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維尼亞音樂節每年在芝加哥北郊海蘭帕克鎮一個綠蔭掩映的公園舉行，迄今已有逾百年曆史，是全世界最負盛名的古典音樂節之一。拉維尼亞的音樂總監，一向由著名指揮家擔任，例如小澤征爾和梅塔。上一任音樂總監埃森巴赫，由於提攜了郎朗而在中國廣為人知，事實上，拉維尼亞正是郎朗“夢開始的地方”。去年接替埃森巴赫的詹姆斯. 康倫，原為巴黎歌劇院音樂總監，是生於紐約的美國人，看上去卻有些歐洲人的沉思氣質。埃森巴赫雖然很優秀，不過看了許多年他的禿頭與藝術家式的神經質後，換上康倫有清新之感。康倫更象一個教養良好，勁氣內斂的普通人。他指揮的音樂不大張揚但注重對比，幹淨利落而富於歌唱性，大約和多年指揮歌劇有關係。康倫履新以來，推出相當多在拉維尼亞從未或極少演奏過的作品，無論指揮何種作品，都令人感到他是很認真琢磨了一番的。
我實在談不上是“古典音樂愛好者”，那至少要是個發燒友級的，我隻是愛聽而已。做為一個文史愛好者，我喜讀音樂與音樂人的曆史與批評。畢竟，有關西方音樂的基本常識對於把握西方文化而言不可或缺。反之，有關西方文化的基本常識對於東方人把握西方音樂來說也至關重要。由於缺少起碼的音樂訓練和技能，我是斷然不敢批評音樂的。同時我對從貝多芬那兒聽出法國大革命，從德彪西聽出森林小溪之類的索隱或圖解式的詮釋頗有保留。在我看來，音樂恰似天籟，以人間的語言解讀多是隔著一層。對於音樂的描述，我更傾向於訴諸聽者的內心感覺。專業人與業餘人的區別，往往在於感覺的清晰與模糊之分。
上周五是康倫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演出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五交響樂》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樂》。我主要是懷著對肖斯塔科維奇的興趣去聽的這場音樂會，而《第五交響樂》是大學時聽得很熟的曲子，二十年後也不妨重溫。柴可夫斯基是我最早接觸的古典音樂家之一，他的作品，一聽就聽得進去，但從來沒有特別喜歡；年青時聽過不少，三十歲後隻偶爾在開車聽古典音樂台時邂逅。而肖斯塔科維奇卻是我三十歲後才開始聽的。雖然我少年時就知道他是蘇聯最著名的音樂家，曾為衛國戰爭，十月革命寫過作品，然而他的音樂當時國內十分罕見。八十年代中後期，我曾用很多時間聽音樂，錄製磁帶，購買唱片。記得是在一家音像出租店借的一張《第七交響樂》，聽了一遍，沒有什麽特別的感觸，隻是覺得他的音樂好象和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大搭界。又過了幾年，已是來美後的九十年代初期，此時人到中年，也經過了一些變故，再聽肖斯塔科維奇，似乎感到在音樂背後的內心。雖然如此，我並未聽過多少他的作品，上班族的日子過得緊湊，鮮有獨處的時間，而肖斯塔科維奇是尤其要靜下心仔細聆聽的。
我開始關注這位我最晚聽到的音樂家。八十年代初，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見證》被譯成中文內部發行，但我當時沒來得及讀就留學了。當時這本書的震撼力在於揭露真相，雖然未必有斯大林女兒的回憶錄那樣廣為流傳。十多年後，看到英文本“Testimony: The Memoirs of Dmitri Shostakovich”，而此書的真偽如何已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我覺得，無論書中有無或有多少沃爾科夫的杜撰，《見證》畢竟透露了肖斯塔科維奇的複雜靈魂的另一麵，相對於此，書本身的曆史真實性毋寧說是一個次要的問題。終生生存在極權政治旋渦裏的肖斯塔科維奇，既是一個順從的，明哲保身的知名人士，生前盡量沉默，從未說出真誠的話語；又是一個其實有為當局所不容的思想與感受，充滿悲歡與掙紮的音樂家，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執著地傾注在作品中。
我喜愛拉維尼亞公園的夏夜，溫暖祥和。躺在草地上，望著星光樹影聆聽樂聲，就已是美好的感受。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坐在一把舒適的便攜椅上，喝著啤酒或飲料，感覺就象在家裏隨意聽一盤音樂一樣放鬆。拉維尼亞公園的中央，是一個露天音樂廳，三麵草坪環繞。整個公園的音響設置是下了大功夫的，如果聽交響樂，劇場內外的音響效果差別不算大，所以我一般買草坪票，有時還約上朋友在音樂會前先一起野餐。
這是我第一次聽《第十五交響樂》，在此之前，我對這部作品一無所知。是在音樂會後，我才從網上得知今年是肖斯塔科維奇百歲誕辰，得知二十多年來隨著解凍的進展和《見證》的發行，國內已有相當多的人喜愛肖斯塔科維奇。的確，經曆過相似情境的人，在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裏找到共鳴是不足為奇的。由於近現代曆史的淵源，到我這一代的幾代人都深受俄蘇文化影響。雖然以俄為師學來的東西很成問題，雖然曆史更多地顯示出中國缺少的恰恰正是俄羅斯深沉堅韌的人文傳統，我們依然更容易走近俄羅斯的氣質與心靈並心向往之。連音樂也是如此，我們很容易接受俄國音樂，國內樂團演奏俄國音樂的水準，恐怕遠高於演奏西歐古典的能力。
《第十五交響樂》寫於一九七一年，是肖斯塔科維奇的最後一部交響樂，四年後他離開了塵世。如今，覆蓋了他畢生的蘇聯也已成為上個世紀的一段曆史。喧囂與苦難，壓抑與悲歡，生命與死亡，最終都成塵土；就象這部交響樂的結束，緩緩地，緩緩地，走入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