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經曆 （三） 地下室裏的抗爭

三  地下室裏的抗爭

作者 黃澤文

自大串聯後，成都五中就進入到一個“無政府狀態”。原學校領導早已被打倒，屬於“走資本主義當權派”之列；工作組因“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1] 已經撤銷；校文革也無人理睬，毫無權威，形同虛設。

夏秋以來，以班級為單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格局已被徹底衝破。原來同窗受教朝夕相處的同學已作鳥獸散，許多人不再來校，在家中“逍遙”起來。而來校者，則分為“造反”和“保守”兩大派，在校園中各占地盤，勢同水火，從此開啟了近兩年的“校園派鬥”。新中國的這六年間（1947-1952）出生的第一代青少年，年齡從14歲到19歲不等，以整體而言，永遠離開了課堂。其人生境遇，知識深度，眼界視角，從此被決定。

串聯一回來，我就想參加造反派組織，和折辱過我的保守派紅衛兵對著幹。這是一個中學生的文革造反的最初心態。

我到學校去，此時的校園早已沒有夏秋之季的那種火熱和激奮。空曠的操場上，人跡寥寥，殘留的大字報在十二月的寒風中寂寞地飄蕩著。校園裏有各種名目的戰鬥“團”、“隊”，占據著往昔的教研室、教室、實驗室。其中有名號為“紅衛兵4528部隊”、“紅衛兵七中隊”，“八一敢闖隊”之類的組織，均是先前在校文革組織下，鬥老師，打學生，搞血統論，在社會上抄家毀物的紅衛兵團夥。我與他們勢不兩立。還有一些造反組織，我搞不清楚他們的來曆，亦不詳其麵目，不敢貿然進入。

就在我舉棋不定之時，同為班上“黑七人”，且和我一同去串聯的賴城堅找我來了，他說：“段建軍回來了，他主張咱們自己成立一個組織。”我初聽此語，覺得匪夷所思，實屬意外。我站在成平街口對著成堅說：“這能行麽？咱們出身不好，又勢單力薄？”成堅卻說：“我看可以，沒有什麽可怕的！”在他的鼓勵下，加上串聯時感受到的外麵如火如荼的造反氣勢，胸中的一腔熱血就激蕩起來，我點頭同意了三個人“自己幹”的大膽主張。

這一決定，使我在文革初期的那兩年再無機會去當優哉遊哉的“逍遙派”，而成為了所謂的“造反派”。造反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要自己解放自己，和那些不可一世的紅衛兵們，校文革以及他們的組織對著幹。這是我在少年時代，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自主選擇。

這種“造反”屬於“揭竿而起”。在文革初期，老百姓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新中國的大地上，可以自由地去成立各種名號的“造反組織”，想成立什麽就成立什麽。當然，這種造反也屬於“奉旨造反”。造反有明確的指向，那就是紅旗雜誌十三期社論裏麵所提出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2] 造反在當時受到偉大領袖的直接鼓勵。當時，毛澤東最著名的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他鼓動老百姓，發揚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去突破已有的政治格局，來幫助他打倒黨內的走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成立一個自己的造反組織，這個主意拿定了，但到底要搞個什麽名堂，我們心中並沒有底。三人商量，一致認為，要與大學生的造反組織掛鉤，以便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但找誰呢？我們一下子想起了曾經大鬧過西南局，炮轟過四川日報的四川大學的“井岡山野戰軍”，這是一個很有闖勁的隊伍。於是，我們三人跑到川大，在一座名為“望江館”的平房中和這一群大學生掛上了鉤。一回來，我們就把三個人的隊伍取名為“井岡山野戰軍成都五中支隊”。這一天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這時候的學校，唯一還在開門辦事的是校文革辦公室，一個叫屈經明的青年老師，曾經的校革委副主任。還在裏麵坐班，管著學校的公章。誰要成立組織，就到他那裏去登記。我們登記回來，又在總務處領了筆墨紙張，還爭取到一部簡易油印機。

起碼的家當有了，就缺一間房子來安放我們的隊部。此時，主要的樓房均已被先期成立的各色各樣的保守派紅衛兵所占據，一些破房子也擠滿了其他的造反組織。我們找來找去，隻在金魚池邊的教研樓底下找到一間地下室。

五中當年的這棟教研樓坐西向東，是一座兩層的西式磚石建築，是語文、外語、史地教研室的駐地。樓上一層有大小各異的房子數間，配以寬敞的回廊。房間高敞，玻窗明淨，紅漆地板鋪地，門和窗框皆為綠色。樓的東、西、南三方均有石梯可供人上下出入(見照片，此處是向南的側麵樓梯)。向東是正麵，有寬闊甬道，一頭連接樓梯，一頭連接一圓形金魚池。魚池周圍有磚柱和葡萄架，兩邊遍植花草樹木。樓的下層即是所謂的地下室。其實，該層大部仍在地麵之上，隻是窗少而小，采光極差，裏麵陰暗潮濕。按其建築特色和規製，我揣測此樓乃是民國年間的一富家宅邸，且極可能修造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年間或日寇侵華年間，因此有很好的底層設置，用於躲避轟炸或者槍彈。至於什麽時候並入五中校園，已不可考。

我們別無選擇，就決定在此處開始我們的抗爭。好在地下室的門朝南開（正好在照片上南向樓梯的後麵，被樓梯擋住），冬日的陽光能照進來，且有一扇小窗可透入光線。我們把地下室清掃幹淨，安上電燈，搬來幾個課桌和椅子。成堅找來一張紙，用毛筆寫上“井岡山野戰軍五中支隊”的大字，貼在小門上，表示此處又一個造反組織成立了。在低頭可進的小門門框兩邊，我們貼上了一副對聯。對聯為：“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還家”，對仗工穩，鏗鏘有力，橫批是“革命到底”。這副對聯，摘錄於羅廣斌、楊益言的小說《紅岩》，由當年渣滓洞集中營中的革命誌士擬就，我們拿來，用以表示我們三個十七歲少年立誌抗爭的決心。

當年的我們，在中學接受了長期的革命傳統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心中一直有一個成為堅定革命者的理想。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按部就班的學習秩序，為我們提供了實現這個理想的機遇。因此，在掙脫了“不準革命”的枷鎖後，我們三個剛滿十七歲的少年，心中有著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崇敬，有著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仇恨，立誌要掃蕩舊世界的汙泥濁水，要砸爛帝修反的狗頭，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大眾。

人少，辦一張小報正好。我們取其名為《千錘百煉》，意為我們要在革命的熔爐中千錘百煉，成為好鋼。在第一期上，我們安排了發刊詞，井岡山野戰軍五中支隊成立宣言，以及揭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學生的文章。我們的成立宣言控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學生的迫害，並用當時的豪言壯語宣稱：“從今以後，我們已將生死置之度外。頭可斷，血可流，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語句鏗鏘，意氣絕決，表現出站起來造反的豪氣，一改前幾個月忍氣吞聲，逆來順受的模樣。

自我奮爭，精力旺盛，我們忘我地戰鬥著。每天很早就開啟了門上的鐵皮鎖，黃昏時分才又把鎖關上，從不缺席。三個人齊心得像一個人，三個人忙得像六個人。要寫稿，刻蠟紙，油印，發行，還要收集別人的文章和討論社會上的動態。白天，我們三人在地下室點一盞40瓦的電燈，在明暗之間忙碌著，邊幹還邊唱歌，我們最愛唱的歌是：“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這首歌選自《長征組歌·過雪山草地》。

從我們地下室門口路過的人都很驚奇，這裏麵還有人麽？怎麽裏麵那麽熱鬧？有的人甚至要低頭側身瞄一眼，麵帶疑惑，眼露驚奇。

我們經常忙得忘記了吃飯。錯過食堂的開飯時間，我們就去一街相連的榮華寺街上的一家小飯館吃。學生清貧，花銷節省。標準的吃法是，一人一個“冒碗頭”的半斤米飯，一碟三分錢的小菜，一碗免費的骨頭湯，一共花銀子一角三分。當年的成都，物價就是這樣便宜。我們吃得風卷殘雲，津津有味。有時，我們也敲腰包稍微寬裕的段建軍的竹杠，要他掏三角錢買一份回鍋肉請客。成都的回鍋肉是川菜中的招牌菜，用半肥瘦的豬肉，最好取自豬腿上二刀處或者坐磴兒（臀部）處，煮七分熟，撈出半冷後，快刀切片，下鍋炒炙，至肉片開始翻卷時，成都人俗稱“起燈盞窩”時，下本地產的郫縣豆瓣醬和蒜苗，翻炒均勻，起鍋即成。其色、香、味、形俱備，妙處難以細述。至今記得十七歲時的那種美味，那種歡笑。

正統的紅衛兵們沒有放過我們。隨著《千錘百煉》小報的一期、二期、三期，… 的不斷發行，我們鮮明的觀點，鋒利的言辭，以及對學生鬥學生行為的痛批惹惱了他們。他們仗著人多，仍然想在我們麵前耍威風。或圍著我們當麵高叫，或背後散布流言，說什麽“狗崽子也要造反了！”“你們到底要造誰的反？”並公開稱我們為“黑隊”，是“非法組織”。

地下室的上麵就是“紅衛兵4528部隊”的隊部。4528是成都五中的電話號碼，當年全校就這一部電話，擺放在校園庭院第二進的電話室中。中國軍隊番號均以四位數碼命名，帶有保密的意味。最初的正統紅衛兵仿效之，以學校的電話號碼來稱謂自己，此乃文革時髦，以顯示其血統純正的根底。

樓上的地板正對我們的地下室剛好有一個洞，這些紅衛兵們，就有意把炭灰、果皮、甘蔗渣、廢紙掃下來，每天清晨我們打開地下室，地上就是一大堆垃圾。有時，白天我們正在工作時，垃圾就紛紛揚揚地灑了下來，弄得我們十分氣憤。我們衝上去找他們論理，他們不是躲開，就是蠻不講理地橫扯。原我班班文革的一個姓王的矮個子家夥甚至當麵對著我們說：“對你們就是要這樣”，其篤定欺負之心，蠻橫之態，毫不遮掩。

現在的覽者可能會覺得奇怪，同是滿臉稚氣的少年，且是同窗受教的同學，怎麽會有這樣的仇恨和對立？其實，隻要熟悉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風風火火的階級鬥爭教育，就能明白個中原委。這是鬥爭教育，仇恨教育，立場教育所必然導致的結果。在我的這些紅五類同學眼中，我等的家庭身份帶有“原罪”，我等“狗崽子”自然就是“革命的對象”。

麵對這種壓力和欺負，我們並不屈服，而是與這些曾經侮辱和壓製過我們的“血統紅衛兵”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我們不斷發表文章，駁斥他們。

我們已經不再是幾個月前的我們，形勢也不再是前幾個月的形勢。雖然，我等尚不能從根子上認清“血統論”的源頭，隻是從文革《十六條》和陳伯達的《對兩個月運動的總結》中，尋取支撐語句，來和那幫紅色子弟論爭。如：“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堅決抵製“用血統論來代替階級論，企圖混淆階級陣線，幹擾文革大方向”。

 

參考文獻

[1]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08-05。

[2] “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紅旗雜誌1966年十三期社論，1966-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