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和聶元梓合演“反常”雙簧
寫“打常”，不可不寫那個“狗頭軍師張”。
就在聶元梓到達上海之前——十一月十一日，張春橋坐飛機不可一世地來到上海。當時，兩千多名上海工人‘北上告狀”，火車開出上海北站不久，被截留在離上海五十多公裏的安亭車站，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安亭事件”。張春橋仿佛“欽差大臣”一般，淩駕於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之上，趕往安亭，簽署了“五項要求”……
在如此“忙碌”的時候，張春橋仍“撥冗”與到達上海的聶元梓聯係。
十一月二十四日，張春橋已決定當天飛回北京。就在離開上海的匆忙之際，他在那華麗的俄式建築物——上海友誼電影院，接待了華東師大的造反派，對常溪萍問題發表了長篇大論。
這時候，他早已“忘了”曾圈閱過常溪萍那兩封信，早已“忘了”在信上批過“西光閱後送丕顯、荻秋、一平同誌一閱”，早已“忘了”他曾同意、支持常溪萍給鄧小平寫信。
這時候，他一副“左派”麵孔，以“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身份，為聶元梓“揪常”鼓勁撐腰。
幸虧當年的造反派們用錄音機錄下了張春橋的講話——本來是作為“中央首長指示”，如今卻成了不可多得的反麵教材。
且看張春橋在台上是怎樣演戲的：
我對常溪萍也不是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過去聽說他比較好，我又沒有與他同過事，坐在桌麵上，見見麵，這對於部是不能了解的。我覺得看一個幹部應看全部曆史，全部工作，不能以一時一事的表現來判斷好壞，這是對的。但是……
張春橋在談完自己的“認識過程”之後，在“但是”後麵說出了本意：
但是，在一些重大關鍵的問題上，雖然是一個時候、一件事，但這個事比較大，是關鍵問題，是在關鍵時刻，是在關鍵問題上，這就不能與平時所說的一時一事表現等同了。
在過去，我們對北大那件事，還僅僅認為是一個孤立的事，就那麽一個學校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後，揭發出大量事實證明，那就要與彭真、陸定一聯係起來看。原先我還沒有把彭真、陸定一當作壞人，問題沒有揭出來。而現在揭出他們的問題，再來看常溪萍的問題，覺悟就提高了。這不是個別的事，而是彭真鎮壓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第一步驟。
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方麵突破了，就要把別的問題統統帶出來。當時批《海瑞罷官》一個劇本，為什麽彭真那樣震動？當時不能理解。現在理解了，了解了。因為批《海瑞罷官》就要帶到吳晗，提出吳晗就要提到鄧拓。把鄧拓提出來，二家村就提出來了，那麽彭真問題就提出來了。彭真問題提出來了，那麽，對常溪萍的問題，我覺得應該重新研究。
經過張春橋這麽一“拎高”，常溪萍的問題上“線”了，上“綱”了。
不過，光是把常溪萍跟“彭、陸、羅、楊”的“彭、陸”，聯係在一起，“拎”得還不夠高。張春橋又繼續往新的高度上“拎”，義“但是”起來了：
但是，在那人時刻，還沒有談到鄧小平的問題。常溪萍給中央的信，是鄧小平批的，彭真抓的，是這樣的問題。在當時，我對鄧小平同誌根本沒有任何想法。在最近時期，兩條路線鬥爭揭開了，就不能不想到在北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是錯誤的，完全錯誤的，他支持了彭真。
我對這個問題，就是這樣一個認識過程……
現在，常溪萍的全部材料，我還沒有來得及看。少數派給我送來的材料很厚，你們今天又給我一疊。我看一部分就很好了。我以前，一直沒有把常溪萍當作一個重大問題，現在我感到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了，要把這個問題完全搞清楚。
如果你們要我今天講，常溪萍是什麽性質，我今天還不能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講。但是在北大問題上，他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因為事物不是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一下子卷進去了，你想扮演一個正確的角色，結果扮演了一個特務……
我希望能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不把常溪萍的問題作為一個孤立事情，把當時階級鬥爭形勢，把兩條路線鬥爭，與彭真聯係起來看，這個問題的認識可能就比較統一了。
經過張春橋這麽一番“上掛下聯”，從“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分析，常溪萍的問題一下子變得嚴重起來，成了“特務”，成了“大叛徒”。
也就在這個時候，聶元梓在上海公布了她離京之前“炮打”鄧小平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寫於十一月八日，把常溪萍和鄧小平聯係在一起進行“批判”：
要徹底鎮壓北大社教運動，就必須奪工作隊的領導權。於是鄧小平就利用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頭號叛徒常溪萍的告密書，下令召開了鎮壓工作隊革命派的民族飯店黑會，撒了隊長Z同誌，換上了黑幫分子X，常溪萍也被塞進了工作隊的九人領導小組。革命的工作隊於是成了反革命的還鄉團。一九六五年我國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伴之就在我校發生了。常溪萍至今還有恃無恐，恃的就是鄧小平。
張春橋和聶元梓一唱一和，頓時使華東師大的“反常派”聲勢大振，以至使“反常”擴大到上海全市，街頭巷尾隨處可見“打倒大叛徒常溪萍”巨幅標語……
“反常”，一切反常！
在“砸爛常溪萍”的日子裏
高高的上海國際飯店，從上至下，掛出了長幅大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樓，也掛出了同樣的長幅大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全市許多高樓、許多圍牆上，都出現了這樣的大字標語。
這四句口號，還印在傳單上，響在人們的嘴巴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全市性批鬥常溪萍大會召開了。這四句口號，被確定為大會的“主題。”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燒”、“揪出”、“打倒”、“砸爛”，有著特殊的含義，仿佛在逐步升級。喊口號的時候，調門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響。喊到“砸爛常溪萍”的時候，造反派們都伸長了脖子，發出最響亮的聲音。
可惜還沒有一本《文革辭典》，還無法給“砸爛”下確切的定義。不過，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砸爛”，意味著常溪萍的問題最嚴重，已進入“徹底打倒”的範疇。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噓過：
“毛主席對上海很關心，主席對‘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這個口號都背得熟極了。我還背不出來呢！”
奇怪，張春橋在講話的時候，怎麽就一口氣背出來呢？！他不是說“我還背不出來”嗎？
哦，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徐景賢交代了這個口號的來曆，人們才知道原來是張春橋審定的：
“我第一次接觸常溪萍的問題，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籌備召開批鬥常溪萍的大會。當時得到師大紅衛兵的支持。當時，是我同郭仁傑、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動口號：‘火燒陳丕顯，揪出曹獲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把常溪萍作為第四檔，即要砸爛的。這個口號，張春橋、姚文元是很讚賞的。當時，我們把這一口號印在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第一期簡報上。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後，姚文元直接打電話告訴我說，讚成這個口號。一月初，張春橋、姚文元都說：‘這個口號好，分四檔，把常溪萍作為第四檔，表示是有區別的。’此後，常溪萍就一直被我們作為砸爛對象。”
常溪萍成了“砸爛”對象之後，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經無法統計了。據當年的“常溪萍專案組”成員告知，那時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論是市裏、局裏、校裏、係裏、班裏，不論是關於教育、關於人事、關於體育以至關於衛生的批判會，都要把常溪萍“揪”來，低頭彎腰．接受批鬥。最高紀錄是一天出席了八個批鬥會！造反派們在他的胸前掛黑牌，那黑牌的鉛絲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腫了，出血了，化膿了……
在“砸爛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了巨大的痛苦。下麵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淚寫成的。找一一寫明目擊者的真名實姓——因為那一樁樁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以作證，都是確鑿的事實：
一九六七年初，我聽到有個學生告訴我說常溪萍被人用繩子牽著走，我就走過去看。這時發現真的有人用麻繩套在常溪萍同誌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繩子，從各個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邊力大就向哪邊拉，往哪邊走。開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走，後來又向南朝地理館方向走。我們都不忍心再看，認為這樣做太殘忍了，但又不敢講。
還有一次我親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條腿壞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木棍撐著走路。常溪萍到廁所大便，學生到房間一看就說常溪萍逃跑了，從廁所裏拖出常溪萍拳打腿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來打。（目擊者：郭振翔，華東師大工人。）
大約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從文史樓底樓走過時，聽見呼叫聲。我隔著玻璃窗向裏望去，見一個學生一麵對著常溪萍同誌喝問，一麵用小榔頭狠狠地向他頭部敲去，於是鮮血從他頭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誌忍受著，未吭一聲。（目擊者：吳懷德，華東師大教師。）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了，批鬥時他要求跪下來，打人凶手還不允許，還要拳打腿踢。甚至演戲時還要把他拉出來，踩在腳下，充當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資派”的角色，進行人格汙辱。（原華東師大“校革會主任”L交代。）
我在進新二教室時，見到門外有一夥學生圍著常溪萍同誌，罵他“大叛徒”，打了他許多耳光。（目擊者：馮契，華東師大教授。）
我一進牛棚，氣氛極其緊張、恐怖。D事先準備好掃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誌。打折了幾根掃把柄後，就換上木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誌在地上打滾，常溪萍同誌在地上不斷淒聲呼喚著：“求求小將，你別打了，你別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淒慘的聲音，使人毛骨驚然，不忍聽聞。D邊打邊罵：“打死你這條老狗！打死你這條老狗！”打得常溪萍同誌臉青鼻腫，然後又朝常溪萍同誌身上猛踢幾腳，常溪萍同誌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來了。
就在此時，牛棚的門呼的一聲突然被踢開了，闖進一個人來，此人是四年級的Da。也有事先準備好的武器——一根頭上帶有鐵釘的三尺多長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誌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不靈，呼地不應，直在地上打滾慘叫，慘不忍聞。他們是要把人往死裏打。我看到他此時已是麵目全非了，瘦瘦的臉突然肥胖起來，臉青鼻腫，腫得眼睛幾乎都張不開來，嘴角上還淌著血……（目擊者：黃澄河，華東師大教師。）
真的是“砸爛常溪萍”嗬！他們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裏打”！
當江青被壓上審判台的時候，說過這麽一句話：“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那年月，真的是“無法無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該”。法律被“英雄”們踐踏在腳下！
然而，那個華東師大“校革會主任”居然不知羞恥，在《新師大戰報》上發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敬愛的張春橋同誌，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裏的人。他最堅決最堅定地支持我們新師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是他，將揭發大叛徒常溪萍出賣北大社教的大字報轉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邊親自授給我們“文等會”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頌歌”——一聲聲“是他”，變成一陣陣鞭打，劈頭蓋腦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斷挨打的日子裏，又一次大規模的“鬥常大會”要在複旦大學舉行，“勒令”常溪萍按時前往“候審”。
突然，傳出驚人消息：常溪萍失蹤了！
一連好幾天，造反派們四處搜尋常溪萍，仍遝無音訊。他們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機龐學友，這才查明；原來，小龐看見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將召開的“鬥常大會”又意味著是一次毒打，他於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車，直奔上海遠郊的鬆江縣城。小龐的小姨子在那裏開飯店。常溪萍在那裏總算喘了一口氣，疲倦不堪的身體得到休養……
造反派們狠狠地把小龐鬥了一通，罵他是“鐵杆保常”……
其實，在華東師大，“鐵杆保常”豈止小龐。常溪萍深得人心。許多同誌在暗地裏照料他，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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