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病毒的來源關於責任在誰之類的問題，每個人一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而絕大多數人的看法並非來自“事實”或“證據”，而是來自自己的信念。譬如立兄的信念就是，我一直在堅持理性思考。沒有去考察過理性思考的具體含義，但立兄的文章裏滿篇都是“我推測”，“我覺得可能”，“我並不是一定說”之類的話。
實在不想再花時間逐條去駁了。隻說這段吧：我考慮的一個可能是，在下麵的政府和國家疾控中心之間，在製度設計上出了問題。武漢官員隱瞞壓製信息是錯誤的應對疫情的行為，但如何有效應對疫情，以及當時的疫情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可能還是需要國家疾控專家指導。所以，二者脫節了。下麵看到國家下來專家了，就不管了。而專家拿到資料回去後光寫文章發表到一流期刊去了。結果疫情就被放在那裏沒人管了。疾控中心專家研究結果出來之前，即在投稿之前就應該向中央上麵，（如果不能自行向公眾透露，介於中國具體國情），很難想象中央那時會不重視，不安排抗擊疫情，尤其從第二次調查結果出來後，中央的措施來看，在一月前兩個星期中央可能不是太清楚武漢發生了什麽。如果這樣，疾控中心似乎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可是，疾控中心不上報光寫論文也是幾乎不可思議的事情。所以，我覺得外交部應該公布一下對美國的告知內容。
如果對中國的官場稍稍有所了解的人，即便沒吃過豬肉隻見過豬跑的人，也不會寫出這樣的話。即使現在有關方麵拚命想要為自己找替罪羊，也不敢明確地說這樣一段話。曾經有一位地方芝麻官告訴過我這樣一句話：反腐哪有這麽容易？你抓了我的人，我能不去咬你的人嗎？誰沒有上級下級親朋好友，哪那麽容易善罷甘休？疾控中心也是有上級領導的，指責疾控中心就是打一些人的臉，這樣打來打去對誰都不好，所以最後的結果不過是含糊其辭，把責任推到個人的頭上。
中國官場其實紀律是很嚴明的，上報最多不過換個地方做官，不上報就要想想自己扛不扛得住為誰而扛。而且“外事無小事”在中國是一條鐵的紀律。涉及到對外通報，無論是地方或疾控中心在回報情況時絕對不敢稍加隱瞞，而且看起來既然疾控中心也沒打算隱瞞，否則怎麽會去投稿？
最最關鍵的是，“在下麵的政府和國家疾控中心之間，在製度設計上出了問題。。。”這話如果深究，有人逃得開責任嗎？如果逃得開，中央不如現在就站出來說，不是我的錯，我真的不知道啊。。。
分析起來，立兄滿篇都是這樣的想當然似是而非。看起來考慮格外周全。如果旁人說，獨裁不好，立兄會說，我早就說過終身製有問題；旁人說，疾控中心不可能不報，立兄會說，我說過，“不上報光寫論文也是幾乎不可思議的事情”；旁人說，要讓人說話，立兄會說，我說過，不讓人說話很不好。。。看來這就是立兄所以為的“理性”：你們沒想到的我全想到了。說“史詩般的”這樣的話，立兄肯定是第一人。因為哪怕連政府現在一定都捏把汗，絕大多數人都在無比痛苦中等待疫情的結束，而且擔心中國經濟就此倒退數年。即使立兄先知先覺也請考慮一下那些正在病痛煎熬中的人正在因為無法打工生活受到影響的人的感受。毛也有偉大的異象，但有多少人願意活在毛時代？
我並不想要聲討誰。而我所問的恰恰是，製度設計一定會有問題，而人在這個過程中是在彌補製度的問題還是在擴大製度的問題？至少我還給立兄舉過一個中層官員的例子來說明“人”如何出了問題。我順便再舉一個例子：立兄住在北京，知道北京樓頂的廣告牌全拆了嗎？因為習有一次坐飛機從上麵往下看，說怎麽這麽亂啊！下級如此揣摩上意，立兄不會告訴我習是全然無辜的吧？而立兄卻坐在書宅裏，一廂情願地相信習全然不知情。我終於明白啥叫“反貪官不反皇帝”了。如果他真的不知情，他該站出來承擔“失察”的責任。這才是希望和信心之所在。
任用能幹的人，讓上下的信息可以通達，以重建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抓人的方式減少“謠言”的傳播。這樣的要求過高嗎？這樣的教訓不該汲取嗎？我相信史詩般的讚歌遲早會響遍中國，因為瘟疫一定會過去的，生活還要繼續。惟願我們可以從中學會點什麽。。。我知道，立兄一定會說，我早就說過。。。我覺得，生活如鑿井，挖得越深，越可能找到水源。四麵出擊往往白費力氣。
當然上麵這些也是我自以為的“聰明”。最後必須要說，我不同意立兄的說法，但我發自內心地尊重立兄說話的權利。而且，如果不是知道立兄多少有接受不同意見的氣度，我也不會說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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