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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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全國開始了“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這件事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自解放以來多少次清查，抓了多少特務和反革命。那麽多次運動還不夠，還要這樣依靠打“人民戰爭”的形式來尋找解放前的“叛徒”？這樣整錯的肯定比抓對了的要多幾百倍啊！我猜想，毛主席可能是想先把群眾引導到大抓叛徒上麵，再從中尋找劉少奇等人是叛徒的證據。把劉鄧等人打成“叛徒”、“特務”要比把他們僅僅打成“走資派”要容易搞臭得多。到後來，我下農村後才知道：廣大農民對劉少奇的“三自一包”都是雙手擁護的，都說就是靠這才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如果僅僅說他們是“走資派”很難被搞臭。於是，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專案組，專門審查原先的黨政領導幹部，特別是審查他們解放前的所作所為。看他們是不是漏網的“叛徒”或者“特務”。
剛從新疆回來，還沒休息兩天，革委會主任楊德海就把我找去。要成立“清理階級隊伍專案小組”，他要我參加這個小組，並且和他一起對原校長袁福進行政審。
我們粗粗看了一下袁福的檔案，覺得他解放前夕的一段經曆很不清楚，似乎隱瞞了什麽。那段時間他和地下黨脫離了關係，去過湖北下麵的某些地方。究竟在那裏幹了些什麽？需要去調查一下才能搞清楚。於是，我們準備了一下，七月十八號就出發了。
首先我們沿江乘船往上，兩天後到達沙市。那時的沙市是聞名的“衛生城市”。沒有蚊子，晚上睡覺不用蚊帳。休息了一天繼續上行，到了枝江縣城。找革委會轉介紹信後，再步行到董市。那裏是袁福當時呆過的地方，也是他的老家，許多親戚都還住在那裏。
我們在那裏整整呆了兩天。找了好幾個人，但都說得吞吞吐吐。有人說他曾經帶著他的夫人到外麵去了幾天，其它時間都在這裏沒有外出。由於有些當事人到鬆滋去了，我們又乘船到枝城，再坐車去鬆滋。那時的公共汽車不像現在，好多就是大卡車，跑起來漫天的灰。就這樣還不一定買得到票，所以大家都沒有怨言。
外調後，我們在返回途中經過楊德海姐姐的工作單位——鬆木坪電廠。那裏正在搞武鬥，兩派鬧得不可開交。她姐姐當時是在台下的一派，被整得很厲害。所以希望他弟弟能幫忙送些材料給省委，解決這裏的問題。楊德海決定先返回武漢，讓我一個人繼續外調。
我一個人繼續乘船到宜昌，找到幾個袁福的同事，還到宜昌市檔案館查找了很多解放前的報紙。那裏經常登有共產黨員聲明退黨的啟事，這些就是當時抓叛徒的“鐵證”。其實，裏麵也是真真假假。有人明明犧牲了，但國民黨偏要登個脫黨啟事，叫你死了還要被自己人恨。也有的是上級為了保存力量，指示被關押的黨員在不泄漏機密的前提下，登個啟事就放出來再幹革命。總之情況多種多樣，但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很難講得清楚，這不是鐵證如山嗎？不少人就這樣挨整，甚至被整死。
最後，我又一次坐上去秭歸的輪船，但這次是要去興山找袁福原先的夫人。到了香溪碼頭，由於山上塌方，通往興山的公路不通，隻好在碼頭停下來。第二天早上，開來了半個月來的第一輛汽車。一些膽子大的，有急事的人爬了上去。汽車走走停停，路上到處是巨石，推土機正在開路。山上的大塊石頭搖搖欲墜，叫人看了膽戰心驚。但就是這樣，車才走了一大半路就壞了，無法通行。剩下的二十多裏地要靠自己雙腳走。傍晚才到達興山縣城，住進了招待所。
考慮到交通問題，我連夜調查袁福的前妻。她叫李久英，在縣新華書店做售貨員。書店的頭頭也一起參加調查。一直搞到半夜，她才吞吞吐吐地說出了事情的全部過程：原來袁福在外麵搞地下黨活動期間，她被在枝江的親戚強奸了，並懷了孩子。正在這時，袁福由於形勢突變，和地下黨失去了聯係，此時就回家了。他看到了這個情況，而強奸她愛人的那個家夥在家族裏很有勢力，他們兩個隻好跑到宜昌偷偷地把胎打掉了。袁福後來就和她離了婚，回到武漢和地下黨恢複了聯係。而李久英不願回枝江，就從宜昌到興山找了一份工作。
我看到這些私人之事有些哭笑不得。這些事情本來寫進檔案裏也沒有什麽，而且事情發生於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很容易搞清楚的。結果留下一堆疑問，何苦呢？
第二天我返回香溪。果然不出所料，從我乘船來後，這兩天就沒有船來。三峽已經封航！每個人都一籌莫展。這時來了一個機帆船，問有沒有人去宜昌。大家都不做聲，隻有我和另外兩個可能有急事的人壯著膽子上了船。船一離岸，立刻就像脫韁的野馬在江裏狂奔，即便開倒車也停不下來。水裏不時有死屍在船幫子附近轉來轉去，恐怖極了！船開到三鬥坪，歇息了一下。打開齒輪箱一看，天呐。裏麵打壞了兩個齒輪！修理了好半天。好在已經出了三峽，水流也不那麽急了，所以還敢繼續開。
到達宜昌後。我趕快買回武漢的船票。八月十三號趕回武漢，結束了曆時二十多天的外調。一回到武漢，我們立即審問袁福，落實外調情況。結果袁福很快承認了那些情況，寫出的材料細節和我們調查的幾乎一模一樣。那時候沒有手機等通訊設備，信件也沒有那麽快。所以外調的情況看來是準確的。袁福應當是沒有問題，可以被結合到革委會去。
後來我又到襄樊和隨縣去過外調，但都沒有很多收獲。有的人根本就否定一切，叫你毫無辦法。
再隨後的日子我就天天呆在檔案室裏看各個人的檔案。越看越感到恐懼和不安，覺得世界是那樣的虛偽和無情。二附中有一個女教師，十幾年來孜孜不倦地追求入黨，幾乎隔幾個月就寫一份入黨申請書，檔案裏塞滿了她的申請。但在檔案裏卻寫到：“此人不可重用！”。還有個人，裏麵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有什麽問題，但卻被定為“特嫌”。這意味著，在那幾十年裏，他不僅時時刻刻受到監視，而且子女將被無緣無故地取消上大學的資格，並且找不到任何理由……。看別人的檔案越多，越感到一隻無形的手在毀滅無數善良人的一生。而這些善良的人們還在滿懷信心地“跟黨走”，願意為黨獻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文革中揭露出其他單位的情況也是一樣。
例如：姚克方是原湖北省衛生廳廳長，曾經住在我們家隔壁。媽媽和姚媽媽關係非常好。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是南京中央醫院院長，是當時國家級醫藥衛生專家。解放前夕，國民黨命令中央醫院撤往台灣，姚克方居然在蔣介石眼皮底下穩住不動。直到解放，把整個醫院毫發不損地交給了共產黨。他當時是冒著生命危險幹的。蔣介石震怒之下曾在台灣下了通緝令，要把姚克方捉拿歸案。由於他有功勞，解放後任命他為中南衛生部部長，後又任湖北省衛生廳廳長。在政治待遇上也是極高的，任省政協主席，全國政協委員。他自己則是真心實意地跟著共產黨走，把心思撲在衛生事業上，在解放初期培訓了許多衛生人員。“文革”開始後，許多內部材料被揭露，其中就指明姚克方原來是共產黨的“內控對象”。這位冒著生命危險為共產黨幹活並遭到國民黨通緝的人，解放後盡心盡責地工作，原來還是不可信任的“內控”人物。那些受尊重和榮譽原來隻是表象。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論你在解放後如何忠心，如何拚命幹活，始終還隻是個“內控”對象，真令人啼笑莫名。
檔案袋，是決定一個人一生命運的口袋。檔案袋裏的秘密對當事人而言是永遠不可知的。即便是不實之詞，也不會給你任何申辯和解釋的機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專案組裏，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些秘密。可能永遠對現實充滿幻想，充滿信心。
這時候人的生活的確是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沒有任何貢獻，沒有任何意義。沒有看見任何人在生產，發明，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