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的動員和準備
從九月份開始，到處在流傳要下鄉的消息。但究竟怎麽個下法？大家都在猜測：是下一段時間回來還是長期呆在下麵？是讓黑五類先下還是都下？怎麽安排？能回來嗎？無數個問題在大家心中，也有各種版本的小道消息。十月十五日，省革委會的方銘在中山公園做了關於知識青年下鄉的報告。十月二十一日，正式傳達了畢業生的分配報告：老三屆高、初中學生100%的下鄉。一個不留，全部“安家落戶”。既然這樣，還有什麽可猶豫的呢？更何況像我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第二天，我就首批報名下鄉了。這樣好歹還能少被看一點白眼。之後的半個多月裏，大部分同學慢慢地都想清楚了：既然沒有商量的餘地，寫明白了是100%，那還拖拖拉拉地搞什麽呢？早下多少還有點“光榮”，晚走恐怕會被押送下鄉也說不定。於是絕大多數人都先後報了名。十一月九日，文革前下鄉的老知青代表來學校做報告，介紹下鄉的體會和經驗。整個學校就完全處於下鄉的準備中了。
再後來，我們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地做準備。有的聯係買可以防風的馬燈，能提在手裏邊走路邊照亮。有的去砍樹做鋸子，家裏沒錢的就到漢口買部隊裏穿壞了送出來便宜賣的鞋子。十七號是周日，我回到家裏，買了一些用品。還做了一些煤球，打掃了一下衛生，把家裏的事情安排好了。不料晚上回學校就聽說我所在的宿舍被盜，我的被子和褥子一套全被偷走了。真的是“屋破又遭連夜雨”，真叫人一籌莫展！
十一月十九日，學校正式公布了報名名單，並開始具體執行下鄉的各項手續。我不得不向工宣隊提出申請補助布票，以購買新的棉絮和被套、床單。由於這涉及到“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步驟”，所以馬上就被批準了。我立刻去買了一床新的被子和新的床單。
大家最想帶下去的東西就是書。一想到在農村看書比較困難，每個人都想盡可能多的帶各種書去：農業科技的書，小說，甚至學習的書也行。我也想帶些書去，但卻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在防疫站，專案組怎麽也不讓我回去拿書：“你下去是勞動改造，什麽書也不用帶”連毛主席著作都不讓我拿。結果還是下鄉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回到武漢，偷偷地從家裏拿走了高中時的全部筆記本。而學校的雷指揮長說的話更是離譜，他完全反對我們下去看書。說我們下去就是改造思想，要帶那些文化書幹什麽？我們拿著毛澤東語錄問他：“那毛主席怎麽說，要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呢？”他很輕蔑地看著我們說：“你們下鄉就是去改造思想的，改造客觀世界是貧下中農的事”。我們被這個穿著軍裝的丘八所說的無知言論搞得目瞪口呆。
十一月二十五日，所有被批準的同學到新華路體育場開歡送大會，並參加遊行。大家都被“光榮”了一把。不料第二天，軍代表做清理階級隊伍的動員報告。有幾個同學像陳宣良，梁華盛等被暫停下鄉，等候審查。接著二十八日，又開始討論搶槍的事情，要大家相互揭發。下午，宣布了要被關起來隔離審查交待問題的人的名單。當時還美稱為辦“五不準學習班”。
其實，這時候都要下鄉當農民了，審查不審查根本無所謂。即便最後落實是反革命分子，還不是下鄉。犯人要勞改不也是下鄉嗎？
隨後開始填下鄉編組表，原則上都是自由組合。陳宣良想和我在一個組，他爸爸是武漢大學的哲學係教授，日子也好不到哪裏去，所以從這點看來倒是“臭味相投”。另外就是幾個女生。婁建華找我，想和我一個組。一起來的還有張紅梅和李力。我當然很高興。有廣播站的好朋友在一起，心裏要踏實多了。
十二月四日和五日兩天，軍代表組織畢業生寫鑒定。先自己寫自我鑒定，然後由班組討論後寫出組織鑒定意見，塞進檔案。大家對我的鑒定是這樣寫的：
小組意見：同意本人自我鑒定。江育林同學在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能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積極參加擊潰二月逆流的鬥爭。對工作認真負責。希望今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步驟。密切聯係群眾，在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自己。
校革委會意見：同意小組意見。希望今後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鬥私批修，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覺悟。
對於一個有反革命、特務背景的黑五類子女而言，能得到這樣的評語是相當不容易的！這是很多同學對我的關心和“幫助”才得到的。至少，沒有像兩個姐姐那樣被關起來審查。至於鑒定裏麵涉及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如“二月逆流”、“鬥私批修”等，大家去查詞典吧。不想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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