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太太一直在追看電視連續劇《流金歲月》，電視劇是由亦舒小說改編的，亦舒是上海作家，她的筆觸自然而然的偏重於上海人的生活，《流金歲月》也不例外，這是太太追看此劇的重要原因。太太似乎也想從這些熟悉的生活場景中喚醒自己那段流金歲月，雖然這是一段千萬人雷同的普通上海人的生活，但是對於個體來說卻是最精彩的日子。

小時候，我和太太都住在提籃橋，雖然二家離的很近，但雙方彼此並不認識。在提籃橋，我們倆曾嬉戲於同一個街頭，同一個弄堂，同一家影院，同一家商店……以至於回憶起有太多的相同之處。媽媽原本不住在提籃橋，那裏是外婆住的地方。外婆獨居，眼睜睜的看著幾大房間陸續被別人強占，也無能為力。後來媽媽怕外婆獨居被惡人欺辱，房子進一步被侵吞，把我們的家從襄陽南路搬來與外婆同住。我童年記憶全都是提籃橋的一街一景，那裏的市井生活，即使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還能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來。

我們的家是舟山路6號，這是一排奶黃色連排小樓房（6號至26號），6號是最左邊的一幢，處於舟山路和霍山路的丁字路口，朝南的窗戶正對著霍山公園。每當春暖花開的時節，公園不時有陣陣的花香飄入房間；夏日炎炎之時，滿林子都是蟬（知了）的世界，此起彼伏蟬鳴像是在迎風合唱；秋風蕭瑟的季節，殘枝落葉散落滿地，臨窗觀園有種落寂的傷感；白雪紛飛的寒冬，樹林裏掛滿了銀枝，一派錯落有致的銀色世界。像這樣的居住環境在上海算是非常的稀罕。小時候一直很困惑，為什麽公園裏那麽大的樹林鮮有鳥鳴聲？後來才知道，麻雀以穀物為食，與人相爭，豈能容忍，必須加以消滅，這就是荒唐離奇的＂打麻雀運動＂帶來的後果。站在家裏朝東的陽光房裏，眼光順著霍山路就能看到提籃橋行走的人群，穿棱的汽車，還能聽到叮當叮當的有軌電車聲。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籃橋市廛繁華，人潮熙攘，一條東大名路主街由西向南橫貫提籃橋，幾條支路交匯於東大名路，這些支路有海門路、霍山路、惠民路，主街和支路上分布有上百家南店，虹口區除了四川北路商業街之外，要數提籃橋最為繁華和熱鬧。東大名路東側有大名電影院、食品店、西藥房、大名照相館、大名百貨商店、新華書店，報刊雜誌門市部，東大名路北側靠海門路口有一家很大的飲食店，每當夏日炎炎的夜晚，我最喜歡吃這家店自製的赤豆刨冰，一層厚厚的碎冰堆在杯口，塞的滿滿的，杯子上半部呈晶瑩剔透的白色，下麵是略帶咖啡色，吃的時候先把杯口的碎冰放在嘴裏，一層層的往下吃，特別是碎冰和帶有甜味的赤豆一起放入嘴裏，特別的沁人心脾。海門路和霍山路的轉角處有一家二層樓的布店，這家店是我太太最愛逛的商店，小時候跟著大人來，到了自己會做衣服的時候，那就來的更勤了，做衣服，納鞋底，做布鞋，這些都是我們那代女性的追求。我隨外婆進去過幾次，一進門就讓人感到眼花撩亂，雖然布色有些單調，但那時還算的上是五彩繽紛。一匹匹布整齊地佇立在架子上，分上下二層，熱買的布料安放在上層顯眼的地方，滯銷的像是打入冷宮一般放在下層的角落裏。顧客看中哪塊的布料，營業員會把布料放在碩大的台麵上，然後拿起一把木尺，幫著裁下所需要的布料。這家布店每天人頭攢動，忙碌熱鬧，可見當時的人們偏愛於自己選擇布料，然後親自動手做一身合體的衣服。上海人的衣著合體，穿著時髦，引領風潮，與這種文化有莫大的關係。布店門口有一個交通警察的崗亭，像是一隻半身透明的大瓷缸，裏麵坐著一個警察，眼觀六路地操縱紅綠燈的開關，控製南來北往的車流，一個人每天局促在一個狹小空間，看外麵的繁忙世界，實在是一份苦差使。交通崗亭不遠處是一家花鳥市場，售買各類的花草、盆景、鳥蟲、鳥籠等，市民閑散的情趣都能在這裏一一釋放。花鳥市場的旁邊是臨潼中學，這裏是太太中學讀書的地方。過了臨潼中學就是提籃橋郵局，這裏也是我常去的地方，幫著家裏人寄信是我的任務，從小就樂此不疲。東大名路、惠民路口隻剩下幾爿零星散落的小店。東大名路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這裏有8路有軌電車橫貫楊樹浦到外百渡橋，還有49路，13路、22路公交車終點站。這裏緊靠黃浦江邊，有上港三區碼頭和公平路碼頭，從公平路碼頭渡江可去浦東，也可乘輪船出海去青島、大連等城市。

海門路上有許多商家，有飲食店，服裝店、理發店、五金玻璃店、東風服裝店還有一家大型的舊貨商店，文革中舊貨商店堆滿了抄家物品，有紅木家具、鋼琴、樂器、自行車、衣物，應有盡有。舊貨商店旁是海門路派出所，這裏原來是一幢帶花園的洋房，現在人們都避而遠之。過了長陽路有一家東海電影院，這家電影院頗有氣派。我的學生時代所看的電影大多在大名和東海兩家電影院，放影的都是些樣板戲改編的電影，還有《地道戰》、《地雷戰》、《上甘嶺》，一些有關文革的紀錄片，外國電影有《賣花姑娘》、《流浪者》、《瓦尓特保衛薩拉熱窩》等。雖然大部分的片子說教濃厚，單調乏味，但還是有比較好的片子，記得在大名電影院觀看朝鮮故事片《賣花姑娘》時，我被影片的劇情深深的打動，留下了眼淚，我也不知道為何如此，或許當時能打動人心的故事太少。這兩家電影院距離我家都很近，走路不到5分鍾，離我家最近還有在霍山路上的東山戲院，站在我家的窗台前能清晰的看到戲院裏的燈火。這家劇院場地很小，原來是百老匯大劇院，樓上羅伊花園屋頂餐廳是當年猶太人經常光顧的娛樂休閑場所。它於1930年建成，文革期間停業很長一段時間，文革後我在裏麵看過幾場京劇樣板戲。 東山戲院旁有家茶葉店，每次路過，店內總是空蕩蕩的，生意清淡，唯有店內充滿了茶香花香，鬱鬱菲菲，相比其他人擠人，人看人的店鋪，這裏有一份難得的清閑和雅致。茶葉店旁是一家食品店，夏天這裏最熱鬧，各式冷飲、酸梅湯、大麥茶、啤酒、水果，這裏出售的西瓜瓤用的是平湖西瓜。平湖西瓜個大，皮厚，味甜。西瓜皮厚正是食品加工廠所需要的，那個年代，西瓜皮做成罐頭也成了一條出口創匯的途徑。而西瓜味甜是夏日人們降溫消暑最理想的選擇，大家各取所需，可謂是物盡其用。特別是賣西瓜瓤的時候，每到下午時分，店門口總是擠的水泄不通，擠在前排的大多是些男孩，毎人穿著短褲，短衫，有些男孩幹脆赤搏上陣。每個人手裏都捧著大小各異的鍋子，有鐵鍋、鋁鍋、鋼精鍋、搪瓷鍋，人附人，亂哄哄的擠成一團，還不時傳來各種罵聲，叫聲，鍋子的碰撞聲，像是演奏雜亂無章的交響樂曲。女孩子們也會即興參與，但很多時候都退之一旁，或站在後麵隨時準備接應，提供後援。太太也經常跟著哥哥姐姐一起來買西瓜瓤，後來我打趣地對她說，當年在店門外看到你的時候，就被你一雙大眼睛給迷住了，整整蹉跎了十年才彼此認識，喜結情緣，說的她笑逐顏開，10來歲的小姑娘就有人暗戀，那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隔了幾個店鋪是一家維也納皮鞋店，店裏經營各式新款的皮鞋。這家店過去是猶太人開的，後來老板回國了，店鋪和店名都給留了下來。霍山路的另一邊是一家北京飯店，有二層樓麵，中午食客稀少，晚上偶爾能見到高朋滿坐的盛況，我人生第一次吃北京烤鴨就在這家飯店。飯店旁的街角有一家大型的南貨店，專門出售中、西糕點、零食、南北風味的幹貨食品，貨物充沛，品種齊全，每天門庭若市。南貨店對麵是49路公共汽車終點站，旁邊是一家綠葉飲食店，那裏的8分錢一碗的豬油陽春麵特別好吃，一碗熱氣騰騰陽春麵，上麵浮著一層淡淡的油花和碧綠的蔥花，味道鮮美，香味四溢，可以讓人快樂半天。

我家住的舟山路是提籃橋另一個熱點，有＂東方維也納”之稱，從霍山路到長陽路一整條街是舟山路的精華。40年代，約有3萬多德國、奧地利、波蘭、匈牙利的歐州猶太人為逃離納粹迫害，遠涉重洋來到提籃橋定居，歐洲的文化也隨之而來。 當時的舟山路是遠東最大的猶太社區，商業和文化中心。猶太人的教會、舞廳、咖啡館、麵包房充斥在這條街上，非常的熱鬧繁華。這條有著歐洲風情的街道也隨著猶太人的離去而漸漸落敗、消失，但整條街依舊存有濃濃的商業氛圍。我家對麵的霍山公園是當時猶太孩子戲嬉玩樂的公園，我們一直把它稱之為＂小人公園＂。

小的時候，我家樓房的花園圍牆都拆除了，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為了放便擺攤。舟山路上擺了許多地攤，有賣狗皮膏藥的、配眼鏡的、修腳的、修腳踏車的、賣炒貨的、裁剪衣服的，甚至還有沿街乞討的，這些都在文革中消失的無影無蹤。沿街商鋪也移到靠近長陽路的那一段，有糧油商店、賣魚、肉、蛋、禽的商店、水果店、煙脂店、五金店、竹器店。對麵一側原來都是歐洲古典式建築，後來把房子外的圍牆全部拆除，搭建了一長串店心店、飲食店，有四、五家之多。那裏的早餐都是清一色的上海風味，鍋貼、小籠、次飯糕、油等子、包腳布、蟹殼黃、單擋、雙擋、排骨年糕、湯圓、陽春麵、大餅、油條、春卷、蔥油餅、豆漿、餛飩、咖哩牛肉湯、雞鴨血湯……上班的人，上學的人，買菜的人，有相識的，也有陌生的，大家聚集一堂，吃吃喝喝，開始新的一天。舟山路除了沿街的建築還存有歐洲文化特色之外，一切都已經注入了上海風情，中國元素。過了長陽路，就是舟山路菜場，這裏是繼著名的三角地菜場以外第二大室內菜場，整個菜場呈四方型，擺了幾十個攤位，由於光線不足，白天都要點著燈。每天清晨，大街上還是一片寧靜，這裏卻早已人聲鼎沸，熱鬧非凡，處處都是喧騰，給人一種塵埃沒有落定的感覺。與菜市場形成鮮明對比是，路的對麵是一片寂靜，高高的圍牆，圍牆上拉滿鐵絲，安著電網，這裏就是遠東第一大監獄，據說，一個十年刑期的犯人，每天換一個牢房，刑滿釋放之時，還有很多牢房還未光顧。菜場過去就是有名的＂下海廟＂。文革中，一切佛教活動都戛然而止，隻記得當時紅衛兵把廟裏的東西搬了出來，放滿整條街，然後付之一炬。

我就讀的小學是霍山路小學，母親小時候也在這裏上課。本來小孩子應該以讀書為第一要務，但到了文革，戰鼓之聲動地而來，才剛上一年多小學，還沒認識幾個字，學校就容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老師無心教學，同學們也無心念書，最可怕的是社會上的肅殺之氣席卷校園，造反派＂上體司＂進駐校園，上課時，一個殺氣騰騰的造反派，有些像《水滸傳》中的＂黑旋風＂李逵模樣，在課堂上來回踱著步，光聽他的腳步都能讓我們嚇的半死。朗朗讀書的課堂變成了耀武揚威之地，實在令人愕然。盡管如此，像這樣的膽戰心驚的上課也維持不了多久，後來幹脆無書可讀。在社會上遊蕩多時，大好時光於不知不覺中被荒廢掉。正覺得可以一輩子輕輕鬆鬆不用念書的時候，上麵一道聖旨＂複課鬧革命＂，又把我們召回了學校，雖然天天背起書包坐在課堂，但一切都是政治卦帥，老師教的奉行故事，敷衍了事，同學聽的心不在焉，神遊八表。

自從二戰結束，大批歐洲猶太人紛紛踏上回國的旅程，舟山路的外國人越來越難見到，直到文革後期，這裏又再度熱鬧起來。經常見到一輛輛旅遊大巴停靠在霍山公園門口，遊客們一個個魚貫下車，被我們這些孩子圍觀著，一雙雙好奇的眼光緊盯著他們的一舉一動。遊客中大部分是日本遊客，其次歐美遊客。他們主要是參觀霍山路＂少年之家＂，與中國孩子一起同樂。＂少年之家＂是上海市外事接待單位，與我家後門隻有一牆之隔，那是一幢很有特色的歐洲建築，我讀小學時經常去裏麵參加活動，有唱歌、跳舞、朗誦、書法、樂器。當時真的不明白，為什麽這些外國人不遠萬裏來這裏與我們小孩一起玩。七十年代後期，我家搬離了提籃橋，我也在外灘上班。從小樓房搬到帶有電梯的大樓，從提藍橋來到了南京路上的＂十裏洋場＂，從每天麵對＂東方維也納＂到每天麵朝＂萬國博物館，我走入了另一個更大的世界，聽說九十年代，舟山路又火了一把，以色列總理拉賓、奧地利總統克萊斯蒂尓、美國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莉都造訪過這裏，後來到這裏尋根的猶太人更是絡繹不絕。

歲月不饒人，這些都是半個世紀前的往事，如今，我在國外生活的日子己超過在上海度過的歲月，但我一直以上海人為榮。經常有人會問我，你看上去怎麽不像上海人？我不知道如何作答，也不知道真正上海人長的是什麽樣，更不想探究其中的原因，但他們的口吻似乎對上海人的負麵評價遠大於正麵。張愛玲曾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不甚健康，但是這裏有一種奇異的智慧。＂三十年代的上海人或許是這樣，七十年代的上海人未必如此，新世紀的上海人更可能與她的說法南轅北轍。其實人麵前的地名並不重要，怎樣做好地名後麵的人才重要。如果做人做的不堪，無論你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外地人還是上海人，都會讓人避而遠之。

從小就聽大人說，上海是個＂萬花筒＂。長大之後才明白，萬花筒的比喻真是名不虛傳，這裏麵發生的事是如此，生活中的人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