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墜樓前毫無“自殺”跡象
為了揭開常溪萍死亡之謎，還必須從他墜樓前的言行活動進行考察。
“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那份《關於走資派常溪萍自殺的報告》，是這樣向“上級”說明的：
常溪萍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從舊教衛部拉回師大。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正式隔離，開始有專人看管。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校專案組又派了一位專人看管。當時宿舍裏連常溪萍共住五人。田於常每次批鬥時出汗，又不洗澡、洗腳（應為又不許洗澡，洗腳——引者注），加上常身患肝炎、糖尿病等，回此臭氣很濃，實在難受，故四位同學先後搬出104室，結果隻剩下常一人。
據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常溪萍患肝炎。專案組成員總是隔著桌子或者站在走廊裏跟他談話，不敢接近他，生怕傳上肝炎！
那時負責看管常溪萍的專案組成員L，這樣訴說經過的情形——他一點也沒發覺常溪萍有“自殺”的跡象：
“當天幹休後，聽到有的同學說，常溪萍跳樓自殺了。起初，我還說，這個人膽小，是不會跳樓的。後來同學說，常溪萍跳樓是真的，你趕快去看看吧、這時，我有些慌了，因為我是負責監管他的動態工作的。”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常溪萍去教學館，我沒有去押送。我想，那時在校內批鬥常溪萍，隻要專案組同意即可。”
“常溪萍跳樓前的一些日子裏，我沒有發現他有反常的活動。”
另一位“常溪萍專案組”成員也說：
“從我到專案組起，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我從未覺察過常溪萍同誌要自殺。所以，五月二十五日發生‘自殺’事件，我十分驚訝。”
常溪萍的妻子陳波浪，用非常堅決的口氣，否定了常溪萍“自殺”的謠傳。她說：
“常溪萍生前曾對我這樣說：‘要相信黨，相信群眾，會把我的問題調查清楚的。’還說；‘萬一我不回家，或者出了不幸的事，你不要相信我是自殺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常溪萍死的前三天，還寫信給侄女薑靜文和小外甥包魯江。信上說希望他們兩個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還說，學校裏蚊子很多，要把蚊帳送去。”
就在常溪萍死的前一天，收到了侄女送去的蚊帳——隻是專案組不許他和侄女見麵。如果他準備自殺的話，幹嗎還要家裏送蚊帳來？
原華東師大曆史係總支書記常玉，也清楚記得：
“常溪萍同誌死的前一天，我中午回二村吃飯。在夏雨島的小路上，麵對麵碰到他，他手裏端著飯碗。當時周圍沒有任何人。我跟他講了兩句話。我說，你的身體怎樣？他說還好。我又說，你要想得遠一點。他說，我完全想得通。當時我總的感覺，他不是悲觀失望的情緒，更看不出有任何死的念頭。第二天下午聽說他自殺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既然常溪萍親口說過“我不是自殺”，墜樓前又毫無自殺跡象，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否定所謂“常溪萍畏罪跳樓自殺”。
常溪萍不是自殺，那麽究竟怎麽會墜樓身亡呢？
本文開頭曾引述了俞珠屏、湯惠娟兩位同學的目擊記。不過，她倆雖然親眼目睹常溪萍從樓上掉下來，卻並沒有看見他離開窗口的一刹那。據她倆說，她們發現有人墜樓時，那人離地麵隻有幾米高了。
難道在現場沒有一個人看見常溪萍是怎樣墜樓的？
就在常溪萍墜樓身死的當天晚上，從數學係一年級3班傳出消息：該班有一名女同學，在常溪萍從數學館301教室窗口墜下時，她就在301教室裏！
她是誰？
她在“301”現場
在常溪萍墜樓之後，數學樓前亂哄哄的，準也沒有注意到她。
她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悄悄地走開了。
一直到晚上，聽說常溪萍死了，她才跟同班同學說起，她當時在301教室！
這消息飛快地被班上的紅衛兵頭頭向上報告。不一會兒，紅衛兵頭頭帶了兩個陌生人來找她。
她回憶道：
“他們要我把常溪萍‘自殺’的經過寫一下。當時輿論都講常溪萍是‘跳樓自殺’的，我當然也是按此‘框框’來寫的。寫完之後，馬上就交給了他們。”
“第二天，學校開大會批判常溪萍。會上提到在常溪萍‘自殺’時，數學館301教室有一個女同學（即我）在。”
“以後就再也沒有任何人來找我了解任何情況以及寫任何材料。”
“直到一九七七年六月，華東師大才派人來找我調查這件事情。”
當時，這位女同學為什麽會在301教室？
原來，那天下午，要在數學館301教室，數學係召開批鬥常溪萍的會議。會議定於下午兩點開始。作為“牛鬼蛇神”，常溪萍提前半小時來到301教室，等候“批判”。
那時候開會，沒有準時的習慣。通知兩點開會，能夠在兩點半開起來，就算不錯的了。
301教室是數學館裏的大教室，可容納二百來人。
當常溪萍來到301教室的時候，那裏還是空蕩蕩的，唯有她一個人靠窗坐著——301教室三麵是牆，一麵全是鋼框玻璃窗。由於教室是階梯形的，講台位置最低，課桌逐排按階梯狀高，而鋼窗則是水平的，所以講台處窗台比人還高，而在未排，鋼窗與地相平，成了落地窗。她坐在中間的靠窗處。
她來得比常溪萍更早，那是因為她當時也受到運動的衝擊。她坐在那裏低頭背語錄，因為那年月時興背語錄，萬一在批鬥會上她背不出指定的語錄，就會挨批。
她與常溪萍素無交往，毫無恩怨。她隻在一次又一次批鬥會上，認得那麵孔黑瘦、皺紋頗多的人是常溪萍。
照理，她在現場所見，最為客觀，也最為可靠。
非常遺憾的是，如她本人所說，她在當天晚上所寫的材料，是按常溪萍“跳樓自殺”的“框框”來寫的。本來，當天寫的材料，記憶清晰，最為準確。可是，她寫得很簡單，何況有人耳提麵命，給她定下“框框”。
她處在受衝擊的地位，一個一年級的女孩子，有什麽辦法呢？
當她在九年之後接受調查，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寫下一份旁證：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左右，因數學係召開批判常溪萍大會，我去了數學館301教室。由於時間尚早，教室裏空無一人。一會兒，常溪萍由兩個紅衛兵押了進來。接著，兩個紅衛兵都出去了。過了一陣，我突然發現常溪萍從最後一個窗口跌了下去。當時教室裏僅我一人，我並未看到有人進來。
她的這份旁證材料，極其重要——因為她是301教室內唯一的現場見證人，是查清常溪萍之死的關鍵。
在這份極其重要的材料中，有一句話是至關重要的；常溪萍由兩個紅衛兵押了進來。
常溪萍之死，並不排斥他殺的可能性。尤其是在那樣天昏地黑的歲月，尤其是常溪萍受到張春橋的直接點名，尤其是在此之前常溪萍蒙受凶手們多次毒打，“往死裏打”……
既然“常溪萍由兩個紅衛兵押了進來”，那“兩個紅衛兵”是誰？
要查明常溪萍之死的真相，務必查出那“兩個紅衛兵”。因為那“兩個紅衛兵”不僅存在他殺的嫌疑，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現場見證人。
可是，查來查去，沒有查到那“兩個紅衛兵”。
當然，押常溪萍的人，極可能是“常溪萍專案組”成員。但是，專案組的成員說沒有押他去數學館。
為了確切了解當時的情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東師大又派人調查，請那位當年的女同學回憶。
她又重新寫了一份旁證材料，內容比半年前寫的那份旁證詳細得多：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天氣很悶熱，氣壓很低，我僅穿兩件單衣服。
下午一時半左右，我從宿舍獨自一人來到數學館301教室。途經九·一五廣場時，看到數一（2）班俞珠屏、湯惠娟兩個女同學在走道上騎自行車。301教室是一個階梯形大教室，有兩大門。我是從後邊一個門進去的。進去時，好像看到最後一個窗口開著。因為氣候關係，當時教室幾乎所有的門都敞開著。
當我進教室時，教室裏空無一人。我揀了一個靠窗日的座位坐下（位置在教室中間），從窗口就能看到外麵的情況。過了一會兒，常溪萍一個人進來了。當時好像常溪萍手裏還拿著一件衣服。常先生在電燈開關那裏站了一會兒。因為我當時正在集中注意力背誦語錄及思考自己的問題，而且知道下午要批判常溪萍，他是來接受批判的，所以也不去注意常溪萍的動態。
在這份材料中，她把原先的“常溪萍由兩個紅衛兵押了進來”，改為“常溪萍一個人進來”。這是極為重要的更改。
對此，她寫下這樣的注釋：
我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材料中所述的有兩個紅衛兵押著，很可能是現今我根據對當時文革中批鬥走資派總有兩個紅衛兵押著的情景想象所提供的。
她的解釋，也不無道理。畢竟是事隔九年，逝去的時光衝淡了人們的記憶。然而，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裏，“常溪萍跳樓自殺”已成定論，怎麽可能對此進行調查？
她不得不在材料中用了許多“好像”——她已無法確切回憶九年前的某些細節。比如，常溪萍掉下去的那個窗口，究竟那扇窗本來是關著的還是汗著的？常溪萍墜樓之後，人們在301教室裏找到他的一件棉衣。究竟這件棉衣是他一進教室就拿在手中，還是墜樓前脫下來的？……她隻能說“好像”怎樣怎樣了！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旁證材料中，她還寫道：
過了一會兒，當我再抬頭時，發現常溪萍已不在前麵。回頭一看，他已從最後麵的窗口臉朝下跌了下去。他身後沒有人。我僅看見常溪萍臉朝下跌下的一刹那情景，隻看見常溪萍跌在數學館前台階上，頭倒在最後一個台階上，半邊臉都是血。當時我並沒有注意到常溪萍從前麵往後麵走的過程，也未聽見有開窗的聲響，更沒有看到有第三個人走進301教室。
當時我嚇極了，趕忙往樓下走。這時已有陸續上來開會的同學和教師。我跑到樓下，碰到陸寶華，還有我班幾個同學。我們走出去時，已有人把常溪萍翻過來。過了一會兒，車子就把常溪萍送到醫院。
當我在301教室時，我並未注意到常溪萍把手裏的衣服放好，更不知道他衣服裏麵有任何東西。
她的回憶，為查清常溪萍之死提供了重要的旁證。但是，從她的旁證中，還不能完全確定常溪萍的死因……
常溪萍之死仍是一個迷
常溪萍之死，無非三種可能：自殺，他係，不慎墜樓。
自殺——已有充分的材料加以否定；
他殺——並不排斥他殺的可能性，但是根據那個女同學的旁證，常溪萍墜樓時在301教室裏沒有第三個人；
那麽，會不會是不慎墜樓呢？
前麵引述過的旁證材料中，曾記載常溪萍臨死前的話：
“我不是自殺”。
他站在301教室裏，怎麽會墜樓呢？
我來到華東師大數學館301教室，仔細觀察了常溪萍墜樓的那扇鋼窗。那是教室裏最末一扇鋼窗，有一人多高，比人的肩膀還寬，從窗口是完全可以“掉下來的”。特別重要的是，這扇窗與地齊平，下端鑲著一塊固定的玻璃，隻有人的膝蓋那麽高。一旦人的身體的重心朝外傾，就會墜下來的。
許許多多份旁證材料表明，他受“四人幫”殘酷迫害，身體已變得非常虛弱。
原“常溪萍專案組”副組長，曾寫下這樣的旁證：
據當時專案組看管常溪萍的組員反映，差不多每天都是上午、下午、晚上輪流到各班組、各單位進行批鬥。回來之後，還要他寫交代材料。有些材料還要他限時限刻變出。
在這樣疲勞批鬥的情況下，沒有聽到市裏、校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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