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時有建設兵團參與的武鬥發生，出過人命，基於管理等等原因，加上蘇聯的威脅似乎已經不那麽大了，國家於1975年決定撤銷兵團。1979年中越戰爭開始後，蘇聯作為越南盟友，集結了大量兵力壓近新疆，中蘇戰爭幾乎一觸即發，相關人員這才重新審視新疆建設兵團的重要性，由王震力主，在胡耀邦、鄧小平的支持下，兵團重建。隻是此時已是人心渙散、基礎散架了，之後出台的一係列政策更讓新疆人（特別是新疆漢人）如同驚弓之鳥，飽受血淚、苦難，至今還在為那些致命的政策付出著本可以避免的代價。
八十年代，老一輩支邊、知青開始變老，有葉落歸根的願望，但當時的政策不允許，而且規定子女也不準離開新疆，因為缺人。這便引起人們的不滿，開始上訪。一向以人為本的胡耀邦做出指示，放寬規定，允許一部分符合條件的人或子女回原籍，緩解了矛盾，這是應當肯定的，但是後續工作沒跟上：本來就缺人，既然放人走了，就應該再吸引新的人來才能持續發展。而且一小部分幸運兒回原籍了，剩餘大部分怎麽安撫？這項措施應該說隻做了上半部分，漏了更重要的下半部分。
1984年胡耀邦推出“兩少一寬”的民族政策，即對少數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殺”，在處理上要盡量從寬。這項政策淩駕於法律之上，在具體執行中更是變本加厲，成了隻要不死人基本都不判刑，傷殘、強奸都不算事。於是一方麵維族人在靴子裏插著刀，一不高興就拔出來捅幾下，另一方麵被捅的漢族人報了警卻被警察訓斥：為什麽不知道讓著少數民族！受傷的漢族聽了直懵：赤手空拳的得讓著有刀的？！即使死了人，找不到線索也都不了了之。這一類的傷亡從未算在暴恐的數字裏，隻是過一陣就聽說又有誰被捅了，一時間街上沒了王法，漢族隻能忍氣吞聲以自保，連出租車司機都成了高危職業。小偷也越來越多，尤其是公交車更成了小偷的天堂，如果沒讓他們得手，結果很可能就是包被劃開，甚至衣服被劃道口子，冬天時呢子大衣或皮夾克在後背開個天窗，一下車就隻能在寒風中哆嗦，而夏天就春光乍露了。公交車上還經常看到沒穿校服的小孩子，都是不上學的，被大人指使著很快就成了高手。
另外，胡耀邦認為新疆幹部中漢人比例過高，要求提高民族比例。這項政策也比較令人錯諤：原本的政策對少數民族已有一定照顧，基本都是能者上，對此大多數少數民族以前並無怨言，新措施實施後就成了能力強的漢族被卡在底層，卻依然得完成實際工作，而其上司很可能不懂業務、盲目做決定。這便造成管理上的混亂，形成了漢族幹活、民族領賞的局麵，不僅漢族有怨言，少數民族也因在實際工作中插不上手而感到被架空，像旁觀者，雖然得到了職位，卻不覺得自己的價值被尊重。於是原本情同兄弟的民漢之間開始互相猜忌，隔閡越來愈深。
更有甚者，胡耀邦認為少數民族地區應該讓少數民族自己管理，漢族人應當撤回。這是要自宮的節奏嗎？知道什麽叫地廣人稀嗎？那麽大一塊荒無人煙的地盤移民進來一個億都不為過。而且漢族比維族早八百年就開始生活在西域了好不好？這些直接就把漢族放在民族對立麵的說法讓漢族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卻迅速地就把民族兄弟的腦子給洗了：本來還在感謝漢族開荒修渠、他們也得利，轉眼間就開始埋怨漢族占用了他們的土地。那是他們的土地嗎？那些都是他們不要的無主的荒地！有些自行跑到新疆的內地人，當時被稱為盲流，其中有極個別人確實有占地的情況，但是數量極少，完全可由政府規範管理，而他們實際上在新疆一直受排擠，地位極低，根本就不能作為讓漢族撤出的理由。
民考民的全日製中、小學（即少數民族語學校，學生們用本民族語上課、高考時用本民族語言的考卷）在原有基礎上一下冒出來很多所，采用全維語教學，用維語教材，僅象征性地開設漢語課，發生過漢族老師被氣跑的事件，有些地方幹脆就不開。如果是民考漢，即少數民族選擇上漢語學校，高考錄取加分是大家熟知的了，滿分六、七百，給民族加分就高達150分地加了好些年。新疆本地的大學招收有民族比例限製，其中新疆大學與新疆師範大學基本上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少數民族，因此漢族學生被錄取的比例遠遠低於其他民族，平時學習還不錯的漢族學生就這樣被擋在了獨木橋外，與大學無緣。這兩種照顧方式其實都害了少數民族：前一種是造成年輕一代會漢語的居然比老一代還少，出了校門不容易找到工作，倒是保護了民族文化；後一種則從小就跟漢族學生一起上課，漢語水平跟漢族比不差了，但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從小學、中學一路混到大學直至就業，可是工作之後很多都不能勝任，尤其是市場經濟下的技術工種。一位我尊敬的維吾爾長輩說，五十年代高考時隻照顧五到十分，那會兒憑的是真才實學，之後才有了他們那一批獨當一麵。我覺得五到十分有點少了，一百多又太離譜了，考慮到不同地區教育資源的條件，應該把城市與偏遠地區分開，采取不同的降分照顧。這就已經比同樣不是母語的海外華人子女幸福太多了。
新的民族政策在執行中把新疆人劃成了三等：一等公民是維族，二等公民是其他少數民族，三等公民是漢族。每個民族都覺得自己吃虧了，誰都不滿意。我還納悶兒，唐朝才遷來的民族，地位怎麽就比別人高？不該人人平等嗎？對這樣的政策，我隻能說是好心辦壞事，政策的製定沒有前瞻性，沒有預見到可能造成的後果，隻憑一片仁心，卻對新疆曆史、國際勢力、邊疆複雜情況等等都缺乏了解，根本就沒考慮蘇聯與英美一直對新疆虎視眈眈，僅從表麵看到少數民族受優惠不夠（其實已經很過分了），而沒明白他們更看重的是漢族對他們的認同和尊重，而尋求漢人認同是西域人延續了兩千年的心裏積澱。新政策讓明理的有識之士感到漢族瞧不起他們、不信任他們，反而傷了有能力的精英，而漢族則是一肚子的怨氣，平時強忍著，時不時地冒出一點兒，傷害的都是曾經的兄弟。
隨著新政策的實施，清真寺如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本來已經世俗化的年輕一代被老人逼著去做禮拜。這一點恐怕很難有對錯的界限，隻能見仁見智了。
胡去世後，全國都停課、停工、集會、遊行、變著法兒地悼念，新疆沒有動靜。直到五月中旬，柴玲的演講錄音傳到新疆，人們聽了都覺得奇怪：怎麽紀念胡耀邦的遊行變成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論自由了？不過這幾點聽起來倒是應該做的，於是新疆各高校的大學生們開始上街，為了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論自由。隻是新疆人追求的法治、平等與自由是為了反對那項民族政策、為了在法律麵前各民族平等、為了漢族的委屈可以談論，跟內地的訴求大相徑庭。5月18日，浩浩蕩蕩的學生們開進了烏魯木齊市人民廣場，對著自治區黨委辦公大樓喊口號，從天亮喊到天黑也沒人搭理，於是學生們決定靜坐。到了晚上，老師們苦口婆心地勸說讓回學校，磨破了嘴皮也沒效果，周圍的商場跟居民給學生們送來吃的、喝的，以及禦寒的被子與大衣。一夜無話，到19號天還沒亮，傳來一個消息：伊斯蘭經學院的學生以及幾個大清真寺也準備到廣場參加示威，他們是反對一本描寫伊斯蘭風俗的書，作者是山西漢族。這讓所有人都麵麵相覷：訴求不一樣，他們還有刀子，坐在一起，萬一碰到極端分子就是待宰的羔羊。於是不用勸，學生們立刻決定撤離、回校。陪著熬了一夜的老師們心裏的石頭落了地，喜笑顏開地往上匯報，政府立刻派來幾十輛公交車輸送，幾乎瞬間，坐滿了學生的廣場就清空了。過了一段時間，伊斯蘭經學院的學生和清真寺的人入場，等候政府首腦露麵未果，失去了耐心的他們開始打砸和襲擊辦公大樓、車輛，打傷一百多名政府工作人員和警察，政府出動了千名警力才控製住局麵。後來那本書的作者與相關人員被分別判刑、勞教、處分，之後，新聞、出版審查更嚴了。
令人失望的是，民族政策並沒有因為胡的逝世而停止，從八十年代初就不斷發生的疆獨暴亂仍在持續著。最開始他們在南疆搶武器，被截下了，就開始自製土炸彈，不過功率不大。由於當時他們人數還少，每鬧一次都要準備相當一段時間才有下一次的行動，所以每次鬧完，人們就天真地想著可以消停一段時間了。沒想到由於政府的姑息，沒過幾年，他們的人數就越來越多，爆炸頻率越來越高、技術越來越先進、殺傷力也越來越大，並且有境外分子給他們提供更加先進的武器。新疆邊防線太長、邊防軍太少，有些口岸、關口審查也不夠嚴格，時有偷渡、偷帶、偷運發生。有一次，大概是1991或1992年，居然有整整一個集裝箱的槍支彈藥從邊境一直運到烏魯木齊才被偶然截獲，所有的人都嚇出一身冷汗。
起先以為他們隻在南疆鬧，不敢到北疆來，因為北疆在曆史上就不是他們的地盤，而且漢族人多，沒想到很快烏魯木齊的公交車就變成了他們踩點的場所。1992年2月5日是農曆大年初二，正值人們過年走親戚，兩顆定時炸彈在52路和30路公共汽車上分別爆炸，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同時另有兩顆分別在電影院、住宅樓裏被市民及時發現並報告給公安部門，才避免了更大的傷亡。與這起事件相隔不久（記不清具體日期了），2路公交車上還有過一次爆炸，不過沒造成傷亡，因此查不到記錄。忍受不了接連的爆炸，2路、52路車司機與售票員罷工，因為這兩條路線都是從火車站到鐵路局，車上的乘客大都是漢族，最容易成為外地來的犯罪分子的目標。
從這以後，一到農曆年不是爆炸就是恐怖襲擊，於是各學校、單位每年在放假前，老師、領導都再三強調不要出去拜年，如果不得不出去就打車，如果做公交車就一定要先查看有沒有可疑包裹，在家也要注意查看院子裏、樓道裏有沒有疑似炸彈。這樣的生活很快就從節假日擴展成了常態，眼神時不時地就在掃視著，人人練成偵察兵。
後來，疆獨們發現大多數維吾爾族民眾其實並不支持他們，便很氣憤，之後再在公交車或公共場所放炸彈時也不管有沒有維族了，隻管炸。1997年2月25日下午下班的高峰期剛一開始，四輛公交車在四個方向同時爆炸，包括漢、維、回、柯爾克孜族在內的9人喪生、68人受傷。其中一輛因發現及時，在全部乘客都下車後才爆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因此也不在公開的記錄中。那天傍晚，到處都車輛戒嚴，我穿著高跟鞋走了兩個小時才回到家，行屍走肉般的都沒發覺腳已經磨破，滿腦子都是震天動地般的那聲巨響，以及後來地上那一大灘血水和玻璃渣。之後的好幾年都不敢碰高跟鞋。
在九十年代以前，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所有的爆炸、襲殺案件都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從九幾年起才把這類具有一定規模的案件定性為恐怖活動，而眾多小規模的案例依舊不算在內。
另外從八十年代起還有一條規定：發生了暴亂後，要由中央決定處理方案，在中央下達指令之前，新疆公安、武裝部門不得采取任何行動。這項規定的起因是曾經有一位警察過度執法而引起更大的暴亂，中央怕再有這種情況發生。但在實際執行中，這一規定讓老百姓和警察都在等待中白白受死，最慘的是子弟兵戰士，明明手中有槍也得坐以待斃，任由恐怖分子砍殺。最不可思議的是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暴亂期間，殘殺從天還大亮著就已經開始，經過一整夜都沒人能聯係到當時的一把手王樂泉，無法上報中央，警察隻能眼睜睜地處理一具具的屍體。有一位派出所所長忍無可忍地下令開槍，之後卻被免職，理由是違反了民族政策。
根據公開的記錄，從八十年代到2016年的三十多年間，有一定規模、且造成人員傷亡的暴力案件多達數千起，除公交車、早市等的爆炸外，還有搶銀行、劫飛機、炸火車、襲擊政府、公安部門等等，僅維基單方麵統計的不完全死亡數字是六百多人，傷四千人。但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平時的個體案件，那些每天都在發生的傷亡如果累計起來會更驚人。根據“兩少一寬”的政策，公安部門對恐怖分子一直都從寬處理，甚至連大規模的烏魯木齊七五大屠殺，本來就隻抓住了小部分暴徒，處理時又放走了大半從犯，致使這些犯罪分子在之後的幾年中又策劃、參與了一係列的慘案。和平、安寧是少捕少殺、從寬處理能換來的嗎？執政的目的是為了犧牲平民的生命換得暴亂分子滿意嗎？
不僅是民族政策引起民憤，控製人員流動是另一項傷害漢族的規定。不過這項規定倒不是胡耀邦的意思，隻是在他放走了一批之後，政策就更嚴了。早期的新疆籍大學生很幸運地全國分配，後來就必須哪來哪去了：新疆籍的學生要符合規定才能留在內地沿海一帶，而且還要辦理出疆證。九十年代中期，出疆證的官方明碼標價是六千塊，我當時的月工資才四百，很多人連開出疆證的資格都沒有。對於在職人員，除了少數幸運兒和廣東開放時的一小段窗口期外，一般情況下不允許調出疆外。當年投身邊疆建設的漢族青年自願“獻了青春獻終身”，到老卻不得已“獻了終身獻子孫”。新疆的發展、穩定是靠壓製建設邊疆的漢族、犧牲他們的利益得到的嗎？每一次恐怖案件發生後，都有一批漢族人寧可丟掉公職、放棄養老金、賤賣房產逃到內地做黑戶。前幾年陝西、四川大開發引進人才，新疆的戶口得以鬆動了一段時間，一大批漢族抓住了這兩根救命稻草，其中僅2017年一年就遷走一百多萬。不錯，是一百多萬！占全疆漢族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沒過多久，戶口又再次收嚴。很多人看不懂新疆人口統計數字的變化，這後麵都是血淚辛酸。
除此之外，經濟政策也加劇了事態的惡化。以前新疆的工資標準高居全國第二，屬於窮鄉僻壤裏的土豪。九十年代開始，沿海、內地的收入標準放開，但新疆按國家規定繼續沿用原有工資製度。1993年上海同行的工資是我的兩倍，到1996還是1997年就成了近十倍。有人說這是市場經濟導致的正常現象，但是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公平競爭吧？國家給新疆下達的政策是穩定第一，不提經濟，似乎改革的春風吹不過玉門關。如果允許新疆走市場經濟，我們狂賣石油也能富吧？況且如果真按市場經濟定價，考慮的因素應該是多方麵的：不允許自由調動就該給補貼吧？每天擔驚受怕的日子該給予安撫吧？政策造成的治安動蕩使一些區域的居民住宅與商鋪被狂拋導致房價大跌、而另一區域遭哄搶致使房價暴漲，這一出一進也該給以補償吧？一有暴亂人們的生活就全部被打亂，也該有所補助吧？新疆人在用自己的生命拖住恐怖分子、為沿海內地贏得發展的時間，這種價值該怎樣核算？新疆人還承擔著保家衛國的額外責任，不該換算成報酬嗎？而且什麽時候穩定和經濟脫鉤了？世界上有哪些地方是祥和而貧窮的？有民族兄弟去內地開會，發現自己忽然從高收入變成三十個省市中最窮的，心理落差之大，回來就不樂意了，大罵漢族欺負人，把氣撒在新疆的漢人身上。兄弟，難道咱沒在一個戰壕裏嗎？
穩定第一的政策應該也不是胡耀邦的決定，在他執政時期，以前安定團結的紅利還在，恐怖分子隻是剛開始積累經驗，傷亡人數不大，後來就跟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了。疆獨的口號是“殺漢、滅回、把哈薩克趕到山裏去”。這樣的極端組織怎麽就那麽招某些人疼愛呢？
作為與前蘇聯接壤、並曾一度任由蘇軍橫行的邊疆，新疆人固有的保家衛國的概念是安享太平的沿海、內地人體會不到的。記得黃西先生在白宮給時任副總統拜登講的笑話中有一句：”有北極熊在我的後院“，不禁令我對他刮目相看。蘇聯在三、四十年代時就把新疆的各種礦藏、資源了解得一清二楚，扶持了包括盛世才、和加尼牙孜在內的好幾股勢力，目的就是為了控製新疆的資源（請參閱《新疆之痛（上）紛雜動蕩的兩千年》）。五、六十年代他們一直煽風點火、暗中支持疆獨搞暴亂，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還一度兩軍交火、全疆備戰。七九年在邊境上替越南示威了一把之後，八十年代蘇聯陷入阿富汗戰爭，一時顧不上新疆，土耳其與中東的勢力就趁機活躍了起來。此外還有從三、四十年代就惦記著新疆稀有礦產的英、美、日，他們豔羨蘇聯造原子彈的材料來自可可托海。
有國人說中國那麽大，為什麽不能讓新疆獨立呢？我建議到西部去一趟，抬頭仰望雪山，看一看什麽叫做天險，然後設想一下：一旦把新疆的高山獨立出去，大片的戈壁經過河西走廊，一馬平川地就能一直通到黃土高坡。難道要讓小土丘六盤山當天險、讓西安做邊關嗎？生活在新疆的人們用生死護衛著內地與沿海的繁華，習慣了安寧、舒服日子的人們啊，哪有什麽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世代生活在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族是波斯塞種人的後裔，是沒有被突厥、回鶻、蒙古同化的古老民族，是三千年來一直留守在帕米爾高原的真正原住民。在雪山上，他們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用自己的腳為祖國丈量、守衛著邊界，一首《花兒為什麽這樣紅》傳唱了一代又一代。柯爾克孜族也是西域的古老民族，自發地協助政府護衛這塊土地的安康。性情耿直的哈薩克人是古代烏孫人與其他族裔融合的民族，可能是由於漢家公主的原因，他們自然而然地對漢族友善。土爾扈特後裔的蒙古人在需要時毫不猶豫地參戰保衛家園，阿勒泰邊境的蒙古人也立場堅定地抵抗外蒙吞並。回族、滿族、錫伯族、達斡爾族一開始就是來新疆戍邊的。十二個少數民族有十一個親漢，而維吾爾族的絕大多數也親漢，危難時刻也想方設法挺身保護漢族，極端分子隻是少數。“民族團結一家親”雖然是老生常談，卻是事實，盡管疆獨分子並不如此。
第一次看到美國人在土耳其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麵前毫無忌諱地大談豬肉、大口吃肉的情景時，我的震驚是無以複加的。於是開始反思：新疆分設清真、漢餐是對穆斯林的歧視嗎？為了避諱隻能把豬肉叫“大肉”是大漢族主義嗎？在穆斯林麵前謹小慎微地尊重他們的習俗是剝奪他們的生存空間嗎？一千多萬的人口擁有兩萬多座清真寺是禁止他們宗教自由嗎？在各地開設的上千所全日製維語中、小學校，大學裏每個係都開設維語班，是為了顛覆他們的文化嗎？在實際中無限寬鬆的生育政策是對他們的種族滅絕嗎？犯了法還少抓少捕，不得已才關進監獄，這是種族隔離嗎？既便前幾年設立的教育培訓中心也是有原因的，否則滿大街正常生活的維族同胞怎麽沒被集中教育？英國也有類似的教育營，怎麽沒人關注呢？
從八十年代開始，每逢疆內各所高校放寒暑假，公安機關就如臨大敵：原本單純的學生把在學校學到的疆獨觀點帶回各自家裏，對家人、親友進行宣傳，然後就開始組織暴亂。後來出台了一項措施，要求大學老師的講義要通過審查才能教授學生，但在執行中反倒是漢語講義被嚴格政審，維語講義則走過場，氣得漢族老師幹瞪眼。
不止大學。2003年，由自治區教育廳廳長、副廳長、自治區出版社社長等一整套班子編寫、出版了新的維文版中、小學教材，編造曆史，並將疆獨內容編入課本，取代老版本，在全疆範圍內的所有上千所維語學校使用，到2016年才被偶然發現，從而叫停。長達十三年的時間，大批被洗腦的年輕人成了疆獨的主力或同情者，為疆獨分子提供便利。我們一直說疆獨隻是一小撮，經過這十三年，麵對這些年輕人，我們還有多少底氣？
這種疆獨教材雖然是2003年編印的，卻是胡耀邦民族政策一直在延續的結果：把漢族撤走，讓少數民族管理少數民族，得到的後果是他當初想要的嗎？隨著那些年輕人走入社會，以後還會有平安的日子嗎？悲憤的漢族人被逼急了大罵少數民族，哈薩克與蒙古族很委屈：他們的教材還是規規矩矩的啊。不支持疆獨的維族人也很委屈：他們不像漢族家長那樣檢查孩子作業呀。漢族人左看看、右看看，不管罵哪個族都傷兄弟和氣，而當初攪起事端的那個人不但已經作古，而且還因為確實仁義心腸深得沿海、內地人熱愛。
仰天長歎！世上本無事，庸人自生非。三十年的和平安寧，一朝間前功盡棄、民不聊生。十年文革之後盛行了二、三十年的傷痕文學，描寫的隻是傷痕而已。新疆長達三十多年的暴亂，那麽多條無辜的人命、傷殘，以及隨時隨地的驚恐與無奈：隻求平安地活著就好，哪裏還想得起人生還有文學。
2021年4月4日，清明
附：
新疆恐怖活動列表 （含死傷人數，從1990年開始，之前的不算恐怖活動，所以沒被列入其中。另外也不包括平時小規模的個體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