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而言之，工程是受諸如資金、資源、工期等條件限製的一種科學實踐，此乃工程實踐與理論研究之大異。其實，曆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工程實踐不但應在以上諸經濟條件的邊界內進行，還應在環境與生態這些社會條件的邊界內進行，這才能達到工程與社會的最大優化。例如對目前中國電力短缺與能源利用的問題，是否利用水電就是最佳的選擇呢？例如可否用同樣的資金來提高目前的發電效率呢？中國目前發電平均效率約在30%左右，即有2/3的一次能源(例如煤)都浪費掉了。這些浪費掉的能源跑到哪裏去了呢？一部分變成費熱跑掉了，一部分變成廢氣跑掉了，跑到大氣裏成了汙染源。國際發達國家的發電效率約在45%左右，顯然在我們的發電業裏有很大的增效空間。如果用水電的投資來提高發電效率，每提高2個百分點，以同樣的一次能源消耗，其多發出來的電可超過怒江水電的總量(約三峽水電的1。1倍)，同時還可降低環境汙染。此外，中國目前可經濟開發的風能資源約為 2.5億千瓦，為怒江規劃裝機容量的12倍。目前風電的經濟性可以和氣電相比。開發風能對環境與生態的影響要比水電小得多。我們應該看到，即水電為早期能源利用技術，例如美國的水電大多在羅斯福當政時建設，水電的弊病之一是對生態影響較大。風電在技術與經濟上的成熟正在使其成為大規模商業應用的新型能源之一。
何祚庥先生與方舟子先生本是科學態度嚴謹的人，然而他們現在對“敬畏自然”的反對卻頗使人費解。何先生提出在自然與人的關係上應“以人為本”。不但有棄自然於不顧的不通情之嫌，且於道理上也不甚通達。社會中，人的利益有呈集團化與群體化的傾向。那麽應該以哪個集團哪個群體的利益為本呢？是靠旅遊業為生的人還是水壩的既得利益者？是水壩上遊的人還是水壩下遊的人？是樂於“敬畏自然”的人還是推行“人本主義”的人？是生活在當今社會上的人還是千秋後代人？顯然，以不同的人為本就會有不同的結論。所以這個概念是模棱兩可的。試想以一個模棱兩可的概念來作為決策的根據能說是科學的嗎？方舟子先生聲稱“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學，更是讓人一頭霧水。科學規律本身就是來自對自然界的觀察與研究(當然這裏指的是自然科學)，大自然是科學規律的主體，怎麽“敬畏自然”反倒成為反科學了呢？有人說汪永晨女士儼然成了大自然的代言人。我倒覺得敢於為大自然代言是一種值得人們肅然起敬的美德。她和不為任何利益而去學術打假的精神就像兄弟與姐妹一樣，都是良心的兒女。
原載>(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