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豬不怕開水燙 23

死豬不怕開水燙

 

從一九七零年七月開始招工，到一九七二年底突然宣布招工暫停。湖北省的知青和他們的家庭在這兩年半裏經曆了太多的折磨和衝擊。一次次的招工帶來一次次的希望，但隨後更多的則是一次次的失望，畢竟招工的指標遠遠少於知青的數量。這是一場折磨人和人被折磨的較量。所以幾十年後，人們說：“從農村回來的知青們，如果還沒有死掉或者瘋掉，神經必定是非常堅強的。”

剛開始招工不久的時候，不知道是中央還是湖北省發了一個文件。大意是要知青們安心勞動，各級領導要支持知青下鄉的工作，解決他們的困難雲雲。於是，二附中組織了一些老師和學生到各知青點探訪。七月三十一日，天氣熱的要命。我們剛出完早工回來，大家打著赤膊圍坐在桌子前吃早飯。於衍正突然從窗戶看到有兩個女的朝我們這裏走來。仔細一看，原來是二附中的王芝老師帶著一個學生。來不及穿衣服了，吳恒樂有點驚慌。範鎮峰說：“沒關係，我們隻要當作沒事的樣子就行，千萬不要臉紅！”大家於是繼續吃飯。一會，王芝老師帶著學生進來了。我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請她們坐。王芝請學生把有關文件宣讀一下，學生就用很標準的普通話大聲地朗讀起來，大家洗耳恭聽。過了一會，範鎮峰問道：“然後呢？”王芝說：“沒有了，我們的任務就是給大家宣讀文件的呀。”我們驚愕地問：“念給我們聽有什麽用？是叫他們關心我們，我們是被關心的，應當讀給各級領導聽才對呀！” 然後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訴她們有關農村劃成分的一些奇談怪論。問王芝應當怎麽辦。王芝臉也紅了，她不知該如何回答。我突然回憶起原來曾經看過她的檔案，好像出身也不是很好。就踩了範鎮峰一腳，叫他不要問了。“自己屁股流鮮血，哪管別人有痔瘡”。王芝老師連自己的成分都講不清楚，還顧得了我們嗎？

剛開始執行政策時，基本上還算是唯成分論吧。剩下來的知青們中出身不好的那部分還滿懷希望地努力勞動，祈求黨中央能在某個時候開始執行重在表現的階級政策。而出身較好的則祈求能在下一次招工中可以輪上他們。然而情況變得比想象要糟得多。很快，招工的標準就由階級政策變成了“關係”，人們也就是從那時起開始知道了“開後門”這個名詞。比較斯文的代名詞是“招收本單位的子弟”，比較露骨的則是“遞條子”。條子可以靠權力送來，也可以靠金錢或者熟人關係送來。

於是剩下的知青們進一步分化。隻要不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甚至還可以退一步，即便已經定案但沒有很大問題的人的子女，如果有這樣那樣的路子，被招工的希望都是存在的。剩下完全沒有指望的隻有兩類人：黑五類的子女和與招工單位毫無關係的人。不過後者很少，俗話說：“魚有魚路，蝦有蝦路”。中國人又熱衷於拉關係，隻要有耐心，八杆子打不著的關係總是可以找到一些的。這個後門開得是如此廣泛，以至於流傳著一個小道笑話：有外國友人問周總理：“聽說中國流行開後門，是這樣嗎？”周總理則苦笑著說：“後門倒是關上了，不過圍牆被衝倒了。”

一九七零年十一月六日，範鎮峰第一個從我們組裏被漢陽鑄造廠招走了。走得如此慌張，連寫給女友程業雲的情書都掉在床上忘記帶走，被我們幾個吃飯時朗誦了一天，估計是怕夜長夢多。次年九月二十一日，吳恒樂第二個離開了我們組，和他一起走的還有榮興大隊的李植年。他們是被作為職工子弟招工走的，所以走得比較從容。到十二月十六日，江山的雷全賢回武漢了，不知道去了哪裏。十二月十八日，於衍正也回武漢了。也是去李植年他們那個電子設備廠，而且那批招工就他唯一一個。連招工的人都沒來，怎麽走的誰也不知道。不過大家都還是很高興：畢竟走一個少一個。而且其中任何一個人如果走不成，決不意味著能把其他人換走一個。

每當有人被招工走，大家都要在荊門縣城裏吃餐飯，幫忙拿拿行李，也算是送行吧。都是在一起相處了這麽多年的同學和朋友，不知道何時再相聚？不管每個人心裏想的什麽，反正在送行的那天，大家都是高高興興的。我們祝被招工的朋友們在新的崗位好好工作，而他們也祝願還在農村的人能早日離開。

那時的人臉皮比現在要薄多了。除了從天上掉張招工表填了就走的特例外，基本上表麵形式還是要走的：隊裏所有的知青都要填一張招工表，然後交給下來招工的人，最後通知被挑中的人去體檢，就意味著可以走了。當然事事都有意外。據說團林的初中同學萬力被招工的選中了，不料在臨上車前被通知取消資格，把行李從大卡車上拿了下來，回到屋裏大哭了好幾天。偶爾，也有天上掉餡餅的事情發生。下放到隨縣的李正秋一個小組九個人，被隨縣巢絲廠來招工招了八個。剩下她一個女孩子，就順便把她也招走了。李正秋自己戲言：“我是賣藕搭蘿卜一起走的”。當然這等好事極少，特別在男孩子身上發生的概率要小於彗星和木星相撞。

因此，每一個在農村呆了好幾年的知青一定填過好多次招工表。但填過幾次後，我就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了：我是絕對不可能被挑中的！於是到後來，我填表越來越漫不經心，有時幹脆在父母情況那一欄中填：“父母因曆史問題正在被審查”，免得耽誤招工者的時間。很奇怪，這樣做了以後，我的心理壓力反而越來越小。對招工滿不在乎，每天根本就不去想招工的事情。吃飽了幹活，累了就睡覺。心情談不上好，但很少操心，每天在笑嘻嘻中過日子。我有時也自己安慰自己：我們修的焦枝鐵路，不是在做戰備運輸嗎？我們建的煉油廠，不也是為國家建設提供汽油嗎？我們生產的糧食，一定也有部分送到珍寶島和新疆給部隊吃了。這不是一樣有意義嗎？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我感到自豪，無愧於曆史。至於家庭問題，那不是自己能選擇的，大可不必感到悲傷。周圍有七億農民留在農村，我這又算得了什麽呢？……。想到這些，心裏就舒坦了。

但張崇武就不行。他爸爸是武漢鍋爐廠的工程師，在科研和教育單位根本算不上什麽，但在工廠裏可能就不一樣了。也許剛好處在可招可不招之間吧，他的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繃緊，希望和失望不斷交替的狀況。我們的床是相鄰擺著的。一天，張崇武看著我的床，突然很驚訝地問：“你的床單怎麽還這麽新啊？”我看看他的床單，上麵補了一大塊補丁，枕頭毛巾也是破破爛爛的了。我們兩個都是下鄉前幾乎同時買的床單和被套，但我的一點也沒有磨損。張崇武沮喪地說：“我的床單已經補過兩回了。” 我同情地看看他憔悴的麵容，心裏想：一定是他每天晚上睡不著覺，在床上翻來複去磨成這樣的，要不床單和枕巾哪會磨得這麽快？看來，阿Q精神有時也是有用的。在革集公社的知青中，心情最差的可能就是張崇武和劉敦昭了。劉敦昭幾次唉聲歎氣地到我們這裏來，都被我嬉皮笑臉地逗開心了。吃完飯，高高興興地回榮興。我看著他的背影，有時想：“如果著急沒有用，還不如幹脆開心點過日子。這樣煩惱是何苦呢？”。

“可憐天下父母心”，知青的命運也牽掛著千千萬萬父母的心。於是很多家長都跑到農村來了，或看望子女，或探討前途，或拉拉關係……。一九七一年底，於衍正的爸爸來到我們這裏。由於在讀高中時我們都去過他家，所以大家都很熟。於衍正的爸爸對我們也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親切。他幾乎把每個隊的同學們都看遍了。晚上就和我們暢談，給我們打氣。叫我們要好好保養身體，不要太累了，要爭取一切機會等等。其實我們也知道他對我們是無能為力的，也知道他一定是為於衍正的事情在奔波忙碌。但大家仍然心懷感激，仿佛是自己的爸爸來過了一樣。

七二年底，秦以欽的爸爸也來了。此時組裏已經隻剩下他兒子，張崇武和我三個人了，情況的確比較淒涼。他除了和秦以欽在一起說話，或外出找人，晚上就和我們一起，居然大談起如何胸懷大誌，在農村紮根奉獻青春的問題來。我們聽到這些不由得大吃一驚。張崇武不耐煩地站起來，走來走去。我則耐著性子坐在那裏，心裏在胡思亂想。晚上，張崇武躺在床上煩惱地說：“叫我們紮根農村，那他幹什麽來了？”到後來，大家見麵都沒什麽話說了。回到武漢，我們把這些事情告訴於衍正，並問道：“他爸爸是幹什麽的？”於衍正嘿嘿地笑著說：“別見怪，他爸爸是馬列主義教研組的老師。” 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是職業病啊！

不過，這一切沒有動搖我的理想和自信，相反更激起了我不服輸的勁頭。當我黃疸性肝炎出院後，我回到武漢。看到張邦發和王曉林在無線電廠，用示波器調試設備，我發誓要自己造一台示波器出來。你們能用，我就能造！到沙洋化肥廠看到王孟穎他們每天上班就是開開閥門，調調旋鈕，我就整天在想怎麽用一套自動控製設備把他們換下來。結果在後來幾年時間裏，我比較係統地學習了無線電、自動控製和射流技術的基本知識，並自己給自己出題目做了些小小的設計。這些知識給我今後——無論是在荊門電管所，在革集水電站，在手表元件廠，還是在中科院水生所——的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說後來我取得了一些成績的話，這幾年的自學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