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溪萍的報告上被批了個“右”字
一九六五年一月，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隊長兼黨委書記Z，正坐在他的辦公室——北大專家招待所裏，他皺著眉頭，翻閱著常溪萍所寫的一份工作報告。看罷，他提起筆，在報告的天頭上寫了一個很大的“右”字！
Z和常溪萍本來素昧平生，隻是這次搞北大社教，才一起共事。Z對常溪萍的印象是，“開始還以為他是穩，其實是右！”
Z和常溪萍在對待北大社教運動問題上，產生了明顯而又深刻的分歧……
社教運動，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一九六二年起逐步在全國展開。最初，在農村叫“四清”運動，即“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在城市叫“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以及反對分散主義、官僚主義”。
社教運動走過了曲折的路＿一九六四年初，毛澤東主持製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共二十三條，簡稱“二十三條”。這個文件對於糾正“左”的錯誤、縮小打擊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教運動的麵越來越寬，從農村擴大到工廠，到學校。北京大學被確定為全國大學中的社教運動試點單位。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黨中央從各地高教部門調集了二百多名幹部，組成了“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上海當時共有二十四所高等院校，每校各抽一名院級、一名處級幹部，作為北大社教工作隊員。上海市委指定常溪萍帶隊。到了北京之後，工作隊成立黨委，設一名書記、四名副書記，常溪萍是副書記之一，兼北大西語係工作組組長。
Z和常溪萍在工作中產生了分歧。在常溪萍看來，Z太“左”；在Z看來，常溪萍太右！
他們分歧的焦點，又集中在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身上。Z要把陸平打成壞人，而常溪萍則認為陸平是好人犯了些錯誤。
在一年多之後，由於北京人學成為文化大革命第一炮轟擊的單位，陸平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集中攻擊的目標．常溪萍和Z當年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的分歧，一下子也就隨之成為眾所矚目的大是大非。
陸平經過十年磨難，得以幸存。一九八一年十月，陸平寫下一段對常溪萍的帶淚的回憶：
一九六四年冬，社教工作隊在北京大學發起社教運動，把北大當作“爛掉了”的單位，打擊了一大批校係領導幹部，使北大陷於半癱瘓的狀態。鳥雲籠罩了北大，所有正直人們的心中都感到沉重的壓力，敢於堅持真理的同誌隨時可能遭到無情的打擊，被打成所謂的“敵人”。我和溪萍同誌就是在這種恐怖的形勢下相識的。
大約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杜教工作隊黨委副書記常溪萍同誌要找我談話。當時，我和溪萍同誌隻有一麵之識，對他還不了解，加上杜教工作隊在北大的錯誤做法，不能不使我對談話懷著很大的疑慮。
我和溪萍同誌談了兩個半天……我按照他的要求，如實地一一作了介紹。在介紹的過程中，他始終認真地傾聽並提出許多詢問、在有些問題上，他還與華東帥大作比較和分析、他總的認為，這比年來北大黨委是執行了黨的教育路線的。問時也有若幹缺點錯誤，甚至有的是嚴重的，但成績仍是主要的。我認為，他的觀點是對北大多年來的工作了公正的曆史評價。我從談話中切實感到溪萍同誌觀察問題是全麵的，實事求是和一分為二的；態度足和藹可親並允許別人講話的。這和那些搞“一言堂”，以“帽子”壓人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真有天壤之別。我起初的疑慮很快就消除了，並對他敢於頂歪風，堅持實事求是的高尚行為十分敬佩……
不言而喻，陸平所說的“欽差大臣”、“整人能手”，指的就是Z。
一九六五年一二月，常溪萍回上海過春節，他向當時分管文教工作的上海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市委書記張春橋作了匯報，著重談了他與Z之間的重大分歧。
誠如楊西光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所寫的回憶材料那樣：
那個時期Z在北大社教運動中確實很主觀，作風上也獨斷獨行。我在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和Z一次談話中已經感到，後來也陸續聽有些同誌談過……一九六五年春節常溪萍回滬後，首先向我匯報，我相信常的意見是對的。當時市委是我和張春橋共問分工管文教工作的，我就約了張春橋一起聽常的匯報，當時張春橋也同意常溪萍的意見，我們一致意見是要常溪萍按“二十三條”辦事，有愈見可以在工作隊中問提，也可向組織反映。在這一點上，張春橋沒有講這一句和常溪萍或者和我有什麽不同意見。
常溪萍回到北京大學後，於三月四日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信中說：
昨天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文化革命問題，對北大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批評了北大工作隊的領導……小平同誌說：“運動一開始即應三結合，要肯定成績，克服缺點，北大運動要總結。總之，有毛病，一去即奪權，鬥爭方式不正常，陸平被鬥得神誌不清，不是黨內鬥爭的方法，陸平犯錯誤不是犯了一切錯誤，隻是某些錯誤，搞得萬裏見了陸平要躲開，把市委放在一邊。同意市委幫助北大黨委總結過去工作的方法，這方法很好……”……如果Z等老是這樣，我想向中央寫信反映一下（他們自以為是很嚴重，有許多做法很不對頭，作風也很不民主），不知可否？
常溪萍決定邁出重要的一步——向中央寫信。
張春橋拿起鉛筆，在常溪萍的這封信上開頭所寫的“春橋同誌”的“春”字上，畫了個圓圈，表示他已“圈閱”。這是當時領導層中流行的辦公習慣。
張春橋還在信的天頭上寫下批語：
西光閱後送丕顯、荻秋、一平同誌一閱 春橋
常溪萍終於發出了致鄧小平的信
常溪萍著手起草寫給中央的信。
他畢竟是上海市委派出的。他的三月四日的信，尚未見到複函。
他在點焦急，在三月十一日又給張春橋、楊西光寫了一信。在這封信中，他除了談了Z最近如何抵製鄧小平的意見之外，重申了他要給中央寫信的決心：
在總結工作中，我提了一些意見，基本上都遭拒絕。我沒有再說什麽，以免形成頂牛，但，我想，應當向中央反映一下情況，否則會犯自由主義，不知可否？請速示。
常溪萍在信末加了七個著重號，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急如焚。
張春橋又拿起鉛筆，在“春”字上畫了一個圓圈。
上海市委書記處的書記們聚集在康平路會議室裏，研究常溪萍的兩次來信。
楊西光很詳細地寫及這一過程：
常溪萍對北大運動有些意見，要向中央反映，我和張春橋都認為這是正當的，同意他這樣做。為了更慎重起見，我們還把常信的內容向市委書記處所有成員匯報了。在一次書記處辦公會議上，由陳丕顯同誌主持談了一下，都認為按照組織原則，常這樣做是可以的，不但可以寫信反映，也可以向有關組織口頭反映。在工作隊內部可提出問題是我和張春橋與他個別談話時也已告訴他。這樣，我就通知當時教衛部辦公室負責人邱敏珠同誌把市委的意見告訴常溪萍了。
張春橋對於常溪萍給中央寫信一事，是非常清楚的，是同意、支持的。這是有著確鑿的人證、物證的。
常溪萍是一個組織觀念頗強的人。他在征得上海市委同意之後，找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裏談了自己的意見。萬裏的意見與他一致。他又找Z當麵交換意見，談了自己的看法，Z與他如針尖對麥芒，怎麽也談不攏，沒有商量的餘地。
考慮再三，常溪萍終於在三月十七日，寫定致中央的信。考慮到中央是鄧小平分管北大社教工作，考慮到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考慮到陸定一是中宣部長、張於意是中宣部副部長（北大社教工作隊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雙重領導），常溪萍的信是這樣寫的：
小平、彭真、定一並於意同誌：
我向中央和宣傳部反映一個情況。
Z在領導北大的社教運動中，采取了一係列的對中央書記處、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錯誤態度和做法……
這裏提及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一九六四年根據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建立的，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組成，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被撤消，建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
常溪萍在信中批評了Z的一係列錯誤，肯定了北大陸平、彭佩雲、宋碩的意見——請注意，一年多以後，聶元梓等七人拋出的那張震驚全國的大字報，標題便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三月十九日，常溪萍發出了這封觀點鮮明的信。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約見常溪萍，他詳細地談了自己的意見。
這時，萬裏也向鄧小平反映了意見，與常溪萍的見解一致。
萬裏曾問憶道：
“我曾在中央書記處會後，將我召開北大係總支書記等”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其中把Z的情況向鄧小平匯報了。鄧問我常溪萍怎樣？我曾向他介紹常是正派人。”
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常溪萍的信上，作了重要批語：
我看Z同誌在北大工作中，表現作風不正派，對二十三條是患得患失的，抵觸的，似乎要考慮改換工作隊領導問題，否則就隻能調換陸平等人的工作，再這樣頂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損失。xxx 鄧xxxxxx卅
就在鄧小平作了批示後不久，Z被調換了工作，中央另外任命廠一位同誌擔任了北大社教工作隊領導。這樣，北大社教運動“左”的傾向得到了糾正。
對於常溪萍在北大社教工作隊七個多月的工作，萬裏曾寫下了這樣的印象：
常溪萍是個好同誌，這個同誌在北大杜教運動中表現得很好。
在北大社教期間，我跟小平同誌說過，Z把北大社教運功搞得很不好。
常溪萍同誌寫信向中央反映Z的問題是符合事實的，完全是正常的，常溪萍同誌信寫得很好。
聶元梓把陸平說成是壞人，而陸平是個好同誌，聶元梓才是混入黨內的壞人。
常溪萍同誌就是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
然而，也正是因為常溪萍“堅持黨的政策和革命路線”，正是因為常溪萍秉公直言，向鄧小平等如實反映了北大社教運動中“左”的錯誤，聶元梓把利箭對準了他……
“保常派”與“反常派”在較量著
聶元梓等十七人的大字報《常溪萍是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幫》，經“中央文革”轉交，終於在上海市委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同時貼出來了，一時成了上海一大“新聞”。
常溪萍在華東師大擔任黨委書記達十年之久，由於他工作踏踏實實，在師生中享有頗高的威信。
劉佛年教授對他的印象是：
“我初見他的時候，發現他穿著很樸素。他仿佛對個人生活很不關心。身上一年四季總是幾件舊衣服。共事十多年，幾乎沒有看見過他添過什麽新衣服，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很容易把他當成一位農村的小學教師。”
華東師大黨委幹部姚柞訓記得：
“我有將近五年的時間，住在他的宿舍的一個房間裏，經常發現常校長隻睡五、六個小時的覺，運動期間隻睡三、四小時，通宵達旦地工作是常有的事，他一心撲在黨的工作上。”
夏鶴齡、孫殿林等同誌回憶了常溪萍的“工作日程表”：
“常溪萍同誌每天是這樣工作的：清晨，他打掃自己包幹的垃圾箱，然後來到共青操場，和同誌們一起做廣播操，每天上午，如果沒有會議安排，他就到教室和同學一起聽教師講課，或者到係裏參加教研室的活動；午飯的時候，我們又經常看到常校長在食堂了解情況；下午，一般是他學習、辦文或開會的時間。到下午四點半，他總來到共青操場或文史樓旁的操場和師生們一起打球；晚飯以後，常校長又出現在學生宿舍、圖書館……”
膳食科冷海天記得：
“學校裏淹了大水，常溪萍同誌親自撐船，把燒好的薑茶送給夥房的工人吃，使大家很感動。”
司機龐學友則記得：
“在汽油供應緊張的年月，常校長為了節約汽油，寧願騎自行車去加定安事看望同學，不坐小汽車。後來，他學騎摩托車，想不坐小汽車，結果摩托車摔在溝裏，他斷了腿骨……”
在“文革”大旗嘩啦啦地飄的那些日子，盡管人妖顛倒，盡管常溪萍已調離華東師大一年多，但是想一下子從師生們的心中抹黑常溪萍的形象，還不那麽容易。
在“文革”初期，華東師大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並不多。揭來批去，無非是些“大路貨”：
《常溪萍是修正主義教育黑線的推銷員》；
《常溪萍抓衛生、抓籃球為了什麽？》；
《常溪萍重用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常溪萍階級鬥爭觀點到哪裏去了？》；
《常溪萍推行智育第一》；
這些大字報不僅標題一般，而且內容也空空洞洞，無非開頭引幾句語錄，中間舉幾個例子，結尾喊幾聲口號，如此而已。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確如重磅炮彈，在華東師大炸開來了！
不過，雖然爆炸的衝擊波過去之後，常溪萍的臉上隻被落上一些灰塵，並沒有被抹黑。因為那張大字報，除了一連串“黑幫分子”、“政治投機家”之類大帽子之外，並沒有多少足以動搖人心的貨色。它的衝擊波，充其量隻不過是“中央文革”和作者“聶元梓”在當時所享有的特殊名聲而已。
一陣風過去了，華東師大又恢複了平靜……
再轟！聶元梓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再向常溪萍發射一炮：還是十七人簽名，寫了第一二張大字報，題目——《常溪萍在北大社教運動中是個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鎮壓北大社教運動進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鋒》。
第一張大字報不過幹把字。這一回，洋洋數千言，竭盡誣、騙、罵、假之能事，硬給常溪萍安上了個“大叛徒”的罪名。
在第二顆炮彈的衝擊下，在華東師大對常溪萍引起了爭論，分化為“反常”和“保常”兩派。
“反常”唱著聶元梓的調調，咒罵起“大叛徒常溪萍”來了。但是，“反常”派畢竟隻是少數派。
“保常”派占多數，高舉“心向黨”大旗，跟少數派論戰。
平靜的校園裏起風波了：這邊，“鬼見愁”戰鬥組的大字報在批判常溪萍的“叛徒行徑”：那邊，“天安門警衛連”戰鬥隊貼出大字報《常溪萍是好人犯錯誤》；緊接著來了個“刺刀見紅”戰鬥組‘喇”向了“天安門警衛連”；“紅色鋼鐵”戰鬥隊上台了，跟“刺刀見紅”來了個“刺刀見紅”……
在眾多的大字報中，中文係四（3）班“紅旗”戰鬥隊貼出了《一論常溪萍》、《再論常溪萍》、《三論常溪萍》這樣的“係列”大字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幸虧當年的大字報的底稿尚在，現在讀來，時隔二十年，仍頗為感人。
這是“紅旗”戰鬥隊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貼出的批駁聶元梓的大字報，以理服人，寫得很有水平：
常溪萍是大叛徒，這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為不可動搖的結論了。
他們說，常溪萍在給中央和中宣部的信中以及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同誌的談話，是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大叛徒。
事實果真如此嗎？
……我們的看法是，向黨的上級機關通過正常的途徑反映意見是每一個黨員的權利，是正當的，是合法的，是無可非議的。有的人把這種行為稱為“告密”，是毫無道理的，極端錯誤的。
這封信是寫給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的。根據黨章規定，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履行這樣的義務：“向黨的領導機關直到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也有這樣的權利：“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到中央委員會提出聲明、申訴和控訴。”有些人竟把這種黨員的正當的合法的行為，稱之為“告密”，不知道這些同誌是怎樣看待我們黨的領導機關的？
聶元梓的第二張大字報，仍未“打倒”常溪萍。她有點焦急了，咒罵華東師大是“常家王國”、“常家王朝”，咒罵常溪萍是“常霸天”。
罵也無濟於事。華東師大的“保常”勢力“頑固”得很哩！
終於，江青電召聶元梓來到花園街×號；
終於，聶元梓坐著軟臥專程來滬“揪常”；
終於，華東師大校園裏出現那個戴著大口罩的神秘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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