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四）支持受迫害的同學

四.  支持受迫害的同學

作者  黃澤文

我們不僅堅持與保守派的紅衛兵鬥，而且還支持曾經遭受過他們打擊的同學，勇敢地站起來和他們鬥。

一天，我們幾個人正在“紅教工”的隊部閑聊。紅教工是文革時期，學校老師們搞起來的造反組織。那個年月，各行各業，各個單位，都成立造反組織，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合乎時代潮流的事情。

文革之中，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籓籬消失了，昔日的師生，成了今日的戰友。有的青年老師，不過比我們大五六歲，但他們受過大學的培養，眼界寬闊，思維縝密，知識豐富。我們幾個高一的學生，喜歡和他們聊天，無論聊形勢，還是談文學，甚至擺龍門陣，總能感受到智者的啟迪。

聊天之中，原初三（7）班的班主任，戴眼鏡的魏舜華老師說到，她班上有一個叫徐群瑤的女生，是個工人的女兒，父母都是本分的老實人，家住在五中隔壁的成都市中醫醫院。去年八、九月間，在校文革當政，學生鬥學生成風之際，徐被其班上掌權的紅衛兵打成了“反革命”，汙蔑她寫了反動標語。遭受到班上紅五類同學的反複批鬥，辱罵，甚至毒打，監管。

魏老師接著介紹說，這個女生不服，她隻身起來造反。昨天，她寫了一份控訴大字報，講訴其冤屈，但被“八一敢闖隊”的紅衛兵當場撕毀，還威脅，恐嚇她。她孤掌難鳴，唯有在校園的寒風中低頭痛哭。

文革中，甚至文革前，這種捕風捉影的指控實在不勝枚舉。現在舉兩個例子，來看看在“千萬不要忘記”的熏陶下，在“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的鼓動下，寫反動標語的罪名是如何被構陷出來的。

案例一,你正在寫大字報，發現毛筆不好使，就在報紙上胡亂拖了幾筆，想整理筆鋒。可是，你沒有注意到，報紙背麵是偉大領袖正在笑容可掬。那年月，報紙上出現紅光滿麵的笑容的幾率實在太高。這正好被一個革命警惕性極高的同學發現，拿起報紙，在光線的穿透下，這胡亂的幾筆正好以一定的角度穿過紅光滿麵的笑容。於是驚呼，於是上報，於是逆天之罪構成，正好抓你小子一個現行。

案例二，你在百無聊賴地聽講台上宣讀一篇來自高層的大塊文章，滿耳是什麽“打倒，摧毀，粉碎，揪出，…”之類的強橫語句，於是你就用筆在一張廢報紙上無意識地劃著“打倒，摧毀，粉碎，揪出，…”，可你沒有注意到報紙上印的那些小字是什麽。當下課時，你走了，但一個有心人來了，拿過報紙，看見你寫打倒，摧毀，粉碎，揪出的後麵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或者是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於是驚呼，於是上報，於是逆天之罪構成，正好抓你小子一個現行。

看著這些，當時的你目瞪口呆，你能說什麽呢？抗爭？那就是“抗拒從嚴”！低頭認罪吧，也許你能爭取一個“坦白從寬”！

其實，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在文革前就已經蔚然成風。由於偉大領袖對黨外的資產階級和黨內的修正主義成天憂心忡忡，他反複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 “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2] 於是，全國上下均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擁護，緊跟，執行。國家的宣傳機器和這個機器指揮下的各色人等，利用各種媒介和專業特長，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影、戲劇、歌曲、繪畫、雕塑，…，向著老百姓，向著我們中小學生，成天灌輸著“革命立場”，“階級仇恨”，“對敵鬥爭”，“提高警惕”，“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之類的東西。

於是，在這火熱的、激昂的、警惕的環境中，大家都把眼睛睜得亮亮的，彼此注視著；大家都把耳朵伸得長長的，彼此探聽著；同時，人們又處處小心，謹小慎微，彼此提防著。下麵筆者再簡要介紹親身經曆的兩個例子，供後之覽者了解當年大搞階級鬥爭時，中國社會的實際生活環境。

記得在上初三的時候，1964年底或1965年初，突然消息靈通的同學拿著一本《中國青年》雜誌，說封底上的繪畫是反動畫。是讀者發現，全國波及，中央震驚。我一看，那是一幅農村青年們在廣闊天地挑擔奔跑的勞動畫麵，畫麵前方是一遍蘆葦 [3]。據同學說，畫麵的蘆葦中藏有“蔣介石萬歲”的反動標語；同學還說，畫麵上的蘆葦倒向左側，是暗喻“左派被壓倒”。我們拿著此畫端詳，橫看，豎看，仔細看，反複看，背對陽光看。我等愚鈍，就是沒有看出有任何反動的地方。

《你追我趕》（油畫）作者 李澤浩 （照片來自網絡，謹此致謝）

還有一個例子也很滑稽。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塑料底的布鞋、涼鞋開始流行，塑料底為模壓而成。突然有一天， 一個同學神秘兮兮地跑來說，快檢查你的鞋底，看看有沒有問題？我抬腳給他，他仔細看了好一會，說：“你的沒有問題。”我卻奇怪了，問：“你說的是啥問題？”他才小心地告訴我，有人發現，有的鞋底後麵，塑模壓成了一個“共”字，有的壓成一個“毛” 字。

這種人人自危，動輒得咎的日常生存環境，令人心驚膽顫，不啻水深火熱。這就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社會生態。長久浸染於內的中國人，從此謹小慎微，處處防範，如驚弓之鳥，如野墳之人。

今天，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時間推移了近一個甲子。某些家夥又在鼓吹“大搞階級鬥爭”，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無視世界潮流、曆史進步和人民的福祉，麵目莊嚴，信誓旦旦，用心叵測。我真希望他們能生活在當年那樣的環境中，看你小子是不是能逃脫那種彼此像烏眼雞一樣相互盯著，一不小心就被無辜構陷的命運。或者，把你劃入打擊對象，給你戴上高帽子，如文革中的走資派。

往事未曾如煙，不多說了！還是回到文革初期的成都五中，回到徐群瑤的班主任魏舜華老師身邊。

魏老師詳細講述了徐群瑤同學被同班紅五類同學無辜構陷，打擊迫害的過程，我們聽得義憤填膺，怒從胸來。我特別生氣，幾周前的共同遭遇使我心中衝起一股義憤。我說：“我們一定要支持她！”

成都市中醫醫院就在連接一號橋的紅星路一段上。五分鍾後，我和魏老師來到徐群瑤的家中，站到了徐的麵前。魏老師講明來意，我就鼓勵她說：“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不要怕，起來和他們鬥，我們支持你！”我還說：“把被撕毀的大字報底稿給我，我們幫你抄，重貼出來，誰敢再撕，找誰算賬！”

徐群瑤站在我們麵前，開始還咬著牙，低頭不語，這時再也控製不住眼淚，委屈地哭開了，邊哭邊講她前幾個月來的經曆。聽其語，觀其容，我心收得緊緊的，腮幫子鼓起，我也想起了我在那幾個月遭遇的屈辱，真有同病相憐的感受。最後，我和魏老師走了，臨走時我說：“到學校來幹吧，自己解放自己是最好的出路。”

回來後，我們把徐的大字報抄好，替她貼在學校的顯眼處。我還特地寫了一份“強烈抗議，堅決支持”的大字報，為徐群瑤同學的大字報叫好，並要求她班上的紅衛兵們交出徐的黑材料，為徐平反，恢複名譽。大字報警告那些違背《十六條》，至今還在壓製同學的紅衛兵們，“要認清形勢，迷途知返，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你們負責！”

在我們的支持下，徐毅然站出來造反了。而“八一敢闖隊”的那些同學，此時也變得小心起來，沒有敢再來挑釁。徐群瑤同學加入了我們的戰鬥隊，成了我們隊伍的第四個成員。

隨著形勢的發展，起來造反的同學越來越多。後來，又有不少初、高中的同學加入了我們的隊伍，很快，我們形成了一個有二十多人的戰鬥集體，其中也不乏紅五類的同學。我們的原則是：不問出身，隻看態度。隻要誌同道合，就是我們的戰友。

這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交往經曆，文革中獨有。規範的校園，正常的學習，以班級為單位，在同一教室裏，在同一老師麵前，學習一樣的知識，故有同窗和同學之說。文革以來，正常的學習被迫終止。革命使得同窗有可能成了對頭，“同學”從此淪為“同也不同，學也不學”的境地。倒是在我們這樣的造反組織中，以誌同道合為紐帶，以相近的觀點為基礎，共同經曆了波瀾起伏的歲月，建立起了溫暖的理解和深厚的友誼。其中一些人，後來發展成了終生的朋友。此可視為中學生在文革損失中的一個補償。

形勢對我們有利。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初，五中全校若幹個造反組織決定聯合起來和保守派的紅衛兵鬥。聯合起來的組織稱為“成都五中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下麵簡稱“革聯指”。這是一個聯合的組織，其指揮機構不是什麽總勤務組，而是各個組織的“聯席會議”。勤務組是文革時期領導小組的自謙性叫法，表示領導者是大家的勤務員，當時這樣的稱謂很時髦。

就這樣，成都五中形成了兩個直接對立的陣營：一邊是前期成立的血統純正的紅衛兵，一邊是後來成立的各種造反組織的聯合體,也自稱紅衛兵。當年的中學生們，均奉偉大領袖為自己的紅司令，都拚命要想成為捍衛紅司令和紅色江山的紅衛兵。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在北戴河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2] 毛澤東與侄兒毛遠新的談話，1964年7月7日。

[2] 李澤浩油畫作品“你追我趕”，《中國青年》1964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