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孩子們的黃金時代 劉海鷗
四合院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蘇聯東歐文學編輯部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舒蕪先生說：“這個部集中了國內俄文翻譯方麵的五個一流人才——金人、劉遼逸、許磊然、蔣路、伍孟昌。”舒蕪先生稱他們為“五大明星”。
五十年代中期，出版社意識到了不能就這麽白白地浪費了翻譯家資源，設立了外文編譯所，翻譯家們可以在編輯工作之外自己搞翻譯了。
編譯所部分同事。右至左：爸爸、何守禮、文潔若、許磊然、趙蔚青、
伍孟昌、蔣路、陸風、孫繩武
爸爸到了編譯所，終於有時間翻譯長篇著作了。他甚至可以在家工作，不需坐班。
有了在家翻譯的自由，還需要在家翻譯的條件。我們住在東城區的碾兒胡同。院子裏共有九戶人家，在外做事的少，在家操持的多，還有十七八個孩子竄來竄去。院子裏多數時候鬧鬧嚷嚷。鄰裏時常發生糾紛，還都願意找我爸爸媽媽去主持公道，他們算是院裏最有學問的人。父母和各家處得都很好，但是並不有利於爸爸的工作，他決定買自己的房子。
那些年媽媽也在利用業餘時間翻譯。她的俄語已經達到可以獨立翻譯的水平了，當然最後的校對工作還是爸爸的。一九五二年，媽媽一天下班坐三輪車，不慎翻車，右臂從肘關節斷裂。協和醫院在斷裂處釘鉚了兩顆大鋼釘。在休養的這段時間，媽媽用左手寫字，翻譯了兩本蘇聯兒童教育的書籍：舍羅瓦洛夫等人的《三歲前兒童的集體教養》、馬卡連科的《家庭與學校的兒童教育》。這些書都與她的兒童工作有關。
一九四九年後實行了一陣供給製（爸爸的供給是“二百斤小米”），又開始對知識分子實行高稿酬製，再加上蘇聯文學正風靡中國大地，翻譯稿酬最高。父母兩人的收入頗為豐厚。
一九五五年爸爸在市中心的一條叫崔府夾道的小胡同裏用稿費買了一個四合院，花費五千九百元。胡同外是傳統廟會街隆福寺，出了街往南走不遠就是有名的王府井。四合院雖然地處鬧市，卻是曲徑通幽鬧中取靜。
院子不算大，但是具備了四合院的基本格局，規整四至。房間也不算太大，但高敞明亮。三間正北房，由半米多高的石基抬起，一水青磚，高脊飛簷。房內兩明一暗，明暗間由雕花木板牆隔開。北房兩側各有跨院，東跨院有間廚房。西跨院有兩間耳房，內有過道與正北房相通。耳房的後麵是衛生間。媽媽住在北屋的耳房。我們姐妹四人住在正北房。爸爸住西屋三間，一間辦公，一間睡覺，一間待客。保姆阿巧（何寶珠）住東房兩間。搬家前爸爸又花了五千元作了大規模的裝修。房間的青磚地都換成了花磚地。各屋都裝上了暖氣片。廚房裝置了燒暖氣的鍋爐和一個兩眼大灶。衛生間裏安裝了當時極為少見的白瓷洗臉池、大浴缸、花灑和抽水馬桶。院子裏還有一張嶄新的乒乓球台。在五十年代，比起一般人家來，這樣的家庭真是奢侈得很了。我的一個同學來玩兒，抽了一口氣說：“你們家怎麽像資本家一樣闊氣啊！”
四合院裏的南屋還住著一家人，原來的女房主，她的丈夫是個國民黨軍官，關在監獄裏。她一個人帶著四個兒女和老母親生活，過不下去了，就賣了房子。爸爸本來是買的整個四合院，我們搬進去時原房主說先緩一緩，等找到地方就搬。
沒過一兩年，原房主家連死了三個人，先是丈夫死在監獄，然後是老太太去世，再後來是兒子老四得怪病死去。這樣一來他們就不打算搬家了，在大門以南打了一段牆，他們自己開了一個小門自成一院。四合院變成“三合院”。
爸爸的書房
四合院也罷，三合院也罷，我們都很喜愛，因為那是我們自家的獨門獨院，一家人夠住了，並且因為它的小巧嚴緊讓住在不同房間的家人有一種親密的聯係。我們仍然習慣地稱之為四合院。
爸爸在院子裏栽種了許多果樹，有葡萄、桃樹、梨樹、柿子樹、石榴樹、核桃樹、棗樹。春天繁花壓枝，秋天鮮果累累。阿巧養了一群小雞，雞們追逐嬉戲，逐漸啼鳴下蛋，孵化幼雛，把個院子吵得熱熱鬧鬧。阿巧原來的主人一直欠著她工錢，拿了一口明代茶葉末釉青色大缸抵賬。阿巧搬來放在院子當中，裏麵養了十幾條小魚。遊魚戲水草，碧水映藍天。我們的院子正應了北京人說的：“天棚魚缸石榴樹，肥狗胖丫頭。”不過得把狗換成雞。
爸爸的西屋是孩子們最愛去的地方。對我們來說那裏有無數的寶藏，每次去都可以發現新鮮的東西。一進門對麵的牆上掛著一幅中堂，是於右任送給我三爺爺的手書真跡：“海闊憑魚躍，天空任鳥飛”。旁邊是書櫃，一櫃子中文書，一櫃子俄文書。外文書店定期寄來爸爸訂購的俄文書——蘇聯大百科全書、最新版蘇俄文學作品、蘇俄名畫家畫冊——都是裝幀極其精美的。
西屋北間是書房，有一張又寬又大的書桌，是菲律賓木的，邊沿有雕花裝飾，兩頭沉，雕花門，有很多抽屜（這張桌子是爸爸的三叔劉逸南在三十年代購買的。一套，還有一個大衣櫃、一個酒櫃，劉逸南離開後東西留在後泥漥的家裏，有專人看管，買了四合院後爸爸搬了回來）。桌上東西堆得滿滿的，中間是稿紙、原著和詞典，兩邊堆放著書報雜誌。我們都喜歡不時到書房“巡視”一番，和爸爸說上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尤其是在冬天，屋子裏暖烘烘的，微微散發著香煙的味道，這味道極為親切，總是難忘。
如果爸爸不在家，我們就有了溜進去翻箱倒櫃的機會。一個個抽屜打開，永遠不會失望，永遠會發現新奇的東西。多用美國小刀、老式煙鬥、粗糙的玉佩、不修邊幅的石質硯台、木雕的俄國黑熊、數不清的蘇聯畫報、雜誌報紙……翻夠了，就拿起一本雜誌窩在沙發裏閱讀。我最愛看的是《民間文學》，與我的理解能力相符。
爸爸還有一個老式手搖留聲機，一大摞唱片。唱片為兩類，河南梆子和蘇俄歌曲，一土一洋，兩個極端，都是他最喜愛的。爸爸聽河南梆子的時候更多，常香玉的“穆桂英掛帥”、“拷紅”，崔蘭田的“秦香蓮”、“三上轎”……他從小就在廟會上聽河南梆子，對這一劇種特別有感情。那時我們都在看蘇聯小說，交蘇聯朋友，聽蘇聯歌曲，實在接受不了梆子戲那帶有泥土味道的唱腔，卻不料這唱腔已經潛移默化到我的骨子裏。多少年後，我唯一沉醉其中的戲曲便是豫劇。高中時有一年的新年聯歡會上我甚至給大家演唱了一段“拷紅”。
當我開始迷戀上蘇俄歌曲後，驚喜地發現家裏原來有個蘇俄唱片的寶庫。全是從國際書店買來的蘇聯原版唱片。《茫茫大草原》、《從前是這樣》、《遙遠，遙遠》……聽得我如醉如癡。海燕更是經常帶一幫同學來，坐在爸爸屋裏欣賞蘇聯唱片。她的同學驚奇地說：“哎呀，你們家有這麽好的東西呀！”
後來的幾十年我不知多少次地夢見爸爸的西屋。夢中我在爸爸的書桌上翻找，總想把積壓的報紙雜誌看完，卻總是整理不出頭緒。
有了自己的書房，爸爸好像更忙。除了上班，他在書房裏難得出來。在這個期間他翻譯了不少東西，可是對自己翻譯過的東西沒有記錄。爸爸去世後，我想寫寫他的工作，竟然不知道他都翻譯過一些什麽著作。跑到出版社人事處要了他的履曆表，在自傳那一欄中，他列出的這一輩子翻譯的著作隻有十二本。也許他對這十二本最滿意？也許他覺得，除了這十二本，其它的都談不上譯作，都是屬於“誓死不譯”的那些東西，不值一提？都不是，他沒有記錄，隻記得這幾本。經過多年的網上搜集，我才發現那一段時間，他的譯作真不少。有普希金的《杜布洛夫斯基》、托爾斯泰的《克萊采奏鳴曲》、果戈理的《外套》、高爾基的《童年》、安東諾夫的《安東諾夫短篇小說集》（合譯）、《春》、阿紮耶夫的《難分難舍的會見》、西蒙諾夫的《生活的真理》、高爾基的《福馬·高爾傑耶夫》（譯了一部分，後交給別人譯）、《安全檢查員》、《俄羅斯森林》（譯了十多萬字後，交給別人）、與蔣路先生合譯的《俄國文學史》三卷本、與別人合譯的謝列布裏雅科娃的《馬克思的青年時代》。還有一些雜碎，如留裏科夫的報告、《文學語言中的幾個問題》、《第二次全蘇青年作家代表會議報告及發言集》。列夫·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也在反複多次的修改中問世了。爸爸說在他所有譯作中他對《杜布羅夫斯基》和《哈吉·穆拉特》這兩部的翻譯最滿意。
高朋滿座
爸爸媽媽都喜歡交友。爸爸平和寬容，雖然不善言談，照樣賓客如雲。媽媽熱情好客，人又開朗率直，客人來了談笑風生。家裏總是高朋滿座（說高朋並非高貴的名流，隻不過是朗讀上的順口，如果說朋友滿座，從語氣上總覺得弱了點）。最常來往的有王家驤、陳原、陳占元、陳山、袁恩恒……都是患難與共幾十年的朋友。周末或者我們一家浩浩蕩蕩去做客，或者他們一家大小，有時幾家聯合來我家聚會。每到這時候是我們小孩子快樂的節日。
王家驤叔叔也是出版社俄文翻譯，他是爸爸的大學同學，以前我說過他們從西安到城固的路上王家驤曾在一棵竹子上刻字“朋友，戰鬥！”王叔叔身材頎長，總是眯眯笑著。對我們小孩說話態度和藹甚至謙恭，和對大人說話一樣，更贏得我們對他的尊敬。他的太太郭良琛阿姨是最受小孩子歡迎的人，她是小學特級教師，非常會和孩子打交道，每次來訪孩子們就把她團團圍住，聽她繪聲繪色地講《美麗的華西裏沙》、《青蛙公主》、《伊凡王子》之類的童話故事。一九六五年爸爸媽媽都去搞四清，一個在河南安陽一個在湖北武漢，姐姐去了新疆，家裏隻剩下三個十幾歲的女孩子。王家驤叔叔主動搬到我家來住。爸爸知道了十分感動，他在日記裏寫道：
“接家驤來信，很受感動，他為了使我三個孩子晚上平安，臨時搬到西屋住幾天。不知為什麽，在京社內，朋友的來信至多看兩遍，在這兒接到朋友的信，感到特別親切，再三再四地看。……老想著這兒能有家驤或其他的好友一起工作就好了，有時能說說知心話。老了，要珍視友誼，像家驤、士銘等，就是親骨肉了。其他友人，如磊然，甚至連金人等也是最可貴的，千萬要重視這一點！”
信中所說的士銘是爸爸的大學同學及好朋友，姓餘。當年爸爸被捕後由他接替了大學黨支部書記的職務。後來餘士銘叔叔調到貴州工作，兩個人幾十年信件來往，談理想、社會、哲學……可以出另一類型的“兩地書”。
袁恩恒伯伯和爸爸當年同在重慶湯家坨做翻譯時就是好友。袁伯伯十分有紳士派頭，他的長相就很西方化，有點像好萊塢的演員。文革前常騎一輛摩托車，到東單體育館打網球。夫人張致美長得也很洋氣，令我們孩子有點不敢親近。他們和爸爸媽媽談得十分融洽，我們則和他的獨生兒子（那個年代隻生一個，也有點洋派）老虎玩作一堆。關於袁伯伯，我有一件事記得太清楚了。那是大饑荒時期，有一天他單獨來我家和爸爸談話，皺著眉頭低聲細語。午飯時間到了，那時候人人糧食定量有限，誰也不會在別人家吃飯。我喜歡袁伯伯，衷心希望他在我家吃一頓飯。家裏有一個雞蛋，一點麵粉，正好夠他們兩個人吃。我剛剛學著自己做飯，用雞蛋和好麵，擀成片，疊起來，切成條。一不留神，菜刀切掉了食指半個指甲，血染在案板上。爸爸和袁伯伯聞聲跑到廚房。袁伯伯眼睛裏流露出深深的痛楚，隻是重複著：“怎麽會這樣呢？怎麽會這樣呢？”我從中聽出了一種省略了主語的質問。煮出來的麵條，袁伯伯一口也沒有吃。
陳原餘迪（即前麵提到的餘彩秀）夫婦和陳占元鄭學詩夫婦更是我家的常客。三家人最喜歡一起在北京大學陳占元伯伯的寓所聚會。在燕園一個長著竹林的四合院裏，三家人十幾個孩子玩得興高采烈。大人們用廣東話大聲說笑。陳原叔叔談吐最為機智幽默，他的長相就很逗笑，笑起來兩眼和嘴幾乎形成了一個圓圈。餘迪阿姨描述陳原叔叔欣賞外國古典音樂的情景，要躺在地上聽，聽到感動處，竟在地上打滾。至情至性。他的孩子和我們上同一個小學和中學，一個個超常的聰明。飯後陳占元伯伯帶著我們散步未名湖畔，在一些小橋竹林邊照相。
如果在我家聚會，重頭戲是那頓飯。我家的阿巧視為重大節日，大顯身手。她會從廚房與北屋相通的小窗口裏變戲法一樣傳出滿滿一桌子佳肴，廣東風味。客人們大快朵頤，讚不絕口。
互訪的次數隨著時局的嚴峻越來越稀少。記得一九五八年以後就再也沒有大規模的聚會了，隻有大人們個別地走動，嘁嘁喳喳地低聲談話。
黃金時代
這一段生活，是我們幾個孩子最幸福和難忘的時光。媽媽總是捧著我們的臉說：“黃金時代，黃金時代。” 當然，她指的是我們的年齡階段。
四姐妹快樂的春節
我們住在正北屋， 四張小床並列（那時屋裏的擺設也真不講究，一進正廳門就是四張床）。東邊靠窗有一張特大書桌，是“兩頭沉”，前後兩麵共有四摞抽屜，我們姐妹四個一人使用半邊，每人擁有四個抽屜。這張桌子承載了我們全部的文化生活。
爸爸媽媽對我們的學習甚少過問，但是關心我們的知識增長。家裏訂閱了幾十種書報雜誌，屬於我們的有《小朋友》、《兒童時代》、《少年文藝》、《少年兒童畫報》、《新少年報》、《中國少年報》、《大眾電影》、《上影畫報》等。我們也愛看大人的雜誌《民間文學》、《人民文學》、《新觀察》、《收獲》、《譯文》（《世界文學》）……
星期六的晚上爸爸媽媽去看話劇，留下兩毛錢，我們去豬市大街十字路口的小人書鋪租書。租書鋪的老板、老板娘和他們的兒子女兒長得都一個樣，個個一臉橫肉，凶神惡煞，但擋不住我們租書的熱情。在鋪子裏看，一分錢一本，租回家二分。我們租十本回家，在昏天黑地的閱讀中度過夜晚。星期日我們會得到一元的買書錢，歡天喜地地到王府井的兒童書店去挑選最新出版的書籍。有一次書都挑好了，結賬時發現錢丟了。海燕一路大哭著回家，幾個妹妹沮喪地尾隨其後。看到這幅狼狽相，媽媽又給了我們一元錢。
逐漸地，我們的小人書有了上千本，“字書”幾百本。媽媽下班後還常常給我們帶回來一摞兒童讀物，是從她的保衛兒童委員會借的。這個全國唯一的兒童機構，收集了所有新出版的兒童讀物。那時的兒童讀物還很貧乏，但是匯集到一起，為數也不少。《我和小榮》、《雪花飄飄》、《小礦工》、《小加的經曆》、《長長的流水》這些書伴隨著我們成長。
爸爸媽媽希望我們個個成才，但是並不規定應該讀這本書或不該讀那本書，隻是由著我們在書本的浩瀚海洋中遊泳。他們也從來不要求我們這麽做或者那麽做，基本上是無為而治，但是他們的生活、為人、甚至看來不經意的小事有時竟會象細雨潤物一般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一九五八年媽媽去黨校學習一年。每天晚上，爸爸到我們四個女兒的臥室，給我們講故事。他訂了一份蘇聯雜誌叫《星火》，裏麵有長篇反間諜小說《一顆銅鈕扣》的連載。每天再忙他也要抽出時間閱讀一段，看一段給我們講一段。那雜誌是俄文的，閱讀起來必是占據了他很多時間。故事內容早已記不得了。記得的是，我們就盼望著早早上床，躺在被窩裏，爸爸坐在某個孩子的床邊，繪聲繪色地講著，我們睜大眼睛聽得瞌睡全無。那是我們和爸爸相處的最美好的回憶之一。
一個暑假，爸爸見我們得閑無事，拿出一大摞畫報和雜誌說：“這些東西沒用了，你們挑一些好看的畫片剪下來保存起來吧。”都是些高品位的雜誌，《星火》、《蘇聯畫報》，還有法國共產黨辦的《蘇聯研究》。裏麵有許多精美高雅的風景圖片、生活照和名畫介紹，體現著蘇聯文化藝術的博大精深。相比之下，現在西方雜誌或偽西方雜誌裏充塞眼目的圖片煽情，商業化，科技化，脫離生活，缺乏人性味道或缺少深刻寓意。那個暑假把我們忙壞了。我們精挑細“剪”把這些圖片分門別類貼了幾大本，有世界名畫、各國風景、人物造型，還有一本電影明星。爸爸用他漂亮的書法在封麵上題字命名。那本電影明星的剪輯爸爸題“影星薈萃”。這些畫冊讓我們的同學和朋友愛不釋手，傳來借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零零二年，姐姐的一個同學從國外回來，還特地來問我們，那些畫冊還在嗎？可惜的是，有一些畫冊不知道傳到誰那裏，再也沒有回來；另一些經過文化大浩劫，早已不知落入何方。雖然如此，收集畫片的活動本身已經提高了我們的審美能力，也陶冶了我們的情操。
全家福。（1957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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