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到東西湖勞動
國慶節後,工宣隊組織工讀班的學生到東西湖去勞動。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在裏麵:陳宣美,劉仁森,朱達俊,還有廣播站的韋琪。看到他們要走了,我要留在學校裏,心裏空蕩蕩的,不知道該怎麽過。回家被防疫站的人審問?還是在學校裏寫交代材料?
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同學們要走了,幾輛大交通車裝滿了人。我執意要送他們一程。送到了火車站,還不願走,跟著他們上了火車。一直把他們送到了目的地——東西湖辛安渡農場。他們看到我不願意一個人呆在學校,就說:“你幹脆就跟我們一起勞動算了,好嗎?”我求之不得,立刻就答應了。
第二天,我趕回武漢去拿行李,再馬上趕回去,心裏有一種被解放了的感覺。當我趕到住地,已經快到中午了。食堂正準備給他們送飯和開水,我主動要求挑著一擔開水到棉花地裏。從食堂到和勞動的地方還有很遠,我漸漸地走不動了。汗如雨下,一直滴到開水桶裏。我像喝醉了酒的醉漢,歪歪倒倒地往前走。肩膀痛的要命,但我咬著牙拚命堅持著……。勞動的同學在很遠的地方就看見我了,有兩個體力較強的趕快跑過來接過我的扁擔。我幾乎就要倒下了!我走路雖然是強項,但肩膀卻始終沒有力氣。即便後來到了農村,也無法應對男農民幹的基本農活:挑。
工讀班的同學們對我非常好。他們告訴安排農活的人,不要給我派重活和挑擔子的活,摘摘棉花,或者幫一下廚就行了。
辛安渡農場離我一九六六年勞動的荷包湖農場不遠。兩次勞動相隔兩年,感覺完全不一樣。看到現在,回想起兩年來的曆程,心裏有說不出的感覺。
我們幹的活一點也不累:摘棉花、挖紅薯、幫廚。下了一天雨,還在屋裏休息了一天,吃過一次憶苦飯。對所有的農活,我都很用心地學,這都可能是將來下鄉後用得著的知識啊!特別是在途中傳來消息:我們下鄉的地點已經定在荊門縣,就更有緊迫感了。摘棉花的時候,韋琪和陳宣美他們總是在我附近,陪著我講講話。可能是怕我感到孤獨吧。我雖然沒有說什麽,但心裏還是很感激他們。
一天晚上,我正坐在屋子裏麵發呆。突然聽見外麵有人叫我,原來是韋琪。不知什麽時候婁建華和薑都也來了。他們三個人來找我講話,我也很想和他們說話,但心裏非常鬱悶,不知說什麽好,隻有一聲不吭地聽他們講話。可能他們生氣了,不知是誰說了一句:“原來那麽神氣的,現在也搞成這個樣子了!”我知道他們說這話時沒有一點惡意,但廣播站的戰友們無意的話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眼淚止不住地朝外流。我咬住牙拚命地忍住,就更不能講話了。隻有慢慢地回過頭,走回屋裏。真擔心要是再聽見什麽話以後,我會忍不住跳到旁邊的大河裏去。
日子過得很快,一下子十天過去了。兩次來東西湖都是在心情不好的情況下來的,也都在這裏得到了朋友們的安慰和鼓勵。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朋友感情的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