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雨田－下雨天

夏雨田－下雨天

憶我的中學時代

下雨天，我往往會想到一位僅有一麵之交的好人，他的名字叫夏雨田。

 

那是我大一的暑假，我獨自登上了從杭州經由運河到烏鎮的輪船。 由於實在忍受不了對座的噴雲吐霧的煙味和鄰座口中四處唾撒的瓜子殼，我換了個座位。見一處麵對麵可容六人的座位隻有一個人，沒有抽煙，沒有嗑瓜子，我就移過去了。 我入座後禮貌地向這位年齡介於我可以稱之為叔叔和大哥之間的乘客打了個招呼。不知不覺間我們聊開了。他是一工廠的技術員，來杭州出差，經烏鎮轉船回南潯。我則是回烏鎮清理家什準備把家徹底地搬回杭州。

在70年代初的一個異常寒冷的初春的一天，我的右派父母和我登上了同樣的輪船，連同所有的家具連根從杭州被下放到了烏鎮。天陰冷陰冷的如同父母的心，而不諳世事的我搖曳在又黑又臭的運河水上卻滿懷新奇。那年我上初一。

 

我的新家在一座破落的地主大院裏。經過一段長長的窄窄的石板路，推開一扇很不起眼的木頭門，一進又一進，一彎又一彎，底層的一間暗不拉嘰的房間就是。門外有一小天井，圍牆高聳，我們一家頓時變為井底之蛙。

從此，我母親由文人變成了巣絲廠的一名工人，幹著體力活； 我父親去了水泥廠，因為父親青年時代在上海讀書，搞地下黨工作，有不少同學朋友仍在上海。生產水泥需要大量的礦渣，上海有最豐富的資源，為了利用我父親的人脈，我父親有幸當了多年的采購員，為水泥廠立下了汗馬功勞。水泥廠的領導人不錯，很質樸，沒有為難過我父親。可巣絲廠當時的頭兒很勢利，我母親在精神上和體力上沒有少吃苦；後來幾年隨著形勢的變化我母親被調做圖書室管理員，境遇有所改善。

 

我則進入烏鎮中學讀書，剛開始因為我成績好，又是從大城市來，同學們對我都不錯。可是後來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有些同學就開始刁難，歧視，不讓我參加這，不讓我參加那。所幸的是大部分老師對我都不錯，可能是知識份子之故吧。其中有一位教政治的安徽人陸老師對我最好，在我班上誇我誇得不過癮還到別的班上誇。農忙下鄉勞動，陸老師背的鋪蓋下總吊著一把二胡。我一直猜想他一定也和我父母一樣是發配下來的淪落人。其他我還記得蔣老師，一位老教育家，喜歡去我家家訪，借機和我父母聊聊吧。南開大學畢業的教化學的皇浦老師，一位非常害羞的年輕男老師，上課從不提問女生，除非有其他老師聽課，此時我是唯一有可能被提問的女生。我不喜歡化學課，可奇怪的是我總考滿分。聽說後來皇浦老師成為桐鄉市某重點中學的校長，事跡還登過報。還有教會學校出來的教英語的上海人徐老師；嬌小的身材，永遠一張笑眯眯的娃娃臉。有一次上課紀律太差，她使勁把黑板擦往講台上一拍，誰料學生沒有被鎮住，她自己噗哧一聲先笑出聲來。還有教數學的顧老師，她的家就在我們教室對麵，永遠是亂糟糟的。但就是她，有本領將我從討厭數學課變成在其它課上做數學作業。我的一生中隻有她教的這兩年我是喜歡數學的。

而當年烏鎮中學也有兩位我印象很深的老師。一位是語文老師，不學無術卻昂著頭自以為是。一次我故意問他 “一衣帶水” 是什麽意思，他居然答不上來。當然從此我也得不到好臉色。還有一位班主任老師，非常勢利，傳言說她原來是一個賓館的服務員， 憑關係調來的。下鄉農忙，她要求我們一人必須割完一壟稻子，我們很氣憤，故意給她也留了一壟。結果我們同學間幫襯著都完成了，隻有她那一壟還有一大半沒割完呢。我們嘻嘻哈哈地拋下她去食堂吃午飯了。她褲子後麵裂了一口子，卻沒有人願意提醒她。後來她被調走了，我們全班雀躍狂喜。

高中畢業，在水泥廠化驗室工作，三班倒。雖然隻有12元的月工資，但那段時間過得挺快樂溫馨的。晚上夜班大夥兒趁工作空檔飆歌，聊天，廠裏還有兩，三位杭州知青，感到很親切。

後來我高考考回了杭州。母親先我半年調到《杭州文藝》（現在的《西湖》雜誌）工作，一年後我父親也回到了浙江省文聯。這樣我們一家結束了我們的下放生活。

不知過了多久，輪船鳴響了汽笛，烏鎮到了。漆黑的夜，下著瓢潑大雨。沒有傘，沒有人接。在我手足無措之際，那位陪伴我一路聊天的船友說：你沒有傘吧，我送你回家。一把傘，兩個人，一直把我送到了我位於北柵盡頭的家。我還沒來得及道謝，他說著要去西柵趕回南潯的船，轉身又衝進雨夜。我這才發現為了給我遮雨，他早已渾身濕透。他的名字叫夏雨田。我在下雨天遇到了一位好人－ 夏雨田。

2014. 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