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一）串聯（重慶篇）

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   

作者 黃澤文

序言

我的文革造反經曆，從1966年10月28日，擺脫班文革對“黑五類狗崽子”的管製那天算起，到1969年1月22日，以知識青年的身份領命下鄉為止，一共持續了兩年零三個月。

以下鄉當知青為終止點是有道理的。因為，經過兩年多的翻雲覆雨，中學生終赴鄉野，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自那時候起，我就不再對文化大革命有什麽興趣了。當知青，以及後來當工人，當教師，都必須麵對每天的勞作，對連續不斷的一浪高過一浪的各種政治運動已成隔膜，漸生反感，終有反思，絕不再主動參與其中。

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同齡人，一個老三屆的高一學生，一個被歸入“黑五類”的少年，在文革中，我隻有兩種選擇：一是當個“逍遙派”，一是成為“造反派紅衛兵”。我選擇了後者，其原因很簡單，初衷是要和迫害我的老保紅衛兵鬥，後來卻以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為己任，參與了派鬥。少年意氣，青春躁動，熱情而真誠，值得記錄，值得反思。

作為一個中學生對文革造反的回憶，雖然經曆有限，視角逼仄，但卻也袒露心跡，剖析自身，針砭時弊，揭示曆史。因此，依據當時的日記和筆記，我寫下這篇長文。希望能管中窺豹，對了解中學生在文革中的活動，對成都的文革曆史，提供一些幫助，且有助於警示後世。

 

一   串聯（重慶篇）

文革初期的大串聯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觀。

“革命大串聯”的洪流起源於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紅衛兵。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聞風而動，坐火車、乘汽車、甚至步行，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懷著朝聖一般的虔誠心情擁進北京，輪番接受偉大領袖的親自接見。然後，懷著頓開天眼後的使命感，鬥誌昂揚地奔向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去炮轟火燒，去砸爛打倒，去攪亂一潭死水的地方政府，形成“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勢態。

在偉大領袖的特意安排下，烏泱泱跑出來串聯的師生，均享受免費乘車、免費夥食、免費住宿的優惠待遇。這破天荒的安排樂壞了當年的學生和老師們，成千上萬年青的學生們和並不怎麽年青的老師們，如潮水一般，湧流在神州大地上。

但是，如同共和國當年的所有革命行動一樣，出去串聯是有階級身份條件的。成都五中的串聯始於1966年10月初，地處西南一隅的成都，其文革步伐總是比北京晚了許多，但這並不妨礙校文革把我等黑五類子女排除在外。階級鬥爭年代的思維邏輯一目了然：首都乃全國首善之區，京畿重地，爾等出身黑類，非我紅色階級的崽子，其心必異，不得不防。隨後，串聯的口子越開越大，逐漸惠及一般家庭出身的同學。在新中國的階級成分譜係中，他們被稱為麻五類，即不紅不黑，麻麻雜雜。直到十月將盡之時，串聯進入失控階段，階級出身限製的籓籬才在洶湧澎湃的大串聯洪流中被衝開。我等黑五類家庭的崽兒，已經無人管控，也就趁機跑出去溜達一番。

我們的串聯隊伍一共集合了七個人，包括幾個一起受難的同學，加上我的上初一的弟弟。我們找校文革的人開了串聯證明，沒有受到什麽阻攔。我們到北門火車站也順利拿到了火車票，可惜的是，車票是到重慶，時間是12月9日。

但這並沒有阻擋住我們的急於成行的決心。

在11月13日，在我闌尾手術出院後的第五天，我告別了父母，帶著弟弟，和幾個黑五類的同學一起，取道重慶，正式開始了一群“狗崽子”的串聯。我們有膽量無視車票時間的限製而提前出發，但沒有膽量直接衝向北京。當時的我們尚不知道，這個放棄北上，而行轍東南（重慶在成都東南方）的行動，最終導致了此次串聯在遺憾中草草收場。

我們晚上到了北門火車站。車站上人流擁擠，混亂不堪，全是操著天南海北口音的學生。我們乘亂擠上了到重慶的列車，心中忐忑，畢竟票上的時間不對。但很快我們就發現，擔心是多餘的，在如此水泄不通的車廂裏，查票根本不可能。臨晨4點，列車啟動了，擠在人群中的我們七人相視而笑，放下心來。

照片1 （來自網絡，謹向原作者致謝）

火車從成都開出，或急或緩，沿東南方向行進於四川中部的丘陵地區。天色漸亮，盡管一夜折騰，但我睡意全無，好奇地打量著窗外的景色：一條大江，在車窗左側一直伴隨著我們的火車。後來知道，這是沱江，在四川也算是一條大江。沱江流經簡陽、資陽、資中、內江等地，伴隨著成渝鐵路浩蕩東行。第一次居高臨下看見大川奔流，看著窗外急速後退的丘陵、梯田、竹林和農家小院，迥異的景色使得常年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少年感到興奮。

車內的景象極為混亂，但尚未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一個原來三人坐的位子擠了五個人，還有人坐在椅背上，甚至還有人佝僂身軀坐在行李架上，小小的廁所裏也有人塞在裏麵，過道上也擠滿了人，以至於幾乎無法行走。雖然已是十一月中旬，車廂裏卻熱得人背心出汗。車廂裏麵擁擠得人貼著人，可那時候卻沒有出現偷盜之類的事情。

成渝線建成於1952年，全長504公裏，是新中國建成的第一條幹線鐵路。火車走走停停，整整走了36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下午4點左右，方才到達山城重慶的菜園壩車站。從這點可以窺知，運送大串聯的師生，已經嚴重幹擾了當時不堪重負的鐵路運輸。

一下火車，我們就體會到了山城的特色—山高坡陡。從菜園壩火車站爬到上麵的兩路口，足有兩三百級台階。待我們吭哧吭哧爬上去後，已經是滿臉通紅，渾身熱汗，江風一吹，背心發涼，這讓常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小子們知道了厲害。我們憑串聯介紹信找到接待站，未及思量，就被安排上了一輛轉運的汽車。汽車拉著我們，一路向西，一直開到十多公裏外的沙坪壩區的上橋，在重慶煤礦學校門口停了下來。

重慶出煤，故有煤校。這是一所中專，校舍整齊，規製頗大。我們被安排在一間教室裏麵睡地鋪。雖是打地鋪，但水泥地麵上鋪有一層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鋪著草席，還有被子，被子雖髒，但此時誰還會嫌棄。在和先來的學生們打了招呼後，在他們的指點下，七人就在空處安放了我們的簡單行李。然後，拿著發給我們的飯菜票，饑腸轆轆的我們立即到食堂去飽餐一頓。這裏還有熱水供應，洗漱之後，就香甜地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乘公共汽車去重慶大學。大串聯期間，不僅乘火車免費，連乘市內的公共汽車也不收錢。我們把學生證拿出來，在售票員麵前晃一晃，就能暢通無阻地上車。

重慶大學是重慶文革的一個中心，重大“八一五”更是聞名全川和全國的革命造反組織。我們一走進校門，就立刻感覺到校園裏麵的火熱氣氛，校園裏麵人頭攢動，大字報鋪天蓋地，或貼或掛，令人目不暇接。當時重慶大學的的師生分成了兩大派，一派叫“赤衛軍”，一派就是“八一五”。我的文革初期受迫害的經曆使得我自然站在造反的“八一五”這一邊，與他們感情相通。

我們邊看大字報，還邊抄寫，一副認真學習的模樣。抄的都是最吸引我的反對血統論的大字報，往往一抄就是幾個小時。看大學裏老師和學生寫的文章就是過癮，現在回想起來，文革的大字報雖然都充斥著革命辭藻，而且強詞奪理，氣勢洶洶，甚至無限上綱上線，但有的文章卻論述嚴謹，且文采不錯。記得看一篇大字報時，上麵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曲率半徑處處相等”，下聯是“摩擦係數點點為零”，橫批為“又圓又滑”，大概是諷刺某當權者在革命到來時的世故情態。我覺得很是有趣，有工科大學生的靈氣。

某一天進城時，我在汽車站無意中拿到了一份材料，是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0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個講話：《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所謂“兩個月”，是指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初召開）以後的8,9兩個月。《總結》論述了文革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把 1966年夏天以來學校裏搞的“紅與黑”分類和學生鬥學生歸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斥之為“剝削階級的反動的血統論”。《總結》還指出，這是在文革中製造混亂，幹擾偉大領袖的文革大方向。[1]

我仔細閱讀後，心中豁然明朗。前兩個月校文革和紅五類對我們的“專政”欺壓，在黨中央看來，是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盡管當時山城寒風陣陣，讀了這份講話，卻使我如沐春風，心中暖暖的。過去那個自卑、怯懦、規矩、聽話的我，在心中生發出自信的底氣。這是我在這次串聯中的一大收獲。

文革大串聯本質上是一種紅色旅行。大串聯期間，除了煽風點火，學習取經之外，中共革命的紅色聖地，是串聯師生趨之如騖之處。懷著敬仰之心，我們去參觀了紅岩村。紅岩村是當年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所在地。我們還參觀了世稱“周公館”的曾家岩50號，這裏是當年周恩來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的居住地，也是中共南方局在重慶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

此外，我們也去參觀了位於歌樂山麓的渣滓洞和白公館。重慶多山，歌樂山在其西邊，山不高，但林木茂密。渣滓洞據說原來是一座煤窯，後因環境隱蔽而被軍統改為監獄；而白公館原為四川軍閥白駒的郊外別墅，白駒自詡為中唐詩人白居易（晚年號香山居士）之後裔，故在公館門上寫有 “香山別墅”的字樣。這裏群山環抱，環境清幽，風光秀美，但卻藏著國民黨的兩座聲名狼藉的監獄。

當年我們這一代中學生，從小浸染在紅色革命傳統教育之中，看過電影《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讀過革命回憶錄《我的一家》和小說《紅岩》，對關押革命誌士的監獄情況，以及許曉軒（許雲峰）、江姐、楊虎城、小蘿卜頭、陳然等與敵人作鬥爭的事跡均耳熟能詳。我們懷著虔誠和景仰的心情，參觀了這兩處展覽。

需要提到的是，當年我們參觀時，渣滓洞和白公館兩處監獄均稱作是“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名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此集中營還當選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這並不符合曆史真相，這是因當年的政治需要而進行的編造。上世紀40年代，國民黨政府關押政治犯以及屠殺政治犯的情況與中美合作所並無關係。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至1945年在歌樂山建立的中美合作的抗日情報組織，為取得抗戰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2]

照片2 （來自網絡，謹向原作者致謝）

談起為抗戰勝利起到的重要作用，首先應該提到重慶本身。作為中華民族抵抗日寇侵略的戰時首都，重慶是中華民族在生死危亡中不屈抗爭的象征。這裏留存著許多山河破碎時期可歌可泣的曆史遺跡，包括日機轟炸導致的萬人死亡的防空洞，領導全國抗戰的指揮中心所在地黃山，建於南山的埋有抗日空戰烈士的空軍墳，立於市中區的抗戰勝利紀功碑等。當然，後者在解放後已被改名為解放碑。

我等孺子，當時哪裏具備這樣的認知能力？我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這段曆史。當青少年的成長被刻意塑造時，當思想被局限在一個特定的領域時，對真正的曆史，對前輩的足跡，我們毫無認知。其實，又豈止是我們年輕一代，幾乎全體國人，當年都缺乏這種認知和辨別的能力。值得可喜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曆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重慶市迄今已經修複了多處抗日遺址，並開展了“抗戰名城一日遊”，來介紹當年那段民族危亡之際的曆史。

在重慶串聯期間，我們沒有花任何時間去遊山玩水。一個十七歲的少年，當時根本不知道山城重慶有什麽風光名勝。我和弟弟做的唯一的一件私事是去看望了在重大當老師的七叔。七叔是我父親最小的堂弟，當年也就二十八、九歲。他畢業於重大，畢業後就留校當老師。七叔帶著我們兩弟兄，在沙坪壩的館子裏點了幾個肉菜，讓饑腸轆轆，油水寡淡的兩個少年飽餐了一頓。

在不知不覺中，在重慶就呆了十多天。終於，我們突然醒悟，應該到北京去，到北京去見毛主席。11月26號晚，我們拿著回成都的車票，翻牆爬進了重慶火車站，擠上了到北京的火車。弟弟在擁擠的時候，帽子被一個家夥抓去。這個損失極為重大。帽子的重要性，要到了北京才知道。

消息閉塞的我們當時並不知道，我們已經永遠失去了瞻仰偉人的機會。就在我們擠上去北京火車的這一天，毛主席在北京西郊機場最後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中央賡即宣布，自8月18日以來，毛主席已經連續八次接見，今冬明春，將不再接見了。當時，我們麵臨的問題並不是這個未知的“壞消息”，而是火車裏麵的擁擠和混亂。那種擁擠和混亂，幾乎超出了生物人的忍耐程度。

 

參考文獻

[1] 《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2]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