醫術精湛，而且英文也有很高的造詣，曾作為醫療骨幹，擔任衛生部委派援非醫療隊隊長，在艱苦的坦桑尼亞工作過兩年。尹教授在病房時，早晨的交接班會上，他要求年輕的住院醫生或實習醫生，每天用英文報告一個新病例；而年輕護士在交接班時，他也要求用英文報告一個病人在該班的病情進展情況。為此我專門去新華書店買了醫學英漢-漢英兩用字典，每次當班，除了認真完成該班病人的治療護理任務，寫好交班記錄外，我們還需要抽時間，按尹教授的要求，仔細地寫好病人的英文病情報告，以便在交班會上宣讀。交班後，尹教授會為我們糾正發音，並指出英文報告中的不足。在那段時間，我們的英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時的國門已漸漸打開，湖南醫學院開始聘請外籍英文教師，並開辦了全英語醫學班，雅禮協會的交流活動也逐漸頻繁起來。有一次醫院收治了一位前來參觀訪問的美國雅禮協會會員的兒子，暑假隨母親一起來中國後，他獨自去旅遊，因患肺炎而住院了，我們病房是第一次收治外籍病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叫Powell，是一位十九歲的高中生，金發碧眼，有著一米九幾的大高個，因為生病，他看起來特別蒼白清瘦。由於他一點中文都不會，不能跟病房裏的工作人員交流，他顯得非常緊張。我們幾個英文稍好點，且膽大的住院醫生和護士，主動去問候他，並獲得了他的病史，為他製定了治療護理方案，他需要靜脈補液及抗菌素治療，我們聯係營養食堂為他特配合口的營養飲食。那時病房裏沒有單獨廁所，每個走廊隻有公用衛生間，他很不適應用那種溝槽式便池。由於異味重，加上身體虛弱，有一次他去用廁所，差點昏倒。病房的住院醫生譚醫生身高隻有一米七左右，硬是將這位身高近兩米的病人背回了他的房間。經過幾天的強化治療，Powell 的病情明顯好轉，他要求出院，但他的抗菌素注射療程，仍需一個多星期才能完成。我自告奮勇，每天兩次上班前和下班後，提著藥包，去他的住處-----湖醫北院外教樓，為他完成抗菌素注射治療，不久他就痊愈了。當Powell和他母親準備回美國前，特意到病房找到我，當麵向我致謝，並送給我一份精美的小禮物。

我們為病人治病，實行著讓病人少花錢治好病的原則，全心全意為病人著想。病房的腎髒科，收治了許多患晚期腎功能衰竭尿毒症的病人。那時血液透析治療費用昂貴，尚未普及，隻有極少數享受公費醫療、單位福利好的患者，才能得到血液透析，而大多數病人得不到這種有效的治療。腎髒科的專家和藥劑科的專業人士，研製出腸道透析液，利用病人的腸道粘膜係統，將體內的尿毒素滲透出來排泄出去。這種方法簡單易行，經濟便利，能讓更多的病人得到治療，緩解了病情。後來又嚐試為病人進行腹膜透析，這種治療方法更有效，而且副作用相對少，一直沿用至今。

那時醫院的病人，在病情痊愈或好轉出院時，有的病人或家屬，會用大大的紅紙，用毛筆寫份感謝信，張貼在病房門口，或其他顯眼的地方，以表達他們對醫務人員為他們治病的感激之情。每當看到這些感謝信時，我都會仔細閱讀，感到我們辛勤的工作能得到病人和家屬的讚賞，內心無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