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二）串聯（北京篇）

二   串聯（北京篇）

作者 黃澤文

從重慶出發到北京的火車是特快列車，但火車沿途卻走走停停，慢慢騰騰，毫無特快的速度。

火車運行的紊亂尚可忍受，難以忍受的是車廂裏水泄不通般的擁擠不堪。當時車站的工作人員，拿這幫大串聯的革命小將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幾近於放棄管理。定員為108人的車廂裏麵至少擠進了二三百人，幾乎每一寸地方都被塞滿，連廁所裏麵也沒有空隙。相比我們來重慶的火車，彼時的狀態真是小巫見大巫。車廂裏麵汗臭、屁臭、口臭、腳丫子臭混和在一起，充塞在擁擠的空間中。吃飯、喝水、上廁所隻能在大站停留的時候抓緊時間解決。於是，車廂裏麵形成了新的秩序：進出車廂要翻窗口；車門絕不打開，窗口也嚴格把守，以防站上的人擠入；車內走動不走過道，必須從一個個椅背上跨越；行李架上和椅子下方是不可多得的睡覺之地；廁所成了呼吸新鮮空氣的好地方，隻有這裏才可以一直開著窗，因為窗口有鐵欄杆。

但是，這一切都不能使火熱的少男少女們情緒低落，車廂裏麵熱鬧極了，唱歌，說笑，擺談，爭論不一而足。操著不同口音，穿著各種服色的青少年們擠在一起，說著，笑著，討論著。有正色詢問你是啥家庭出身的，有開口先背毛主席語錄的，有一首接一首唱毛主席語錄歌的，還有激動地描述自己串聯經曆的。車廂中不少人都戴著紅衛兵袖套，佩戴著毛主席像章，還有一些人穿著黃軍裝，但我們七人卻沒有這些行頭。好在人多，麵生，口音各異，再加上多數人都在擁擠中掙紮，無暇他顧，我們並未引來特別的注意。我身邊貼身站著的人中，有幾個來自雲南個舊，還有幾個卻來自遼寧丹東，都還友善。大家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朝聖”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火車運行根本沒有準點，經常因為上車人太多而被迫晚點。到第二天上午，才走到距成都還有幾十公裏的簡陽縣養馬河車站。我們被告知，火車得在此處停幾個小時。於是，饑腸轆轆的我們幹脆下車，到附近的養馬鎮上去吃飯。

養馬河，據說是三國時期五虎上將張飛養馬之處。我們對養馬沒有興趣，忙著尋覓養胃的地方。記得，找到的是街邊一個極為普通的小店，我和弟弟一人一碗冒碗頭的米飯（要半斤糧票），一人一份涼拌萵筍尖，一碗肉湯，就在街邊站著吃了起來。萵筍尖是四川最常見的蔬菜萵筍的頭部嫩尖，汆水後加鹽，拌上辣椒油、鹽、花椒麵而成。出來十多天了，第一次吃上如此熱氣騰騰且滋味地道的家鄉飯菜。直吃得我們口中麻辣，熱汗淋漓，直呼過癮，以至於至今對其記憶猶新。

在飛馳的火車上，隨著人員的逐漸減少，終於有了一些空隙，我開始有機會觀賞窗外的景色。對於一個從未離開過川西平原的成都小子，窗外的一切都是新鮮的。我有時喜歡把頭伸出去，讓撲麵的冷風撲打我的臉。這樣，我可以看到我們這列火車在轉彎時擺出的優美曲線。我驚訝於成都平原的青翠豐潤，秦嶺山區的倚天絕壁，西安城牆的古樸宏大，晉豫交界處依山而建的洞窟民居，缺水裸露的黃河河床，以及一望無際的華北大平原。

經過三天三夜的折騰，我們終於在11月29日晚上11點55分，到達了北京南郊的永定門火車站。由於是第一次到首都，我當時特別記住了這一有意義的時刻。

我們一行七人異常興奮地走出車站，可是完全沒有料到，北京以零下十五度的寒潮迎接我們這群南方小子。我們都隻穿了毛衣，沒有帶防寒的棉襖。我馬上就凍得手腳麻木，兩頰生痛，耳朵失去了知覺，這遠比呆在雖擁擠但溫暖的車廂裏難受。我們走在極為寬闊的大街上，由於寒冷，雙腿配合著嘴巴的哆嗦，不住地抖動著。緊接著，“北京停止接待”的壞消息隨著寒風撲麵而來。我們得知，“毛主席已經結束了今冬明春的最後一次接見”，要求我們返回原地。我們立刻呆住了，這可真是從頭冷到腳，抵達北京的歡快立刻就被寒風和這個比寒風更寒冷的消息吹得一幹二淨。

當時的我們隻有線性思維。我們腦子的思維邏輯是：見不到毛主席就使得在北京逗留沒有了意義，而不接待就意味著吃、住等基本需求無法解決。我們這些內地小子，頭腦簡單，完全沒有意識到，可以不理睬這初始的禁止，而直接進城，到任何一個接待單位去，憑我們開的介紹信再加上軟磨硬纏，是可以住下來的。此外，我們腦子裏還沒有串聯可以遊山玩水的開放心態，北京的名勝古跡那麽多，當時卻視若無睹。思維的局限決定了行動的局限。這時，我們的一個同伴又得病了，在極度寒冷中，他的肚臍眼腫了起來。於是，大家商議，作出了“返回成都”的決定。

我們很順利地拿到了11月30日下午3點半回成都的車票。然後在溫暖的候車室熬了一夜。30日一早，我們坐從永定門開往北京火車站的公共汽車進城。沿途，汽車經過了天橋、天壇、前門等地，我睜大眼睛觀看著首都的景物。一切均和成都不一樣：北京的天真藍，街真寬，建築真美。這些久已神交的古建築，無聲地佇立在湛藍的天穹下，披著金色的陽光，顯得莊嚴而神聖。

車子過了前門，右彎進入天安門廣場，視野一下變得極度開闊。突然，我在車上望見了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緊接著，我又看見了遠方的天安門城樓。正好這時，汽車在廣場右側停靠。我告訴大家趕快下車。說完，我拉著弟弟搶時間下了車，同伴中也有跟下來的，卻也有三人沒有即時反應過來，隨車繼續向北京火車站駛去。

我們一行四人，快步來到廣場，在寬闊宏大的廣場上，我感覺到人的渺小。我們走到造型挺拔肅穆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圍繞著紀念碑轉了好幾圈。踏上兩層碑座，我用手撫摸著漢白玉的浮雕（當年居然可以撫摸），又仰頭仔細瞻仰了毛主席寫下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碑的背麵是周總理的筆跡，紀念曆年來犧牲的英烈。在中學，我曾經讀過關於它的課文，上麵的碑文我能背誦。

然後，我們幾人快步向天安門走去，遠遠看了看分列左右的人民大會堂和曆史博物館（現在改稱國家博物館）。熟悉的天安門城樓沐浴在冬日清晨的陽光中，紅牆黃瓦，氣度莊嚴，前矗古典華表，背襯碧藍天空，顯得巍峨肅穆。我們駐足觀看，目光喜悅，心潮起伏。心中回想著，在電影中看過的國慶時天安門前的盛況；又想象著，近三個月來毛主席在這個城樓上站著，揮手檢閱歡呼雀躍、淚流滿麵、如醉如癡的紅衛兵們。今日此時，我也居然到了這裏，隻是可惜，錯過了見紅太陽的時機。待我們走過金水橋，走進城樓的大門，看見裏麵人山人海，買毛主席像章的人排著長隊。順著人流，沿著青磚鋪就的小路，我們一直走到一扇緊閉的大門前，這才意識到，故宮不對外開放，於是隻好遺憾而返。

在重新回到廣場上時，我們發現有拍照的服務點。我們立即排隊等候，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拍一張具有曆史意義的照片，以紀念此次北京之行。我和弟弟整理好在旅途中搞得不整潔的衣服，並佩戴上毛主席像章。天凍風狂，手指僵硬，要把硬幣大小的像章戴在胸前，是一個難度極大的挑戰。凍手弄細針，足足折騰了十來分鍾，幾經反複，兩人才終於把紅太陽放在了胸前。然後，兩人並肩而立，以天安門城樓為背景，留下了一張彌足珍貴的照片，記錄下了兩個成都少年“來京朝聖”的模樣。

九、十月份，我以班上黑五類狗崽子的身份，被取消了戴毛主席像章的資格（班文革七條勒令之一，見我的前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1]），於是胸前一直闕如，即使串聯，也未戴，心中有股氣：“不戴，老子心中自有紅太陽”，也就直到這時，方才把他老人家重新放在胸前。同時放在胸前的還有我的成都五中校徽。

到了北京火車站，會合了剛才失散的三位同伴，此時大概是上午10點。這時我們才發現，回成都的火車的上車點在西便門。開車時間是下午3點半，掐指一算，時間尚有餘裕，於是大家商量，決定到同一方向的清華大學去看看。

清華大學的校園，原是滿清皇家園林“熙春園”的一部分，後來鹹豐皇帝更其名為“清華園”，這是校名的源頭。1909年，清政府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在此處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時稱“清華學堂”。民國年間，清華得名為“國立清華大學”，培養出許多大師級的人物，是當時中國最好的綜合性大學之一。

1949年後，由於一邊倒，跟著前蘇聯學，仿照其單一的辦學模式，清華把法、文、理、農等學院調整了出去，自身變成了一所工科大學，成為培養工程師的搖籃。由於專業單一，曾有人戲稱其為“五道口工業學院”（五道口是清華所在地的一個交通要道）。盡管如此，清華大學在中國仍然是頂尖的高等學府。

文革肇始，這裏也是風起雲湧，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井岡山”已然成勢，名聲在外。待我們乘車趕到，首先發現，原來典雅的鐫刻有“清華園”三個大字的三拱石門已經被毀。被毀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三個字是清末的軍機大臣那桐所題，屬於“四舊”。這是文革初期，頭腦發熱的紅衛兵大學生們破四舊的“傑作”。當年的大學生，其狂熱不亞於中學生。

（照片來自網絡， 謹此致謝）

校門不存，校園裏麵卻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大字報鋪天蓋地。由於時間關係，我們隻能草草觀看。其實，我們中學生更熟悉的是清華附中。當年如雷貫耳的“齊向東”文章“無產階級階級路線萬歲”[2] 即出自於此，而且此附中乃是舉世聞名的“紅衛兵”的發源地，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過“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係列文章。[3] 紅衛兵一經成立，立刻獲得毛澤東的支持，如燎原大火，迅速蔓延開去，紅遍全國，充當了文革初期衝鋒陷陣的急先鋒，給新中國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筆。其所作所為，今人多有記錄，此處不作贅述。

午後，我們七個人急忙乘車往西便門趕去，哪知趕到後，列車已經提前開走了。那個年代有很多奇怪的事情，京畿之處的火車發車不守時，隻能算其中之小者。

我們決定走路返回北京火車站，去重開回程車票。沿西東長安街走路，目的是想親身感受這“天下第一街”的風光，細細觀看北京的街景，也算不枉到了一次北京。一路上，我們以南方佬的眼睛好奇地觀賞著北京的風貌。長安街極其寬闊，兩邊高樓矗立，街道整潔，也有許多北方獨特的灰牆瓦屋。街上的商店也和成都的一樣，刷成了紅色臉麵，一遍鮮紅的紅海洋。和成都不同的是，商店門窗緊閉，隻有開門進去才知道裏麵是賣什麽的店鋪，完全不像家鄉的商店那樣一目了然，自然親切。

革命軍事博物館前人山人海，排隊參觀的人形成了一兩裏的長蛇巨流。此時，我們饑腸轆轆，再加上車票無著的不安，便無心去參與排隊。沿途，我們經過了民族文化宮、西單電報大樓、新華門、中山公園、又再次經過天安門，最後在筋疲力盡之時，回到了北京火車站。幾經周折，我們拿到了12月1日淩晨2點多的車票。

夜色漸濃，饑腸轆轆，我們在擁擠的北京火車站胡亂吃了點東西。吃食叫煎餅果子胡辣湯，據說這是北京的著名小吃。一張攤開的薄餅，粘貼一層蛋，抹上一些醬，放上幾片菜，插入一根蔥，卷裹起來，居然叫煎餅果子？果子在哪裏？至於胡辣湯，就是一碗黏糊糊，裏麵放了幾片木耳，少許胡椒，很多水豆粉。由於人多，天寒，待排隊拿到手中，煎餅綿軟，胡辣湯溫。那滋味，完全不能和家鄉的豆漿油條相比。

我們七人，在午夜的寒風中交替著排隊，排隊時不斷地用跺腳，抖身來驅寒。不排隊的人則躲在席棚裏避風，此時雙手雙腳已經開始出現凍瘡，癢痛兼發，北國寒風果然了得。凍至淩晨2點，終於熬到了上車時間，待登上了回家的火車，溫暖重又回到身上。搬著指頭算來，我們一行在北京一共呆了26個小時。這就是我們到北京串聯的全部經曆。

12月3日下午，經過60來個小時，回到了成都。我們整整20天的串聯就這樣在遺憾中結束了。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這種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大串聯”，回想當年那種氣勢磅礴，豪情萬丈，色彩斑斕的經曆，總會有些神往，那是人一生之中可以有一，難再有二的經曆。至於這種上千萬青少年的“全國大流動”的真實目的，我們當時並不甚了了，隻知道這是偉大領袖的號召，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至於這種狂熱與激情會給國家經濟帶來什麽樣影響？串聯以後我們這些中學生要做什麽？尚不在我們的思考範圍之內。

 

參考文獻

[1] 黃澤文：《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季》，文學城博客。

[2] 閻陽生: “清華附中紅衛兵100天” ， 十一同學會網站。

[3]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1966年第 11期《紅旗》雜誌，196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