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專案組還不放過我
三月二日，我到北頭那邊架廣播線。還沒有到中午，突然馮家林跑來了：“小江，武漢有人來找你，隊長叫你快回去！” 我感到莫名其妙。是誰來了？有人來找我值得隊長來通知我嗎？
我匆忙回到家，爸爸他們單位的兩個人站在門口正和隊長劉永財講話。原來是防疫站的專案組專門從武漢趕到隊裏找我。隊長狐疑地問我：“你認識他們嗎？”我說：“知道，是我父親單位的人。”那兩個人皮笑肉不笑地說：“是啊，他不會不認識的，是吧？”隊長說：“既然你們認識，我可就走了。”說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我看著隊長的背影，心裏在猜測這些人對隊長說了些什麽。
不一會，組裏的其他同學也陸續回來了。我們開始做飯。張崇武偷偷地問：“這是誰來了？”我告訴他是防疫站專案組的，大家立刻就不做聲了。大家都不和他們講話，這兩個人則坐在那裏四處打量。眼裏不時透露出譏笑的眼神。也許在他們眼裏，經過幾次招工後剩下的人沒有什麽好東西了。
中飯後，我把他們帶到外麵朝陽背風的南牆，組裏其他人也很自覺地呆在屋子裏。談話開始了。
開始，他們還是像以前一樣，“動員”我揭發父母的反革命言行。隨後又說：“我們也掌握了你的一些行為，就看你的表現如何了。”我很驚訝：他們到這裏來究竟是想叫我寫揭發父母罪行的材料還是想要整我的材料。我會有什麽“反動言行”嗎？於是我說：“你們有什麽話就直說，我在農村呆了幾年，什麽都不記得了。” 於是他們從包裏拿出一些紙來，得意地說：“你知道嗎？我們調查過你的一些好朋友，他們也揭發了你的一些很不好的言行，特別是你在給他們的信中寫了很多有問題的言論。你要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我馬上知道他們一定是到汽車標準件廠去調查過了。我無非就是和陳宣美、韋琪、朱達俊和劉仁森他們有過聯係，但不記得寫過什麽“反動言論”，所以一點也不慌。反問他們：“信我是寫過，我不知道有什麽不對的。”於是，其中一個人就拿起紙念了起來“……肥胖舒適的共產黨人比饑餓瘦弱的共產黨人要好。這句話你寫過沒有？”“寫過啊。”我毫不遲疑地回答。“這些怪話是從哪裏來的？”“怪話？”聽到這裏，我不由得笑了起來：“你們看過人民日報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嗎？”“什麽意思？”“在公開信中，提到了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處策動顛覆社會主義國家。他在蘇聯獲得了成功，蘇聯執行了修正主義的路線。而在中國則遭到慘敗，中國開始了文化大革命。蘇聯比較富有，所以稱之為肥胖舒適的共產黨人，中國很窮，所以被稱作饑餓瘦弱的共產黨人。按照他的觀點，蘇聯當然比中國要好囉！”這兩個人不由得麵麵相噓，顯出非常尷尬的樣子，沒有想到結果是這樣。也許，他們曾經在院裏把我的信在群眾大會上念過，並把這些話進行過深刻的批判，以表示反革命的兒子也是多麽反動。沒有想到這來自共產黨的報紙，來自如此重要的文章。也沒有料到我的記憶力是如此之好，會把他們搞得那樣狼狽。
話是沒法再問下去了，否則不知道還會出什麽笑話。於是，他們再次老調重彈，叫我再次交代父母的罪行，寫出材料，明天一早交到公社來，大概想利用公社幹部來搞我吧。說完就走了。
我隻好坐下來開始寫材料。寫什麽呢？在農村勞動了好幾年，很多事情都記不得了。隻有邊想邊寫。晚上，大家回來後聽到我說的情況，也是搖搖頭：“吃了飯沒事幹。”那天晚上大家都沒有看書，把煤油燈留給我用。我盡量回憶，寫了十幾張紙，一直寫到把兩個油燈的油全部用完才上床。
第二天一早，我就揣著寫好的材料來到公社。沒有看到專案組的人，隻看到公社書記在那裏看書。他一看到我，非常熱情地叫我過來。我老老實實地對他說，武漢我父母單位專案組的人來了，要我寫材料，我這是送材料來了。他立刻說：“是的是的，我知道這事。小江啊，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我們對你還是很相信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嘛！你這兩年的表現很好，我們都看著哩。我們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知青。哎呀，都寫了這麽多材料啊，不錯不錯。”正說著，那兩個人來了。一看到我和公社書記在一起，立刻板著臉對我說：“材料寫好了嗎？”我說：“寫好了，你們看看。”他們拿到手，漫不經心地翻了翻，馬上沉下臉來：“你一晚上隻寫了這麽一點點？一點也不老實！你是打算和你父親一樣頑固到底了！” 還是那種先給個下馬威的搞法。不管你寫了什麽，首先就說你態度不老實，然後再好好收拾你，同時也在公社書記麵前搞臭我。
公社書記看到這個樣子，臉立刻就拉長了。這等於就是在駁他的麵子，農村幹部哪裏受得了這一套，何況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他馬上回過頭來對我說：“小江，你的任務完成了。你回去上工吧，這裏不關你的事了。”連看也不看那兩個人。我趕快溜了出去。沒多大一會，我回頭一看，那兩個人灰溜溜地從公社大院走了出來，從此再也沒有找我。他們以為在下麵也可以像在防疫站那樣為所欲為，這次讓他們領教了農村幹部的厲害。我偷偷地笑了。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為了進一步收集材料，跑到汽車標準件廠那裏，找了工讀班的人，還搜查了陳宣美的宿舍，把我給他寫的信都搜走了，還以為發現了有力的證據。我這裏倒沒有什麽，陳宣美可倒黴了。廠裏以為有多大的事情，還熱鬧了一陣才平靜下來。
陳宣美本來朋友就不多，能跟他寫信的就隻有兩個好朋友。另一個在武漢工作，因為反對林彪被抓了起來，最後被槍斃了。他們廠還帶陳宣美去看了對他的宣判大會。就這樣，他的兩個朋友一個被抄家，一個被殺頭。他感到非常沮喪。他對我說：“我永遠不會再跟任何人寫信了。”在後來剩下的幾年文革裏，他的確徹底地沉默了。隻有當我回武漢時，我們才在一起談談。
據說文革後，那個反對林彪的人已經平反。但人已死，平反又有什麽用？還要表示感謝組織給他平反嗎？殺人是四人幫幹的，平反是共產黨做的。這二者之間的關係誰也說不清楚。想當初文革十年，毛主席還是一把手哩。雖說是四人幫“篡黨奪權”，他有沒有失職之過呢？在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提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中特別指出：“第五，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這些話，現在還有人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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