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成了造反派紅衛兵
作者 黃澤文
在成為成都五中“革聯指”的一個成員後，我們決定給自己也加封為“紅衛兵”。全隊二十多位戰士，不論家庭背景如何，每人都頒發了紅衛兵證，胳膊上都戴上了紅衛兵袖套。時移事異，我們這些前幾個月的狗崽子，現在也終於揚眉吐氣，理直氣壯地自己批準自己，成了紅衛兵。這樣一來，就很有一點“不準革命，而終於革命起來”的得意感覺。
在文革史上，我們這種紅衛兵被稱為“造反派紅衛兵”，以區別於文革初期那些血統純正的“老紅衛兵”。當時，我們則直接稱呼他們為“老保”，因為他們此時的主要任務已經變成保爹，保媽，保當權派。
當我在校園中走動時，那些保派紅衛兵看見時，眼神都是怪怪的，似乎不能適應我等的新身份。但我卻毫無不適應的感覺，反而在心中有一種自豪感，從此以後，我們將以“造反派紅衛兵”的新身份與“保派紅衛兵”對抗，我們將成為五中文革的主角。
幾十年後的人們，當談起當年文革紅衛兵的諸種惡行，常常一概而論。一概斥之為：“一大幫被煽動起來的暴民”，或“失去理智的紅色暴徒”，這實在有混淆是非，張冠李戴之嫌。
我等後來自發成立的紅衛兵與運動初期的保派紅衛兵，雖然都自稱紅衛兵，但名同而實異。其異有三：其一，造反派紅衛兵誕生於1966年底或67年初的造反之際，以出身非紅五類家庭者居多；而保守派紅衛兵誕生於1966年的紅八月，多是血統純正的革幹、革軍子弟。因此，我們既無在校內打老師和同學之惡行，亦無在社會上抄家，抓人，破壞文物之劣跡。其二，造反派紅衛兵搞五湖四海，不搞種姓歧視，不以血統出身來論人之優劣，實現了身份的平等。其三，我們均是當初在校挨打受壓之輩，受夠了保派紅衛兵的人身侮辱，現在順勢而起，自己解放自己，起來革命造反，鬥爭矛頭對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不是先期革命附體，飛揚跋扈，傷害無辜；而後期從一己私利出發，保爹，保媽，保當權派。
當然，我們造反派紅衛兵和保守派紅衛兵也有相通之處。二者均在文革前接受了同樣的“立場”、“鬥爭”和“仇恨”教育。思想上均形成了紅黑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習慣。信奉鬥爭哲學，凡事皆鬥，不懂妥協，也不懂換位思考。一樣有著對紅太陽的個人崇拜；一樣有著“誓死捍衛”的稚子忠誠；一樣滿嘴革命辭藻，引用“毛著語錄”來批判對手；一樣有著“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狂勇氣概；還一樣有著唯我獨革，唯我獨尊，自以為是，容不得別人的“山大王”氣息。
最後，這兩種紅衛兵殊途同歸。在文革折騰了兩年多後，以“老三屆”中學生的同一身份，得獲“知識青年”的同樣頭冠，奉命“上山下鄉”，奔赴廣闊天地，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從此離開了學校，拋棄了課本，其中絕大多數人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機會走進教室，其受學校教育的時間定格於文革開始的1966年初夏。
不再贅述，還是回到文革造反時的成都五中校園。
麵對造反派大聯合後的氣勢，五中的保派紅衛兵開始反擊。但說來也可憐，我的這些根正苗紅的同學們，平時大都學業荒疏，缺乏寫作能力，寫不出像樣的文章。他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在校園裏用歪扭的大字寫出“砸爛聯合紙灰鋪”，“指揮部是牛鬼蛇神”之類的大標語，還背地裏搞些下作的勾當，趁人不注意，出動人手撕毀我們的大字報。一次，當幾個家夥正在撕我們剛貼出的大字報時，被我們逮個正著。我們二話不說，把他們拉到西南局的街麵上，在大庭廣眾下和他們辯論，弄得幾個家夥灰頭土臉，直到他們認錯，方才罷休。
當年的保守派紅衛兵雖然在文革初期著實風光了一陣，以天生的革命接班人自居，整老師，整同學，一副要再來一次“反右”運動的架勢。但他們的確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真的要和他們過不去，矛頭對準了他們當官的父母。
毛澤東這次搞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往的運動居然不一樣，鬥爭矛頭似乎對“傳統的階級敵人”並不怎麽感興趣。矛頭對準的是當年和他一起革命的戰友，此時的名稱是“黨內的走資派”、“黑幫”、“修正主義分子”。這些老紅衛兵的父母大都名列此榜，此時已經成了革命的對象。而我們造反派紅衛兵，這次則交了“跟鬥運”，有偉大領袖給我們站在我們這一邊，因此順風而起，成了毛澤東用來實現他的文革戰略部署的主力軍。
1967年初，五中的保守派自感大勢已去，沒有經過幾個回合，他們就作鳥獸散了。曾經被他們盤踞的校園西側的教研樓也人去樓空，我們趁著這個機會，“更上一層樓”，從地下室搬到了樓上，搬到曾經天天向我們傾倒垃圾的那個房間，搬進去時，我們有揚眉吐氣的感覺。
1967年1月，寒風中的大地雖然冰封雪飄，中國各地卻是戰鼓轟鳴，狂飆驟起。全國各地的造反派，似乎都突然開了天眼，頓悟到權力的關鍵，紛紛起來，衝進了原來的高樓深院，奪取各級黨政機關的權力。
上海市的造反派首開先河，於1月4日、5日奪了《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權。10日，黑龍江造反派組成接管委員會，奪了省級機關的權。14日，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布“第一號通告”，奪了省、市黨政機關的大權。17日，湖南長沙的造反派奪了市委、市人委的權。18日，聶元梓帶領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到高教部、中宣部、統戰部、中組部及北京市人委等處奪權。[5] 21日，廣東造反派奪了省、市的黨政大權。
（圖片取自網絡， 謹此致謝）
這場全國性的“奪權”浪潮被稱為“一月風暴”。1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定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結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裏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1] 這是公開號召全國向上海學習，進行奪權，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奪權。
後之覽者可千萬不要誤會，以為這是允許老百姓自下而上地奪共產黨的權。當年的造反派中，其實有的人就有點兒誤會。奪權後，他們把新成立的權力機構稱為“某某公社”，如“上海人民公社”，試圖模仿1871年巴黎革命民眾選舉產生的群眾權力機構“巴黎公社”。他們天真地以為，下層老百姓把當官的趕下去了，今後，可以讓老百姓自己來管理自己。
但毛澤東立即糾正了這個錯誤，他發話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2] 權力由一種“三結合”的形式來掌控，其中包括革命幹部，軍隊領導和左派造反者。這裏很顯然，造反派在這種臨時權力機構中，並不占主導地位。
“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一月風暴刮起來後，立即吹遍全國。全中國都在奪權，到處都在上街遊行，敲鑼打鼓，紅旗招展，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喜，建立“革命委員會”。那時候，無論省、市、縣、區、公社；無論機關、學校、廠礦、街道；也無論部、廳、局、處；各級政府，各級機構，各級組織原來的黨政領導的名稱統統消失，沒有什麽省長，市長，或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之類的名號了。奪權後，都稱革命委員會，沒有資格稱的，也得叫革命委員會（籌）。四川由於造反派內鬥厲害，1967年的春天，成立的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簡稱“省革籌”。
風暴自然也刮到了我們五中校園，五中的造反派也決定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奪權。但是，一群中學生並不清楚該如何奪權。還算冷靜的是，此時的五中“革聯指”作了兩項決定。
第一項決定是：麵對當時社會上，造反派彼此矛盾已經日趨尖銳的局麵，五中“革聯指”在征求大家一致同意後，決定不介入。我們團結起來，權威就更大，為奪權奠定了基礎。
第二項決定是：按照當時所謂的“三結合“模式，把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孫怡謀解放出來，他1965年才調來學校任職，校內結怨不多，老師們都同意他的複出。於是，由革命幹部，造反派教師代表（當時稱紅教工）和造反派學生代表，即“革聯指”，形成了我們獨特的三結合奪權機構：“成都五中革命造反派奪權委員會。
“奪權委員會”成立後，儼然以學校的權力機構自居，立即發布了第一號“通令”。通令宣布，學校的一切大權歸“奪權委員會”，校長，主任，教職員工都必須來此報到，堅守工作崗位。
至此，五中的校文革壽終正寢，學校由一群老師、學生，外加一個革命幹部掌控起來。
參考文獻
[1]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人民日報，1967-01-16。
[2] 革命委員會, 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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