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來是這樣 (137) 關於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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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國家的尺度來看其他國家,就會感覺很多地方都不對勁兒。無論哪個國家、社會或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性格。

    有著多樣性的國家或民族在“人類”這個廣義的均一性條件下得到總括,這也算是這個世界的有趣之處吧。

    再進一步說,想要了解其他國家、其他民族時,如果沒有人類的均一性,就無法了解,但如果隻依靠均一性,理解就會有錯誤。

    一個國家或民族是自然以及各種曆史條件積累而成的結果。我們在街頭看到的微小事物不管怎樣新奇,都有著曆史的要素。一旦了解到其中的奧妙,那種欣喜難以言表。

    曆史要素並非社會科學用語,是大量、多樣的碎片,存在於一個文化之中,有時互相之間也會產生矛盾。

    我一直有著一種衝動,就是整合這些矛盾,剔除偶然混入的物質以及非本質的枝葉性的東西,找出它的原形。

 

    我從小就喜歡亞洲,還曾經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把明治憲法所具有的“近代”思想和宮崎滔天的鄉下民權主義出口到亞洲的其他國家,有著這種孩子般的妄想(現在也依然很幼稚),但被征兵後去了“滿洲”,看到了很多中國的農民,才感覺到日本和中國在原形和發現原形的方法上有區別,並且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寫《從長安到北京》時,說得自大一點,是想把自己一直感受到的中國的原形介紹給大家,使大家在看到中國的現象時能稍微減少一些誤解。

    這篇稿子在《中央公論》雜誌上連載時,中國正是所謂“四人幫”的時代。我後來聽說,當時北京的有關部門把每一期都翻譯成中文,研究分析作者對中國抱有惡意還是好感。按照這種標準來判斷,得出的結論就會有很大分歧。想要抽出事物的原形,原則上對這個事物必須要有愛情,根本顧不上去考慮好意還是惡意這類瑣碎末節的感情。

    我寫作《項羽和劉邦》一書時也是像上麵所說的一樣有著想要抽出原形的動機。

    不過,《項羽和劉邦》也相當於是我們的古典世界。我們的先祖很少學習日本人的典型,反倒是經常從《史記》等書中學習無數人物的典型,借此了解人世間的現象。我寫《項羽和劉邦》是想通過過濾中國人的原形這個特殊領域,得出人的原形這個更為普遍的命題。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反複告誡自己,不要參雜進去日本的感情。

 

    換個話題吧。

我曾經與新中國的要人廖承誌(1908-1983年)先生見過麵。

    廖先生出生於日本東京小石川,既有著江戶人的風韻,同時又是中國革命的傑出人物(其父廖仲愷遇害,其母何香凝也是革命鬥士),是長征以來的老革命家,但他給人的印象卻一點都不像有著坎坷半生的經曆。北京政府的同僚都用舊中國針對大人物的尊稱來稱呼他為“廖公”。在新中國,從思想上來說,這種稱呼被認為是有問題的,但周恩來說,“廖先生另當別論”。

    革命後,毛澤東被抬到了象征性的位置,但到了後來,他動員軍隊,煽動少年(紅衛兵),采取異常手段展開了奪權運動,那是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時代,其中心人物是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原本默默無聞的“上海幫”(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在江青身邊,重新搞起了古代的宮廷政治,在全中國開展對皇帝的盡忠運動,掀起了宗教性的狂潮,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亂。

    在今天,中國把“文革”的時代定義為“十年動亂”(1966-1976年),把這個時代的功罪評價留給後世。有人說,中國的經濟建設因此落後了一百年。

    我在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掌握政權的一九七五年五月訪問中國,見到了帶著刀劍般表情的姚文元,回來後寫了《從長安到北京》一書。借用前麵的說明,這本書雖然是中國的原形論,但采取了紀行的文體。

 

    動亂結束後的第二年一九七七年,我準備去西域,先去了北京。廖先生來我們一行(團長中島健藏氏)的酒店拜訪。

    廖先生用帶著江戶口音的日語、夾雜著幽默向我們講述了當時的混亂和政治的慘狀。因為不是空開場合,不知不覺地大家都敞開了聊。如今廖先生已經作古,歲月也很久了,我就把自己記憶中的一部分談話寫出來。

    廖先生一開始說,“朱德叫嚷著‘不得了了’,就闖進了我的房間。”異常的季節就從那時開始了。

    對於我們來說,朱德(1886-1976年)是曆史上的人物。他被譽為新中國的“建軍之父”,但在戰前的外國報紙等傳媒的印象中,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是朱德,而不是毛澤東。他為人豪放,光明磊落,最有魅力的是沒有權力欲望,不結私黨。

    朱德說,“皇上(注:毛澤東)把宦官引進來了。”

    有很多書提到“十年動亂”,但我還從未聽過如此一針見血地指出事態本質的話。宦官指的是去勢了的在皇帝家庭(宮中)裏伺候皇帝的下人。他們不僅照料皇帝的日常起居,也照顧後妃等宮廷女性的生活。因為他們與皇帝以及皇太子的母親關係密切,自然會產生出病態的權力欲望,有時甚至壓過府中(政府)。可以說中國自古代以來直到清朝結束的政治史就是宦官的毒害史。

 

    “四人幫”中的三人原本沒什麽名氣,隻是因為與宮廷的江青夫人和她背後的毛澤東接觸密切而獲得了權力,並且壓倒了府中,跟曆史上的宦官差不多。

    “宮中府中有別”是自古以來的政治論文裏經常使用的口號。宮中指的就是宦官。朱德把他們稱為“宦官”,說明一個國家(或者社會)要脫離固有的原形該有多麽困難。

    作為最高幹部的一個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的禮堂接見了我們的姚文元皮膚白淨,臉頰額頭豐潤,滿麵紅光,但感覺沒有經曆過實務的風霜,水一樣放光的眼神隻讓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善於辯論的強人。三年前的一九七二年的報紙上曾報道說“姚文元是毛澤東體製的接班人”。我見到他時想到了那篇報道,但感覺眼前這個人缺少政治家的現實感,讓我們有一種置身於劇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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