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有讀者認為，俺在傳統文化和曆史上麵知識過於貧乏，不應該談文化問題。但是俺在說文論武這個係列裏麵，主要是以一種平常人心和基本人性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曆史，而不是拘泥於被某本史書上，某個特定作者的說法，來界定曆史的事實。
但是這種看法，如果有偏頗之處，和嚴重曲解曆史的地方，還請熱心讀者不吝更正。
比如說，看司馬遷的《史記》，俺對周幽王和烽火台故事的解讀，顯然和司馬遷的敘述不符。對漢朝七王之亂的解讀，俺用了中國地緣政治的分析，對漢景帝的削藩行動做出分析，並沒有拘泥於《漢書》等上麵的描述，也是如此。
前麵談到北宋時候，新儒學的出現，是和北宋商業經濟極度發達，社會享樂風氣蔓延，道德水平大幅度降低，而刺激文化上的道德救亡運動，有很大的關聯。估計對這個觀點，很多人有不同見解。
當然俺隻是粗略地指出北宋的市民社會的興起，是可以從當時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上看得到的。也提到了中國婦女的裹小腳運動，從宮廷和王府等高級權貴之家，開始蔓延到知識分子們的家庭。
要看待北宋的經濟發展，必須知道有幾個大的社會變革已經產生。
一個就是中國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的開展。大家知道中國在漢朝的高峰期，人口達到了6千萬，大部分人口是集中居住在關中、晉中、黃河中下遊和淮河流域的華北平原地帶。後來隨著漢朝覆滅，國家分裂帶來長期戰亂，人口銳減，一直到唐朝中葉，人口才恢複到這個6千萬水平，但是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降低，而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由於衣冠南渡，大批北方人口南遷，使得人口密度升高。
到了北宋的時候，不光是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高了，連帶四川盆地、福建沿海、珠江三角洲、湖南和江西，都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整個北宋的人口應該是超過了1 個億，大概到了1億2千萬。而在中國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以北的北方人口是4千5百萬，在淮河以南的南方人口是7千5百萬，使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南重北輕的局麵。
人口增長和密度增加，自然出現的結果就是城市化的出現。而為了滿足城市裏麵的大規模市民的消費需要，必須在兩方麵有所改變。
一個是大規模生產消費品的能力，另一個就是便捷和低成本的運輸網絡。
低成本的運輸，靠的是從隋朝開始，唐朝和宋朝都一直改進的大運河係統。通過對大運河的建設，和長江水道以及水道的其他支流和湖泊的連接，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交換市場被建立起來了。
在中國曆史上，大概可以說是有4個時間段的交通大建設。第一個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全國公路建設。第二個就是京杭大運河的開挖。第三個就是從清朝末期到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全國性鐵路建設。第四個就是現在如火如荼的高速鐵路建設。
這種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全國性交通網絡建設，對社會的變革影響是非常大的。
大規模商品生產的出現，自然首先是為了應付大城市裏的各種生活需求。因此在中國的北宋時代，大概出現了西方後來的文藝複興那樣的情況。
因為人口的增長，華北平原和關中平原的森林覆蓋率大幅度下降，因此用木材煉成的焦炭作為煉鐵原料的生產方式，就被煤炭取代了。而鑄鐵技術的成熟，使得北宋在1078年的生鐵產量達到了11萬噸。要知道，後來工業革命的英國，到了700年後的1780年代的時候，大概才到了北宋產量的一半左右。
因此現代曆史學家們，都讚成把北宋的工業發展稱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而英國產生的工業革命，並不是人類首創，而是建立在北宋的各種科技發展，後來通過東西方文化交流，而傳輸到歐洲的中國文明成果之上的。
不要小看這樣一個認知。當今天的西方史學家們，認為西方工業文明，是建立在來源於東方的工業文明的基礎上這個事實之後，那麽以黑格爾和馬克思-韋伯等等為代表人物，認定西方文明是一種特殊的、天命所歸，唯一可以帶來人類進步和現代化的西方中心論的謬論，就值得拋棄進垃圾坑了。
當然真正在堅持這個論調的人，在西方真正的學術界是基本上沒有什麽市場，但是在政界就以美國新保守派的曆史終結論調，就是說所有世界的文明，都會消亡而變成美國模式（好像希拉裏剛剛說的殊途同歸就是這個意思）。
在中國作為配合的就是普世價值派，一切以西方文明的取舍為標準，因此來斷定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價值。
其實當年出現西方中心論，主要是為了給西方當年施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提供一個理論基礎。就是說隻有西方文明才可以將世界帶出蒙昧時代，進入所謂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因此任何西方國家，對非西方文明的滅絕和屠殺，都是這個曆史必然的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事情。西方人有曆史的責任，來擔當非西方人的統治者，然後通過將這些文明改造成西方類似的文明，才完成這個責任。雖然西方人扮演了醜陋的角色，那麽也是為了進步的結果，因此這種行為被理解成為“白人的負擔”。
圖一 白人的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西方中心論批判的思潮，在西方學術界興起，是早於現在俺們看到的中國崛起這個曆史大變革之前。關於西方崛起這個曆史現象，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結為三種。
一種就是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主要源泉。一種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體係分析。一種就是後來成為主流的西方自由主義。
這三種理論，都可以歸納到西方中心論的範疇裏麵。因此一旦認定了西方的現代化，是建基在中國北宋工業文明的肩膀之上，是在於西方社會成功的吸收和消化了中國的文明成果，從而創造出現代化工業文明，那麽大家要問的下一個問題就是：今天的中國，可不可以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工業文明的有益因素之後，重新崛起，以中國特有的文明，變成世界的新的領袖？
而這種中國的領袖地位，會不會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導致西方文明的強勢地位，被因此而推翻，而導致西方優勢地位的消亡？
這是西方思想界感到非常之惶惶不安的大問題。
說文論武之文明複興（四）
井底望天 (2010-05-30 21:23:33) 評論 (7)四
有讀者認為，俺在傳統文化和曆史上麵知識過於貧乏，不應該談文化問題。但是俺在說文論武這個係列裏麵，主要是以一種平常人心和基本人性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曆史，而不是拘泥於被某本史書上，某個特定作者的說法，來界定曆史的事實。
但是這種看法，如果有偏頗之處，和嚴重曲解曆史的地方，還請熱心讀者不吝更正。
比如說，看司馬遷的《史記》，俺對周幽王和烽火台故事的解讀，顯然和司馬遷的敘述不符。對漢朝七王之亂的解讀，俺用了中國地緣政治的分析，對漢景帝的削藩行動做出分析，並沒有拘泥於《漢書》等上麵的描述，也是如此。
前麵談到北宋時候，新儒學的出現，是和北宋商業經濟極度發達，社會享樂風氣蔓延，道德水平大幅度降低，而刺激文化上的道德救亡運動，有很大的關聯。估計對這個觀點，很多人有不同見解。
當然俺隻是粗略地指出北宋的市民社會的興起，是可以從當時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上看得到的。也提到了中國婦女的裹小腳運動，從宮廷和王府等高級權貴之家，開始蔓延到知識分子們的家庭。
要看待北宋的經濟發展，必須知道有幾個大的社會變革已經產生。
一個就是中國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的開展。大家知道中國在漢朝的高峰期，人口達到了6千萬，大部分人口是集中居住在關中、晉中、黃河中下遊和淮河流域的華北平原地帶。後來隨著漢朝覆滅，國家分裂帶來長期戰亂，人口銳減，一直到唐朝中葉，人口才恢複到這個6千萬水平，但是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降低，而長江下遊的江南地區，由於衣冠南渡，大批北方人口南遷，使得人口密度升高。
到了北宋的時候，不光是這些地區的人口密度高了，連帶四川盆地、福建沿海、珠江三角洲、湖南和江西，都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整個北宋的人口應該是超過了1 個億，大概到了1億2千萬。而在中國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以北的北方人口是4千5百萬，在淮河以南的南方人口是7千5百萬，使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南重北輕的局麵。
人口增長和密度增加，自然出現的結果就是城市化的出現。而為了滿足城市裏麵的大規模市民的消費需要，必須在兩方麵有所改變。
一個是大規模生產消費品的能力，另一個就是便捷和低成本的運輸網絡。
低成本的運輸，靠的是從隋朝開始，唐朝和宋朝都一直改進的大運河係統。通過對大運河的建設，和長江水道以及水道的其他支流和湖泊的連接，世界上最大的貿易交換市場被建立起來了。
在中國曆史上，大概可以說是有4個時間段的交通大建設。第一個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全國公路建設。第二個就是京杭大運河的開挖。第三個就是從清朝末期到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的全國性鐵路建設。第四個就是現在如火如荼的高速鐵路建設。
這種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全國性交通網絡建設，對社會的變革影響是非常大的。
大規模商品生產的出現，自然首先是為了應付大城市裏的各種生活需求。因此在中國的北宋時代，大概出現了西方後來的文藝複興那樣的情況。
因為人口的增長，華北平原和關中平原的森林覆蓋率大幅度下降，因此用木材煉成的焦炭作為煉鐵原料的生產方式，就被煤炭取代了。而鑄鐵技術的成熟，使得北宋在1078年的生鐵產量達到了11萬噸。要知道，後來工業革命的英國，到了700年後的1780年代的時候，大概才到了北宋產量的一半左右。
因此現代曆史學家們，都讚成把北宋的工業發展稱為人類曆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而英國產生的工業革命，並不是人類首創，而是建立在北宋的各種科技發展，後來通過東西方文化交流，而傳輸到歐洲的中國文明成果之上的。
不要小看這樣一個認知。當今天的西方史學家們，認為西方工業文明，是建立在來源於東方的工業文明的基礎上這個事實之後，那麽以黑格爾和馬克思-韋伯等等為代表人物，認定西方文明是一種特殊的、天命所歸，唯一可以帶來人類進步和現代化的西方中心論的謬論，就值得拋棄進垃圾坑了。
當然真正在堅持這個論調的人，在西方真正的學術界是基本上沒有什麽市場，但是在政界就以美國新保守派的曆史終結論調，就是說所有世界的文明，都會消亡而變成美國模式（好像希拉裏剛剛說的殊途同歸就是這個意思）。
在中國作為配合的就是普世價值派，一切以西方文明的取舍為標準，因此來斷定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價值。
其實當年出現西方中心論，主要是為了給西方當年施行的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提供一個理論基礎。就是說隻有西方文明才可以將世界帶出蒙昧時代，進入所謂工業文明的現代化。因此任何西方國家，對非西方文明的滅絕和屠殺，都是這個曆史必然的過程中，無法避免的事情。西方人有曆史的責任，來擔當非西方人的統治者，然後通過將這些文明改造成西方類似的文明，才完成這個責任。雖然西方人扮演了醜陋的角色，那麽也是為了進步的結果，因此這種行為被理解成為“白人的負擔”。
圖一 白人的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西方中心論批判的思潮，在西方學術界興起，是早於現在俺們看到的中國崛起這個曆史大變革之前。關於西方崛起這個曆史現象，學術界有幾種不同的解釋，大致可以歸結為三種。
一種就是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興起的主要源泉。一種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體係分析。一種就是後來成為主流的西方自由主義。
這三種理論，都可以歸納到西方中心論的範疇裏麵。因此一旦認定了西方的現代化，是建基在中國北宋工業文明的肩膀之上，是在於西方社會成功的吸收和消化了中國的文明成果，從而創造出現代化工業文明，那麽大家要問的下一個問題就是：今天的中國，可不可以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工業文明的有益因素之後，重新崛起，以中國特有的文明，變成世界的新的領袖？
而這種中國的領袖地位，會不會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導致西方文明的強勢地位，被因此而推翻，而導致西方優勢地位的消亡？
這是西方思想界感到非常之惶惶不安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