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 - 十月革命和共妻
是托洛茨基領導了十月革命
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了托洛茨基。人們知道十月革命，卻多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寧不在的情況下領導了十月革命；人們知道蘇聯紅軍，卻多不知道托洛茨基才是紅軍的締造者，並率領它打敗了英法帝國主義幹涉者和白軍，捍衛了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人們知道新經濟政策，卻多不知道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了新經濟政策；人們知道斯大林是列寧的繼任者，卻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蘇維埃俄國的地位原本僅次於列寧，他的肖像與列寧的肖像並排懸掛；人們知道蘇聯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性，卻多不知道早在1930年～1933年間，托洛茨基就在竭力爭取德國工人階級組織聯合陣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勢力抬頭，防止希特勒上台；人們知道新版《列寧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卻多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達150卷之巨，內容涵蓋政治、經濟、外交、軍事、藝術、教育等一切領域……
十月革命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搞亂了俄國
在蘇聯解體後的一段時間內，俄羅斯史學界有人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曆史發展的一種偶然現象”；指責“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搞亂了整個俄國，破壞了俄國人民的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俄國人民就不會經曆如此多的苦難”。
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世界曆史研究所所長丘巴利揚對此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在蘇聯剛解體的那幾年，俄羅斯史學界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論點，其中有不少人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這是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不足為奇。經過十多年的整合和反思，現在的俄羅斯史學已基本步入正軌，多數學者對十月革命和列寧的評價比較客觀，認為把十月革命看作‘俄國曆史發展的偶然現象’，是對俄國曆史的曲解；列寧是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舒賓博士說：“俄國在20世紀發生了三次革命：1905、 1907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90、 1991年‘革命’。前兩次革命實際上是一個完整的、連續的革命，是俄國社會基本矛盾演化的結果。有人提出‘經過二月革命，俄國政治變革的任務已經完成，之後就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遺憾的是這一發展進程被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打斷了’。
持這種觀點的人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當時的世界正在進行激烈的戰爭，剛建立的俄國臨時政府的組成人員都是由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黨派湊合起來的。由於利益的不同，決定了在政府裏代表各黨派利益的人對戰爭態度的不同。臨時政府因此麵臨著兩難抉擇：一是要不要把戰爭打下去；二是要不要先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繼續戰爭，就來不及改造舊的國家機器，重建新政權，同時也顧不上恢複被戰爭破壞的經濟；而要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就不可能集中有限的物力來保證戰爭的繼續。
圍繞這兩個問題，使當時的革命者分成了三股力量：一股以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為代表，他們要求臨時政府優先解決人民的生活出路；第二股力量以立憲民主黨人和十月黨人為代表，他們堅持必須在戰爭結束以後再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第三股力量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他們主張繼續革命，停止戰爭，滿足人民對和平、麵包和土地的渴求。由於臨時政府首腦克倫斯基經不住來自協約國的威脅和十月黨人的壓力，堅持繼續戰爭，拖延解決經濟問題，結果錯過了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改造舊國家，鞏固新政權的時機。列寧因勢利導，不失時機地發動十月武裝起義，並取得了勝利。”
舒賓接著說：“其實，在二月革命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同布爾什維克的分歧並不在於要不要繼續革命，而在於用何種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主張通過工兵代表蘇維埃，以‘立憲’的方式，和平地、逐步地過渡到‘民主社會主義階段’；而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初期也是主張通過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平奪取政權的，隻是到了後期才竭力主張用暴力手段奪取政權。
但是，二者的做法對未來的蘇聯的影響是不同的。假如按照前者的主張，那麽後來的蘇聯可能就不會發生諸多的悲劇性事件，也許不會在原蘇聯的領土上分裂出十幾個獨立的國家。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標是解決財產所有權，自由地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一旦這個問題解決了，革命就結束了。俄國資產階級之所以發動二月革命，就是為了獲得財產所有權，自由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但是這個目的尚未實現，就爆發了十月革命。這就是蘇聯解體後有人說，‘俄國曆史的正常發展被十月革命打斷了’的意思”。
莫斯科大學曆史係副主任奧·列沃諾娃教授則認為：“舒賓把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政局的巨變稱為俄國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與事實不符。‘革命’是推動曆史前進的杠杆，是‘進步’的意思。現在的俄羅斯多數人都認為，俄羅斯人民近十幾年來所遭受的災難是由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帶來的，俄國曆史倒退了幾十年是由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合謀搞垮了蘇聯造成的。怎麽能把這樣的‘災難’和‘悲劇’，說成俄國現代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呢？”
/>（以上資料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4年8月10日，作者段啟增）
十月革命初期的共妻製度
共妻製度自古就有，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廣泛存在。受此影響，俄國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初期，布爾什維克在各大城市裏就已經實行了共妻製度，規定了不同級別的幹部們能享用女子的數量。但讓人感到震驚的是，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後，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居然也實施共妻製度。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輝煌一時的蘇聯解體，大量蘇聯共產黨領袖們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曆史上確實存在的共妻現象相繼曝光。據十月革命史料顯示，在當時，十五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權利，即可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憑證可以“公有化”十個姑娘。
俄羅斯《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曾有全麵揭露：在布爾什維克控製的地區，有“公有化”資產階級婦女的行為。當地布爾什維克組織在蘇維埃消息報公布命令並在大街上張貼：“十六至二十五歲的婦女必須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這個命令給予的權利，可向相應的革命機關說明。”
在城市公園的一次圍獵行動中，四個姑娘當場就被強奸，有二十五個被送往波羅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爾甚維克占據的旅店，悉數被強奸。一些女孩的命運很悲慘，她們被折磨後被殺害，屍體扔進河裏。一個五年級（小學）的女生連續十二個晝夜被蘇聯紅軍輪奸，然後被綁在樹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終被槍殺。
曾有俄羅斯雜誌報道稱，當時中學生賣淫現象嚴重，世界著名社會學家沙樂金在1920年寫道：共青團在少年的賣淫事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在俱樂部招牌下，每一個學校都設立了賣淫場所。對位於聖彼得堡附近沙皇村兩所中學所作的調查發現，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參與色情商業交易，介入了有權勢革命者的私生活。
十月革命戰爭期間，布爾什維克成立了收容流離失所的孩子的專門機構。安排體檢後出現一個數據：86.7%的女孩已不是處女，而她們都不滿十六歲。
1918年3月，葉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婦女的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這個城市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內政委員波羅斯登給“公有化”女人的尋求者（即要求強奸婦女的革命者）簽署許可證，當地其他布爾什維克的頭頭也發放這樣的許可證。波羅斯登給他的一名助手一張這樣的許可證，該助手就憑此證“公有化”（強奸）了十個姑娘。以下是這類許可證之一：
持有這分文件的卡馬謝夫同誌，有權在葉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個十六至二十歲的姑娘。卡馬謝夫同誌可任意挑選看中的姑娘，被選中者不得違抗。[ ]
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加蓋公章）
許可證簽署人：總司令伊華謝夫
史學家指出：在共產理論中，不僅財產公有，而且寫明了家庭必將消亡、一夫一妻製是私有製的產物。共產製度，就是要消滅建築在私有製上的婚姻和家庭。但布爾什維克革命不僅僅限於搶掠財產和屠殺，它還破壞了人類道德價值的所有準則。
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後，伴隨著財產公有化的，還有性資源“公有化”，直譯應為“社會化”，和俄文原文對應的英文詞，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麵解放，其實有兩方麵：革命者倡導並且實踐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資源被強行“公有化”，即被強奸。
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發表的小冊子中寫道：“出於工人階級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階級社會鬥爭的工具，並為這個鬥爭服務”（克朗黛：《家庭與共產主義國家》1920年）。
在蘇聯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克朗黛。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中、低層的革命者，在這方麵也不甘落在他們領袖的後頭，曾有曆史學家這樣評說，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個情人，革命者隨意強奸沒有護衛力量的婦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