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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高棉的血洗大屠殺極其曆史研究
懶風 發表評論於
回首恐怖的紅色高棉時代:“戴眼鏡的全消滅”
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數據，一般估計從100萬人到300萬人不等。無論哪個數據，對這個戰前僅僅擁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都是驚人的。
2007年11月20日，由聯合國和柬埔寨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開庭開始審理此前被逮捕的5名前紅色高棉高官。為醫治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留下的創傷，此次審判之前，聯合國已經在這個國家進行了有史以來最昂貴，也是耗時最長的維和工作。
這個人口不足1000萬的小國，本來僅是國際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和國際共運裏的“小龍套”角色，但卻因為慘烈的屠殺和長年的動蕩，促使國際社會第一次開了為了維護人權而“幹涉他國內政”的先例。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共運領導人
柬埔寨曾長期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諾羅敦·西哈努克是法國人選定的柬埔寨王室繼承人———盡管日本人在1940年就已經占領柬埔寨，但王室一直在法國人的幫助下流亡海外。
二戰結束後，法國人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也回到了他的祖國，並很快繼承了王位這一年。他年僅18歲。與此前的傀儡國王不同，年輕的西哈努克聰明而傲慢，雄心勃勃而又長於謀略。1953年，在平息了新國王班底內部的矛盾之後，西哈努克開始謀求徹底的獨立。
與此同時一群年輕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國留學。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國留學的年輕人一樣，這些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往往出身中上層階級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寧、英薩利、喬森潘、切春，以及薩羅沙———也就是後來的紅色高棉頭號人物波爾布特。
這群年輕人後來成為亞洲共運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領導人———其中最傑出的“大腦”喬森潘擁有巴黎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胡寧則於1965年獲得金邊大學的法學博士。很難相信，這些出身上層的知識精英們後來導演了人類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殺。
“安卡”時代
西方媒體習慣稱紅色高棉掌權的1975-1979年為“波爾布特時代”，而柬埔寨人則更願意稱之為“安卡”時代———波爾布特對自己的身份極為保密，許多人根本不知道誰是他們國家的領導人，隻知道，現在掌權的是“安卡”———柬埔寨語“組織”的意思。
波爾布特在1977年的一次講話中聲稱，革命之前，柬埔寨存在著五大階級：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由於紅色高棉跳過了一切過渡措施，新的柬埔寨隻有一個階級“農民、工人以及其他勞動者”，“人人平等”。紅色高棉把那些金邊解放以前生活在農村裏的農民稱為“舊人”，而那些寄生在資本主義毒瘤裏的市民們則是“新人”，或稱“4月17日人”，需要到值得信賴的“舊人”中間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金邊成為一座空城，所有的人都被送往集體農莊。
紅色高棉廢除了貨幣，廢除了私有製，廢除了家庭，廢除了婚姻。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所有產品都由國家統一分配。在集體農莊中，“新人”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勞動以完成每日的工作量，食物配給則往往少於“舊人”———“安卡”的同誌們則獲得更多的配給，國家甚至專門為“安卡”的同誌們沿著河邊修建別墅以讓他們更安心於每日繁重的工作。
波爾布特等領導人的“偉大”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實際上一個人的偉大往往代表著他的家庭的出類拔萃。波爾布特的妻子喬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國婦聯的領導人，她的妹妹喬蒂迪則是社會運動部部長，喬蒂迪後來嫁給了英薩利，改名為英蒂迪。而這對姐妹同時也是喬森潘的表親。英薩利的女兒擔任柬埔寨最先進的一家醫院的院長———她具有高等小學畢業的文化程度。
有誰聽到“新人”哭
“‘新人’們毫無價值，失去他們我們毫無損失。”英薩利在他起草的一份文件中這樣表示。無數的人因為生病而要求得到醫療和食物，這就是“資本家的反攻倒算”。
“安卡”的同誌們想盡一切辦法清洗不純潔的“新人”。會說法語當然是死罪，識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難逃後腦勺上一鐵鍬，戴眼鏡的更應該徹底消滅。曾有西方留學經曆者，最後隻有15人幸存。
除了勞動以外，所有的“新人”和“舊人”都必須參加長時間的政治學習，這被稱為“生活會”。在這些生活會上，幹部們鼓勵“新人”懺悔自己在過去犯下的錯誤，有些“新人”們這麽做了，他們得到了所有同誌的掌聲和鼓勵。當天晚上，他們就消失了。
為徹底切斷對下一代的惡劣影響，“安卡”決定消滅“家庭”這一概念。孩子們被從父母身邊帶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體農莊裏，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裏，而孩子們則以報告大人的“反動行徑”為工作。一些人為活下來，裝作不識字，但卻被自己的孩子發現私藏了書本，然後報告給“安卡”。於是，父母被殺害了，而孩子們則得到獎勵。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紅色高棉增加了對各個集體農莊的糧食征收額度。糧食配給越來越少，而體力勞動則越發繁重———某些具有專業知識的“新人”開始自製一些較為複雜的農具，“安卡”製止了這一資產階級的腐蝕伎倆，那些想偷懶的“新人”則被消滅。另外一些人則嚐試著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蟲，他們也被拖走，打死。悲傷的情緒是對黨的路線的不滿，要被消滅；高興則是小資產階級的腐敗墮落，也要被消滅……
在紅色高棉統治期間，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並沒有一個得到公認的數據，一般估計從100萬人到300萬人不等。無論哪個數據，對這個戰前僅僅擁有700萬人口的小國來說都是驚人的。
S21集中營
當上百萬柬埔寨人在集體農莊裏慢慢走向死亡，另外一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則被貼上“政治犯”的標簽，在紅色高棉的“審查中心”裏麵臨更為直接的恐怖。所有這些審查中心中，最著名的被稱為“S21集中營”，這是金邊郊外的一棟磚石結構的法式建築，以前是一所中學。
每天都有數以百計的共產主義戰士被逮捕，然後送往S21，其中包括紅色高棉的一些最忠實的高級幹部，如外務部副部長胡寧、信息部部長沃維。據戰後聯合國調查委員會的統計，總共有約2萬名有名有姓的人先後進入這片建築，他們大多是紅色高棉自己的同誌，僅有6人活著從裏麵走出來。
大部分進入 S21的人實際上都沒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運作邏輯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後嚴刑拷打逼迫他們承認他們的罪行。因為不認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誠的紅色高棉同誌也會最終承認他們為CIA做間諜，當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對中央，甚至是強奸幼女。接下來，他們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黨，然後他們就被殺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於是再被帶進來，重複這一過程。
紅色高棉對自身組織的純潔追求近乎偏執，波爾布特喜歡用細菌來形容黨內的異己思想，“它們”無處不在，所以黨的眼睛必須時刻睜開。紅色高棉在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後宣布破獲了越南、美國中央情報局、蘇聯克格勃和台灣國民黨4個特務係統。
與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對象可以使用“全稱判斷”，即清洗對象可以是某個地區黨政組織、軍隊係統的全部成員甚至總人口。譬如1978年對東部大區地方幹部和軍隊係統的大清洗半年內處決了10萬人。
劊子手的黃昏
在摧毀了自己的國家，殺光了自己的同誌之後，紅色高棉日薄西山———而剛剛實現南北統一的越南則蒸蒸日上。盡管兩國都是共產主義國家，但民族傳統仇恨似乎更占上風。
1977 年9月，波爾布特第一次拿起國家廣播電台的麥克風，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演講，主題思想是反對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將革命進行到底。柬埔寨國民，包括許多紅色高棉的中高級幹部，都是第一次聽到自己領袖的聲音，許多人甚至是第一次聽到波爾布特這個名字。之前，他們隻知道統治者是“安卡”。
1978 年5月，大清洗激發了反波爾布特的叛亂，被鎮壓後，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團結救國陣線”，領導者是紅色高棉曾任師長、省委書記的高層領導人韓桑林。1978年，蘇聯和越南簽訂友好同盟條約，12月25日，10萬經曆越戰洗禮的越南“誌願軍”發動勢如破竹的進攻。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邊。2月15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過期失效，2月17日，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
這一係列軍事行動，被稱為第三次印支戰爭。塵埃落定，紅色高棉退回山區繼續打遊擊，越南人在金邊建立了新的政府———柬埔寨人民共和國，和越南人一起回來的韓桑林受到熱烈歡迎。那些傳說中紅色高棉對自己人民犯下的暴行的證據，很快在各地發現，越南人將所有證據公之於眾。
為緩解國際壓力，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在80年代中期紛紛表示退隱，盡管有國際觀察人士認為，這些“退隱”的人物實際上依然控製著紅色高棉的運作。1989年，越南占領軍撤出柬埔寨，1991年，柬埔寨衝突各方簽訂了和平協定，但紅色高棉此後宣布抵製大選結果，再次向政府軍發起進攻，但這已是回光返照。
1995 年前後，紅色高棉爆發內訌，波爾布特於1997年被自己的同誌們逮捕、審判，1998年4月16日，波爾布特被他的同誌宣布死於心髒病，但其屍體照片上頸部的痕跡，似乎印證了其被戰友吊死的說法並非虛言。“二號大哥”喬森潘1998年向政府投降，隨後，英薩利、切春、農謝等人也在得到政府的安全保障後紛紛投降。他們都對大屠殺表示道歉，但都堅稱自己“毫不知情，沒有責任”。
就在本次聆訊之前，聯合國特別法庭發表聲明，向國際社會的捐助國 ———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申請，將特別法庭的總數達5600萬美元的預算擴大3倍，以期在預定的審理結束期限2009年之後仍能繼續工作———在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殺害之後，國際社會還要付出數億美元的代價，保證劊子手們接受公正的審判。
（據《鳳凰周刊》胡賁黃章晉/文）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紅色高棉殺人場”（Choeung Ek）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也承載了無數民眾的痛苦記憶。
殺人場地處柬埔寨首府金邊以南約15公裏，又被稱作“鍾屋”，是所有柬埔寨“屠宰場”中最著名的一個。在紅色高棉政權統治時期，有大約17,000人在這裏被處死。
如今，“鍾屋”被建成一座紀念館，以一座佛塔為標誌。這座佛塔用樹脂玻璃構造，裏麵陳放著大約5,000個左右的頭骨，佛塔底部幾層向參觀者開放。
songwaimai 發表評論於
駭人聽聞!
懶風 發表評論於
原址：http://culture.yntv.cn/category/2080106/2005/04/18/2005-04-18_227330_2080106.shtml
以革命的名義——紅色高棉大屠殺研究
程映虹
《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九年六月號·第五十三期
二十年前，紅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權被十萬越南大軍和自己倒戈的軍隊推翻。此
後，有關這個政權血腥曆史的材料逐步公諸於世，主要見之於柬埔寨難民的陳述、西方記者
的采訪、學者的調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來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
關紅色高棉的曆史記載受到很多因素的限製，主要因為紅色高棉製訂和推行政策時的隱秘性，
執政時國家的對外封閉狀態，以及其壽命過於短暫，並沒有建立起係統的檔案。然而，這種
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難正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點：它如同
一場颶風，肆虐過後除了留下一片廢墟以外，沒有任何清楚的蹤跡可尋。
但是過程和細節的有待填補或充實，並不妨礙我們對這場革命的後果作出基本的判斷：
這是一場以社會重構為目的的民族和種族的大屠殺。所謂民族屠殺，是以1975-78 年紅色高
棉統治時期總的死亡人口為依據的，雖然至今為止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估計，從保守
的40萬到有所誇大的300 萬。一般認為，100 萬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估計。然而對於一個當時
人口在700 萬到800 萬之間的小國來說，即使100 萬也是一個難以想像的數字，它遠遠超出
了許多國家在新政權建立後的政治清算和鎮壓的規模，因此法國學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
把柬埔寨的這段曆史稱為“自我滅絕的屠殺”（autogenocide）。種族屠殺是指在柬埔寨的
2 萬越南裔全部死亡，43萬華裔死了21.5萬，1 萬老撾裔死了4 ，000 ，2 萬泰裔死了8 ，
000 ，25萬伊斯蘭教徒（Cham）死了9 萬，這些數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應比例。
必須強調的是，有關紅色高棉大屠殺的調查最初是由西方新聞媒體和西方學者的工作所
建立的，而現今有關這個題目的出版物也多來自於西方。不但如此，西方國家還力主由國際
法庭來審判紅色高棉。如果有人認為這反映了西方意識形態（例如冷戰思維、後殖民心態或
國際霸權）的偏見的話，那麽筆者希望這種觀點不至於發展到對大屠殺這個基本事實也表示
懷疑的程度。事實上，對紅色高棉的評價，在西方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聲音，例如美國紐約
每月評論出版社早在1976年就出過一本由康乃爾大學兩位學者撰寫的《柬埔寨——饑餓與革
命》（Cambodia：Starvation and Revolution ），認為西方媒體故意把紅色高棉的政策宣
傳得毫無理性可言（主要指合作化、撤空城市和大規模集體勞動，當時大屠殺還沒有被披露
出來），而在他們看來這些是柬埔寨獨特的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的編輯、左派理論家斯維奇（Paul Sweezy ）在書介中說，柬埔寨革命的“全部意
義就在於顯示了人類能夠克服最艱巨的困難，但首先必須忍受烈火般的煎熬，從中錘煉出所
需要的人類原材料和領導力量”。此外，在大屠殺的材料逐步披露後，以反體製立場著稱的
麻省理工學院的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他懷疑其真實性，因為這些材料的提供者都
是反紅色高棉的難民。筆者認為，以上觀點隨著國際上對紅色高棉逐步形成了比較一致的否
定看法而事過境遷，值得討論的倒是美國1973年對柬埔寨的大轟炸所造成的後果。美國那年
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簽訂停火協定以後，轉而把轟炸的重點轉到柬埔寨，企圖用轟炸在金邊周
圍製造一個安全區，在五個月的轉炸中造成有些美國學者自己估計為3 萬到25萬人的傷亡。
這場轟炸的後果一是使得大量農村人口（有上百萬）為躲避轟炸而逃進城市，加速了柬埔寨
農村的崩潰，為紅色高棉在農村實行集體化創造了條件；二是給人們留下了一個問題：究竟
在現在所說的被紅色高棉屠殺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應該算在美國的帳上。但一般而言，即
使是柬埔寨人自己也不認為1973年死於美國轟炸的人口能和紅色高棉四年統治時期的死亡人
數相提並論。
一構成大屠殺的因素
柬埔寨在1975-79 這四年中之所以會出現如此規模的殺戮，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形成的：
第一，大規模的強製性人口遷移。1975年4 月紅色高棉奪取政權進入主要城市後，在三天至
一周的時間裏將全部城市人口強製遣散出城，武裝押送到農村。由於這項工作完全缺乏相應
的物質準備，甚至最終目的地都沒有確定，大量的年老體弱者和婦孺死於饑餓、疾病和疲勞。
此外就是對不服從強迫遷移的人和各類異己份子（包括非高棉人和佛教徒）在遷移過程中的
有計劃的屠殺。
第二，政治清算和鎮壓。這是針對前朗諾政權的軍政人員，包括一般士兵、警察和公務
員，也包括朗諾政變前的王室成員（他們此時名義上還屬於民族聯合陣線）。處決的模式一
般為用卡車將大量此類人員運至某個地點，然後或是用木棍毆打至死或是直接槍決。
第三，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存的從城市遣散的人員往往和農民一起被迫從事修築水渠、
農田和道路的工作，由於經濟狀況的惡化，糧食和生活物資缺乏保障，大量的人口在這種強
製勞動下死亡。
第四，內部清洗。紅色高棉從一建國就以肅清親越份子、克格勃間諜、美國中央情報局
特務和新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為藉口開始了內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陣線的十三
個領導人中，有五個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處決，包括內政部長、兩任商務部長、新聞和宣傳
部長、國家主席團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區的黨政軍領導人被處決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
1978年對被認為是親越派的東部大區幹部和軍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區的領導人塔莫負責，一
次屠殺了近十萬名紅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邊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審訊中心，代號S21
，主要用來審訊、拷打和處決黨內敵人。據估計，這個中心一共處決了兩萬人。
二超過列寧和毛澤東：紅色高棉的目標
和二十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
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
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曆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
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嚐試任
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
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
然而，這條道路並沒有經過長期的醞釀和理論準備，而是在短短兩年中匆忙形成的。從
紅色高棉領導人早期留下的文件，如喬森潘（Khieu Samphan ）和英薩利（Ieng Sary ）在
法國留學時的巴黎文獻和波爾布特（Pol Pot ）50年代最早發表的〈民主製還是君主製？〉
的文章，直到紅色高棉奪取政權前1970和1971年黨內兩次整風學習的材料中，我們都看不出
有任何為奪權後係統而血腥的社會改造所作的安排或者暗示，基本上是隻重複實踐由中國和
越南共產黨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
但是自1973年開始，紅色高棉的政策出現明顯的轉變，開始強調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
首先是在黨內開始作和越南決裂的準備。紅色高棉原來是在以越共為核心的印度支那共產黨
內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其領導人和主要幹部都在越南住過或是由越共培養，但1973年北越和
美國簽訂了在印支停火的協定後，柬共領導集團有被出賣感，表示不受此協定的約束，加上
曆史上傳統的高棉和越南的民族矛盾，柬共和越共之間開始分裂，越南被稱作“越南修正主
義”，黨內的親越派受到迫害和清洗。和越共的矛盾促使柬共領導集團決心要走柬埔寨自己
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特色之一就是要比越南更左，尤其是要搶在越南南部實現社會主義之前
在柬埔寨實現社會主義。於是自1973年5 月開始，在柬共控製的一些地區開始了集體化運動，
這是明顯超越了當時所謂革命的民族民主性質的，其他措施有：在一定規模上實行農村人口
遷移，強製把人口集中到由柬共控製的地區去加入合作化，為強製遷移甚至放火燒毀原來的
村莊；關閉佛教寺廟，強迫僧人參加農村勞動；實行統一服裝製度，一概穿黑色農民裝；以
及實行農村公共食堂製等等。
從曆史的演變來看，1973年是柬埔寨革命的轉折點。柬共領導層拋棄了漸進的民族民主
革命路線，以在它控製下的農村開始實行的直接過渡為起點，製訂了一個在最短的時間內用
暴力徹底改造社會的綱領。然而和俄、中、越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相比，柬共在上台以前不但
沒有一個較長的、相對獨立的發展時期，更沒有一個較充分的對自己國家和社會的理論分析、
討論甚至爭論的過程，在由於美國撤離印度支那而迅速到來的掌權時機麵前，整個黨的理論
素養和政治經驗遠遠沒有達到那些大黨在奪權時的水平。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柬埔寨的案
例體現了一個極其粗糙的理論和一場國家規模的實驗之間的鴻溝，紅色高棉是一個匆促建立
的體製，“匆促到了根本無暇去了解和關心柬埔寨社會的地步，一切先於這個體製而存在的
都或是必須被摧毀或是至少必須被徹底改造的”。
然而曆史的諷刺是，正是這樣一個最缺乏掌權準備的黨卻提出了一個要一舉超過所有其
他革命的最革命的綱領，正如柬共第二號人物英薩利1977年所說：“高棉革命實驗沒有任何
現成的模式。我們正在做的是曆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都不適用於我們。”
當1975年9 月份一些在國外學習的柬埔寨知識份子回國時，看到的口號是“組織勝過了列寧，
超過了毛澤東”。負責接待他們的高級幹部對他們介紹說，柬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
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在搞
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
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有工資，而且把錢省下來回國時在海關上買
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
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尤其是中國人（越南人也是如此）還各
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製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
“我們的製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可以認為柬共是汲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
圖把當時最左的中國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麵徹底地解決，不但
“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以此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
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紅色高棉當時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柬埔寨將
成為新的中心）。這就是所謂“柬埔寨特色”。這是一個在革命勝利的第一天就徹底重構社
會的模式，其開始付諸實行是1975年4 月17日（即紅色高棉進入金邊的當天）在各個城市進
行的大遷移。當時，紅色高棉對城市居民和難民宣布的理由：一是美國可能的轟炸，二是城
市糧食的短缺。這一直是紅色高棉官方的解釋。直到1977年9 月波爾布特才承認撤空城市是
為了“安全原因”，即摧毀那些反革命組織的活動基地。這項決定是在進城兩個月以前就作
出了，但卻對相當高級的幹部都嚴加保密。這種保密使得一項涉及到兩百萬人的大遷移事先
毫無物質準備，幾十萬人的死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1975年5 月20日（紅色高棉進城一個月後），金邊召開了紅色高棉全體高級幹部會議，
在會上第一次向全體幹部公布了中央進城後的各方麵政策。這次會議沒有留下任何文件（至
少至今為止沒有發現），現在了解的內容主要是依靠出席者，尤其是那些後來和紅色高棉決
裂者如韓桑林（Heng Samrin ，前紅色高棉將領，後投奔越南並成為1979年建立的新政權領
導人）等人的記憶拚湊起來的，其要點是：撤空城市；廢除貨幣；關閉佛教寺院，把僧侶趕
下去從事農業勞動；處決所有朗諾政府領導人；在全國建立高級合作社，實行集體食堂製；
把所有越南族趕出柬埔寨；派軍隊去越柬邊界準備作戰；等等。有的出席者還說廢除學校和
醫院也在其中。韓桑林的回憶部分和這些內容相合，並且補充了廢除貨幣是與廢除市場和私
人財產同時進行的；另外，他還說把人劃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者”（下詳）也是在
這次會上宣布的。值得重視的是農謝（Nuon Chea ，紅色高棉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第一天的
講話中強調了“嚴密甄別”的原則，根據與會者的解釋，這就是說在實行這些政策的過程中
可以隨時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對者和不滿者清除掉，不要把他們留在新社會。
三以大屠殺為代價的社會重構
紅色高棉社會重構的基礎首先是從肉體上消滅一部分政治敵對份子，把他們清除出社會。
根據波爾布特1977年9 月27日廣播的（當時他本人在中國訪問）宣布柬埔寨革命是“社會主
義”的重要講話，總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這個數字約14萬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時
對社會上政治敵對份子鎮壓的高潮已經過去，但仍然有這麽大比例的敵對份子有待鎮壓，可
以想像從1975年4 月到1978年底越軍進入金邊為止，以“反革命份子”為罪名被處決的人口
之龐大。
除了把“反革命份子”從總人口中清除出去，紅色高棉獨一無二的政策是公開把柬埔寨
人口劃分成享有不同權利的兩部分。在掌握政權後，它把原來生活在紅色高棉控製下的鄉村
農民稱為“舊人”或“根據地人”，意為他們已經參加了革命，那些由城裏遣散下鄉的稱為
“新人”或“4 月17日人”，意為在紅色高棉進城後被接收的人。這兩者原則上享有不同的
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給，前者還負責對後者的改造和監督。
除了根據城市和鄉村來劃分人口外，另一個分類是把人口分為“充分權利者”和“候選
者”（意為權利不完整者）。後來又從這兩個類型中進一步分出亞類型。“一級完全權利者”
是親友中過去沒有人為朗諾政權工作隻有為革命服務的：“二級完全權利者”是親友中既有
參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諾政權那裏的；此外還有“三級完全權利者”，其具體界限不太清楚。
而“候選者”也劃為兩等，第一類是有親友為朗諾政權服務，但多數是一般人，有些間接為
革命服務過；第二類是完全沒有親友為革命做過事的。
通過對社會階級結構的這種人為組合和劃分，紅色高棉實際上是恢複了南亞社會的種姓
製度。“公民”並非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成為社會中一個特殊的等級，同時通過把各種異
己份子或僅僅是沒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範疇，使得隨意迫害和剝奪他們
的生命權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們的大量喪生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雖然總的來說，紅
色高棉主要是利用這些“賤民”來從事艱苦勞動，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
而這種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個柬埔寨革命一樣，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點。一些?存的
“4 月17日人”回憶說，在每周兩次由紅色高棉人員或“根據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會
上，總是重複這樣一些問題：“你和革命一致了嗎？你還在想念你的個人財產嗎？你勞動時
是真的感到愉快還是隻好去幹？你還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嗎？”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據地人”和“完全權利者”也僅僅是在紙麵上享有比前者完整
的權利，加上他們可以對前者實行竤眾專政，至於在紅色高棉麵前他們照樣是沒有任何“完
整權利”可言的。例如實行集體化以後，他們沒有離開原來村莊的自由，所有財產都被剝奪，
私藏糧食查出後要被處死刑。隨著經濟形勢的惡化，他們集體食堂的飯鍋裏也和他們專政對
象的一樣，都隻有糠皮。
經濟上，紅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廢除商業和其他在正常社會形態下的各種經濟和服務行
業，而且是要建立一個以大米生產為全部基礎的自給自足的農業國，靠大米出口來建設國家。
波爾布特強調一個“快”字，他說：“我們和他們（他指的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我
們比他們更快。”掌權以後，紅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頃產三噸大米的指標，而過去柬埔寨
平均每公頃隻有一噸。後來在1976年8 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計劃”，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
力的杠杆，如一個幹部所說：“當一個民族被政治覺悟喚醒時，它能做到一切。我們的工程
師辦不到的，人民能辦到。”他後一句話指的是知識份子受到物質和技術條件的束縛，反而
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爾布特就曾經自問自答道：“我們能達到這個指標嗎？答案是我們在
任何地方都能，證據就是我們的政治運動。”
當時，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鄉的經濟考慮，也就是他們可以被用來當作無償農業勞動
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區是主要產糧區，這項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 萬被遣送到這裏的
“4 月17日人”來承擔。在兩年艱苦的開荒和修築水渠的勞動中，大量人口因過度勞動、饑
餓、營養不良和疾病而死亡。當勞動力大量減員的消息上報到金邊時，領導層往往遷怒於
“階級敵人”搗亂，於是又展開在監工的紅色高棉內部的清洗和對被懷疑的“4 月17日人”
的處決。同時，由中央製訂的指標成了政治任務，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幹部問罪，這就迫使
紅色高棉基層幹部把“4 月17日人”和農民驅使到極限。以徹底改造國家經濟結構為目的的
“每公頃三噸”和“四年計劃”就這樣成為了大屠殺的又一個組成部分。
曆史證明，在社會上實行恐怖專政的政權，或遲或早也會在統治集團內部實行這種專政。
因為當有組織的恐怖成為慣性和構成體製的要素時，它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有組織的目標，
而社會和個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組織的統治集團自身成了這種專政的對象。大規模的鎮
壓和屠殺成為紅色高棉新建立的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一環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為其黨內秩
序的一部分之時。波爾布特的理論是搜尋和消滅“細菌”。1976年12月，當S21 的審訊檔案
越積越高時他召開了一次“學習會議”，說：
我們還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裏。病源必須要暴露出來才能被檢查。因為人民革命
和民主革命的熱量還不夠……我們在黨內搜尋細菌的工作還沒有成果。他們埋得很深。然而，
當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時，他們滲入黨、軍隊和人民的每個角落。我們會找出這些醜惡
的細菌……但如果我們有片刻的?擱，這些細菌就會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據我們十年來
的觀察，很清楚，敵人根本沒有消失，因為他們不斷地進入黨內。
但他又保證說，這些“細菌”最終都會被揭露出來，因為“黨有著像菠蘿那麽多的眼睛”。
紅色高棉內部清洗的特點是其涉及麵廣泛到了以某個地區的全部政權組織、軍隊甚至總人口
為對象的程度。在前述1978年對東部地區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這個地區的幹部、軍
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體，越南人的心”。結果在六個月中處決了10萬人，占當時全國人
口的1/70-1/80.這種大規模的處決已經不是為了解決黨內一部分人的問題，而是要把整個一
塊地區通過消滅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達到政治上的純潔。
四紅色高棉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上的地位
筆者認為，能否理解紅色高棉四年多的執政史是對於人類理性的挑戰。這並非說這裏有
甚麽值得反覆探討的學術難點，而是從根本上說，人類理性有沒有認識和解釋這個空前荒謬
和空前血腥現象的能力，它是否超出了人類理性認識自身曆史的極限。我們有一個種族主義
理論來對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提供基本解釋，但我們有甚麽理論能滿意地解釋一個政權在短
短四年中關起國門，發明出各種莫須有的罪名，用最原始的暴力手段來滅絕自己民族幾分之
一的人口呢？
這裏隻是想提出這個問題供有心的讀者進一步思考，筆者自己同樣深感困惑。或許回答
這個問題需要諸多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努力，而曆史學隻能起到一個收集材料，為這
個體製的演變提供基本線索的作用。因此我想在提出這個形而上的問題之後再回到形而下的
範疇，從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紅色高棉的地位。或許這個角度能為上述問題再提
供一點間接的線索。
西方學界對紅色高棉到底是一場甚麽性質的革命有不同的認識。一種觀點說它是“一場
徹底的農民革命”，是農民起義者對城市的報複，其暴力行為並不來自於波爾布特和喬森潘
的思想，而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農民主義壓倒共產主義的結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領導人
自己也是充滿農民浪漫主義的小資產階級。但很有影響的《波爾布特體製》（The Pol Pot
Regime）一書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 ）根據他所作的五百個采訪資料認為，即使是農民
也不能在這個體製下生存，紅色高棉的農村政策是以犧牲小農為代價的，它摧毀了柬埔寨農
民千百年來賴以生存的三個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們直接束縛在國家權力之下，實
際上是建立了一個“契約奴農業國”（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值得注意的是柬埔
寨自己的觀點。現任首相、原紅色高棉高級幹部洪森的《柬埔寨130 年》今年4 月剛剛出版
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發行）。根據4 月5 日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的專題報導，
洪森認為“中國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澤東思想，波爾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
在柬埔寨得到實踐，但也證明是失敗的”。在洪森訪問北韓以後，他對紅色高棉路線的產生
根源有新補充，認為波爾布特思想中超過毛主義的東西源於北朝鮮。
筆者認為紅色高棉無疑屬於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這條線索，但卻是這個革命的極端時
期——俄國革命到1930年代末為止，中國革命到1970年代末為止，和古巴革命到1960年代末
為止——的繼承。本來這三次革命的社會重構就有一個加速度的趨勢，一個比一個早，一個
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激進。而紅色高棉則是它們的縮微版和強化版。其證據是：紅色高棉
在兩三年裏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長三十年的時間裏走完的重構社會的革命曆史過程一
蹴而就。例如：它幾乎沒有土地改革，直接進入了集體化，而在蘇聯和中國，集體化是奪權
多年後才實行的；它開始實行“四年計劃”也比這三個國家早得多；在這三個國家（特別是
蘇聯和中國），大規模的黨內鬥爭和清洗是奪權政權十多年後才有的，而紅色高棉則幾乎是
一進城就展開了。
然而，這種時間上的大大縮短隻是一個方麵，更重要的是紅色高棉政策的極端性。說服、
教育、限製、利用、改造和贖買等等這些具有“過渡時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
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組織”的指令和AK47衝鋒槍。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成為貫徹政府號召的主要手段的動員大會或者竤眾遊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見，紅色高棉
甚至覺得這些都是累贅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個革命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
家庭雖然從觀念到形態上都受到了極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結構還在，家庭沒有被廢除。而紅
色高棉把廢除家庭作為重構社會的起點，在奪取政權以前就實行了，奪取政權後在全國推廣，
合作社和各種強製勞動組織成為了社會的最基本單位，一個家庭的成員按照性別和年齡被分
進不同的組織，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開。男子32歲、女子25歲以下不準結婚。廢除家庭的另
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實行得最徹底的，是公共食堂製。公共食堂的意義決不僅僅是坐在一起
吃飯，而是消滅社會生活的私人空間。紅色高棉把廢除家庭進餐看成最能體現柬埔寨革命創
造性的成就，其幹部這樣說：甚至中國都還保留著這個“資本主義的結構”。
在高度集權方麵，紅色高棉不但毫不遜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家族政治（clan
politics）。柬共兩個最高級領導人波爾布特和英薩利是連襟，他們從巴黎留學時期就結成
了政治同盟。革命的“親戚關係”使得高級領導人的家庭成員遍布各級領導職位，最有代表
性的是被一些中國大陸媒體稱為最“善戰”、“威嚴”、受下級“敬畏”的紅色高棉西南大
區領導人獨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東部地區而有“屠夫”之稱，而且把自
己家庭的幾乎所有成員都安排進自己控製的西南區（個別的進入金邊地區）黨政軍要職，包
括他的兩個姻親（地方區一級黨組織領導人），四個兒子（從工廠黨的書記到軍隊師一級指
揮官），五個女婿（從地方省一級的書記到金邊唯一的波成東機場司令），五個女兒中一個
是Tram Kak區的書記（這是紅色高棉的樣板區，其書記原來由這個女兒的丈夫擔任），另一
個也是某個醫院的院長。正是這種家庭權力網使得塔莫得到另一個綽號：“塔莫大爺”。
紅色高棉在讓社會其他成員廢除家庭的同時，卻把自己家庭的功能發揮到了和政權結構
相等的程度，這不僅僅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而是在紅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
起來的體製中，血緣關係成了唯一能信任的關係。“屠夫”塔莫是紅色高棉堅持到最後的將
領（1999年4 月落網），這是因為他屠戮太多，無法回歸社會，但他能堅持到最後或許也說
明了其家族權力網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1978年秋，在紅色高棉政權隻剩下兩三個月的壽命時，黨內討論過實行
“改革”，其措施是從教育開始。部分小學重新開放（有材料說“4 月17日人”的子女仍然
沒有權利入學），幾百名西方留學回國的知識份子在或殺或關之後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們
接到命令去辦一所技術學院，招收三百名10-16 歲的學生。此外甚至還考慮過恢複使用錢。
紅色高棉以為曆史還會給他們一次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機會，讓他們再創造一次奇跡，在
四年內從民族災難走到“改革開放”。但他們錯了。柬埔寨社會被他們摧毀到了已經無法在
他們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寧願接受一個由越南人扶植起來的、起碼可以讓他們家庭
團聚的政權。紅色高棉曾經自認為承擔了在一場世界範圍內不斷加速的革命中最後衝刺的任
務，結果卻是一頭栽進了以上百萬同胞的白骨為陪葬的萬丈深淵。
殺人場(Killing Field)的高塔:頭骨堆砌的內塔層層疊疊
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殺人場(Killing Field)的高塔:頭骨堆砌的內塔層層疊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