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戴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從北京開來的特快列車，呼嘯著駛入上海站。
硬席車廂如同筷子籠似的，擠滿了串連的紅衛兵。列車靠上月台之後，一扇扇車窗成了出口，一個個紅衛兵從窗口跳下，踏上了上海的土地。
這時，從寬敞的軟臥車廂裏，從從容容走下一個中年女人。她戴著眼鏡，一個大口罩遮住大半個臉，身穿一件草綠色的棉軍大衣。
她馬上被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和幾個紅衛兵接走，坐上小轎車，直奔上海西區高級賓館—一衡山賓館。
此人來滬，非同小可。就在她動身之際，當時正在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便給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來了電話，關照道：“給予方便。”
正因為這樣，她一來，就被安排住進衡山賓館。
然而，才住了幾天，她就趁夜色濃重之際，戴著大口罩，跳上一輛鐵皮車廂的三輪卡。卡車上雖然裝著高音喇叭，此時此刻卻默不作聲。這輛紅衛兵的“宣傳車”消失在上海馬路上的車流之中。
此後，關於她的行蹤，外人莫知。
她到哪裏去了？
她，悄然住到了華東師範大學第三宿舍三樓，神不知，鬼不曉！
第三宿舍本是留學生宿舍。那年月，不收外國留學生，那幢宿舍樓空著。她住進去以後，紅衛兵們為她守衛大門，“閑人莫入”。
她一般晝伏夜出。外出時總是戴大口罩，總是坐那輛“宣傳車”，很少惹人注意。
前文已經提及的那個華東師範大學的“最早造反的老工人”，成了她的“保鏢”，替她帶路，替她聯係。有幾次，宣傳車另有任務，當她深夜返回華東師大時，跳上了Z的自行車。這時，Z既成了她的“兩輛車夫”，又成了時時提防“保皇派”襲擊她的忠實衛士。
她為什麽不住衡山賓館，卻在華東師大住了一個月？
她的上海之行，據說是“串連”。
她來上海，打的是“新北大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團”的旗號。
就在她到達上海的第二天，上海造反派們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她公開露麵了。
她在大會上的講話，清清楚楚地印在次日出版的《師大簡訊》上。
她說來滬的目的，“是揪出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大劊子手常溪萍，代表新北大全體革命師生來和他算帳。常溪萍的問題上下都有根子，上麵的根子是鄧小平、彭真，下麵的根子是以陳丕顯、曹獲秋為首的上海市委。”
哦，怪不得她如此看中華東師大，怪不得她悄悄住在那裏——原來是要“揪出”常溪萍！
她，聶元梓，北京大學哲學係黨總支書記。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她和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等七人，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牆上貼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張大字報以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於是聶元梓頓時名揚全國，成為“文革”風雲人物。此後，她成為北京紅衛兵運動的“四大領袖”之一。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聶元梓此行，頗有來頭。
聶元梓來滬之前，忽地“失蹤”了幾天。那陣子，她叱吒風雲，每天有許多“左派”圍著她團團轉。可是，她突然不知去向，在北京大學校園裏消失了。
直到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聶元梓在由北京大學保衛部監管審查期間，這才交代了其中的奧秘：
……我正在考慮串連的時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辦事組W打電話來，說江青為了你的安全，要我們接你離開家裏，到另一個地方去。我不同意，認為沒有必要。W說：這是江青給我們的任務，我們一定要接你去。我問發生什麽情況了？為什麽一定要我離開？W說他也不知道，隻是指示他要接我住在另一個地方，並把我認為最重要的材料帶上，以免在家裏丟失。還說希望我也一定執行江青的指示。這樣，我被接到中央文革對外不開放的一個地方（花園街X號）。到這裏後，住了三、四天……
就這樣，在北京大學傳出了聶元梓“失蹤”的消息。
在花園街X號，決定了聶元梓的上海之行。軟臥車票送到了她的手中。張春橋打電話，關照了上海的中共中央華東局。
聶元梓繼續交代說；
在一兩天之內，動身赴上海了。臨走前，王力來看我，說了些恭維話，又談到去上海串連的問題。他說可以介紹我們認識上海記者站的負責人，請他幫助我們介紹、了解上海的一些情況。我問了王力，如果我們有事或有重要情況需要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時，怎麽寫法？王力說，交給記者就可以了……
哦，原來聶元梓是江青手中的一顆棋子，如今殺到上海，矛頭所向，直指常溪萍。
常溪萍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擔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副部長。一九六五年七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教衛部部長。雖說他的職務不算小，但他畢竟還隻是中共上海市委一個部門的領導人。他自一九六三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但還不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江青為什麽鋒芒直逼常溪萍？為什麽密謀指派聶元梓來滬專程“揪常”？
此事說來話長……
一張大字報背後的尖銳鬥爭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一輛義一輛小轎車駛入北京大學校門。
此刻，北京大學大操場上燈火輝煌，萬名師生集聚那裏，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群眾大會即將開始。但是，主席台上依舊空空如也，意味著可能會有重要人物出場，全場隻得以高唱革命歌曲來暫且填補等待的時間。
一連串小轎車在夜幕中，駛入北京大學幽靜的燕南園，停在六十四號前。
一個又一個“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從轎車裏出來了：中央文革顧問康生，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江青，中央義革副組長張春橋，組員戚本禹等。
聶元梓早就在門口迎候他們的光臨。
這麽多的“中央文革小組首長”傾巢而至，當然決非尋常。待“首長們”坐定之後，聶元梓手下的一員大將C，見張春橋在座，抓緊時機，挑出了一個與當晚大會並不相幹的問題——常溪萍問題。
C問江青：“六月份，我們給上海市委轉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是否收到？”
江青把臉轉向張春橋：“春橋同誌，你們收到了嗎？”
張春橋馬上答話：“收到了，正在市委領導中傳閱。”
C趁機說：“我們給常溪萍寫了一張大字報、中央文革的領導能不能幫我們轉一轉？”
江青當場拍板：“可以幫助你們轉，你們把大字報拿來吧！”
C大喜。聶無梓的臉上、也泛起了微微一笑。
C趕緊離開燕南園，奔向哲學樓，從辦公室裏拿了一卷黃紙頭
那是一份事先已經寫好的大字報。十七個人簽名，打頭的名字便是聶元梓。
當C風風火火趕到燕南園六十四號，“首長們”已在大操場的主席台上就座了。
C奔上主席台，把那卷黃紙頭塞到張春橋手中。張春橋接過黃紙頭，說了一句話：“保證轉到！”
這一過程，不僅C後來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一二十四日作了詳細交代，（C是那張大字報的十七個簽名者之一），而且張春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友誼電影院，也談到了：
“我一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大學開群眾大會，他們給我送來了大字報。常溪萍在北大問題很嚴重，這個我知道。但詳細情況我不清楚。大字報是我接過來的……”
張春橋的麵孔，通常是不笑的。但是，當他回到釣魚台，打開這卷黃紙，他眉開眼笑——他釣了一條大“魚”！
這張大字報的標題是；《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
大字報一開頭，那語氣便咄咄逼人：
最近，我們得知常溪萍負責領導上海的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分震驚！
常溪萍究竟是什麽人了他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是三家村黑店的新夥計，是暗藏在前北大社教工作隊中的政治投機家……
張春橋不由得拍案叫絕、他處心積慮，日夜盤算著如何轟倒上海市委，正愁炮彈不夠，而這卷黃紙頭正是一發重磅炮彈！
須知，原北京市委，正是被一張大字報轟倒：在康生的妻子曹軼歐的“指導”下，聶元梓等七人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那張“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炸仆了北京人學這個缺口，導致六月三日“撤銷北大黨委正副書記陸平、彭佩雲的一切職務，改組北大黨委”，導致同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六月四日，《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歡呼“新勝利”……
如今，張春橋手中的這張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正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第一作者”。或者可以說，這是“全國第二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能不能把上海的華東師大，變成第二個“北京大學”？能不能把常溪萍，變成第二個“陸平”？
轟倒上海市委，看來要從常溪萍身上打開缺口！
頓時，張春橋仿佛覺得，那卷輕飄飄的黃紙頭在膨脹，變成了一顆碩大無朋的巨型炮彈。
怎樣把這顆重磅炮彈，從北京發射到上海呢？
如果讓張春橋自己來發射，未免過分暴露。他向來頗為諳熟借刀殺人之法。
真是難得的巧妙機會：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獲秋前來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住在北京飯店。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也出席會議。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張春橋出了難題給曹獲秋，叫曹獲秋把大字報帶回上海去：如果曹獲秋同意帶回上海，借曹獲秋之手，炮轟上海市委，當然很妙；如果曹獲秋不同意，那將落個“包庇常溪萍”的罪名。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曹獲秋在一份材料中，寫及此事經過：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晚間，北大帥生開個體大會，中央文革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議過程中，聶元梓等人把寫就的一張對常溪萍的大字報交給張春橋。次日，張春橋把這張大字報送給我。對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我和張春橋研究結果，決定去請示康生。二卜六日見到康生，工談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裏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社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
康生避而不見曹獲秋，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一他的妻子正“指導”著聶元梓的工作，而他的妻子又是根據他的意旨在辦事。有著如此微妙的關係，他不會對那張大字報明確表態。他跟張春橋一樣，在這種場合都喜歡打“太極拳”。
曹獲秋讓秘書糜欣祥給鄧小平的秘書掛電話。
八月一日上午八點多，糜欣祥掛了電話。很幹脆，將近十一點，鄧小平的秘書就來電話，請曹獲秋馬上去中南海。
十一點，曹獲秋就來到了鄧小平家。
鄧小平抽著煙，聽著曹獲秋講述那張大字報。鄧小平對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情況十分了解，幹脆利落地作了答複。
誠如曹獲秋所寫卜的回憶那樣：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複是北大社教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作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會告訴康生。
這樣，那張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就扣押在我那裏，這就起了保護常溪萍的作用。
鄧小平的意見，很快就從康生那兒傳到江青耳朵裏。
江青惱怒了，說道：“上海市委不貼這張大字報，我去貼！”曹荻秋寫下這樣的回憶：
不幾天，江青在會場上見到我，對我說：常溪萍這張大字報你們如不送回上海，你們市委要被動的。
原中共華東局書記魏文伯當時在一側。他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也寫下這樣的回憶：
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散會的時候，當曹荻秋和我出會場門外的時候，江青趕上來質問曹荻秋說：“北大寫給華東師大常溪萍一張大字報，如果不在華東師大很快地貼出來，你們上海市委就要被動。”江青講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親耳聽見的，也看見的。
曹荻秋迫於無奈，回到北京飯店，隻得囑咐秘書：“把那張大字報交機要交通員帶回上海，在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兩個單位貼一貼就行了。”
曹荻秋還打長途電話到上海，把情況告訴了中共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
就這樣，本來在那年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四大”盛行，誰都可以刷一把漿糊，貼一張大字報，而聶元梓等寫的一張大字報，卻要牽動那麽許多高層人物，卻要借“中央文革”的“虎威”，轉到了上海。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充滿著火藥味兒。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名次，由原來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取而代之，名列第二，並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震動了全會。
毛澤東還公布了他在八月一日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從此，紅衛兵運動如潮如湧，在全中國卷起狂瀾。
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誠如後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
就在會議結束的那天—一八月十二日，曹獲秋收到了張春橋的一封親筆信，所談的又是關於常溪萍，全文照錄如下：
荻秋同誌：
北大的鬥陸平計劃，有一條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爭，已經貼出去了。據康生同誌告訴我，江青同誌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裏也說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此事，請你回去後同市委同誌好好議一議，不然很被動。 春橋
江青說“你們市委要被動的”，張春橋也說“不然很被動”，如出一轍。顯然，他們私下商量過怎樣整常溪萍。
曹獲秋一回到上海，把來自北京的信息轉告上海市委的常委們，常溪萍一下子成了眾所關注的中心。上海市委商議了對策。如同楊西光所回憶的：
“北大提出要把常溪萍搞去，上海市委亦隻得同意，但我們商量要常溪萍到北京後住到上海駐京辦事處去……過不久，中央文革又通知說，不要常溪萍去了。”
常溪萍怎麽會成為聶元梓的眼中釘、肉中刺？怎麽會成為江青、張春橋必欲置於死地的冤家對頭？
不能不把時間撥回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五年六月，常溪萍擔任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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