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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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站的情結
雖然我離開了廣播站，但我的心一直在那裏。怎麽可能忘懷呢？廣播站是我走向社會的起點。我在那裏學到了很多，遠遠超過了在班上學到的東西。很久以後我回過頭來看，我在廣播站裏幹了很多蠢事，說了很多錯話。可能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我應當是廣播站裏最笨的一個！廣播站裏的大多數同學都是班上、團支部或者學生會的幹部，在處理社會活動、協調人的關係方麵絕對是我的老師。他們以寬容的態度容忍了我做的一切，對我非常好。雖然我當了一段時間的站長，但我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很多很多的社會知識。
四年來，廣播站裏的每一個人都認真、敬業地工作。文革開始，把大家衝散了。但過了一段時間，一個個又重新聚集起來，投入戰鬥，並逐漸形成了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不管多麽困難和危險，沒有一個人退縮，而是互相鼓勵和支持。在那段日子裏，彼此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以致幾十年後重逢時，都感到分外親切。雖然大都不是一個班的，甚至不是一個年級的，但親密程度遠遠超過了同班同學。
後來有人在開玩笑時問我：“你們廣播站裏的人關係那麽好，怎麽沒有一個談戀愛？”的確，廣播站裏有好幾個很可愛的女孩子。除了王曉林很少和我們在一起外，韋琪、婁建華、薑都幾個確實都漂亮又可愛。我想也許：第一，廣播站裏的人都是幹部，素質比較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比較“正統”。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幹革命”，很少想到這方麵的事情。其次，大家年紀都還小。我下鄉前才剛二十出頭，而幾個女孩子才十五、六歲，韋琪最大，也不過才十九，就是鄉下人談婚論嫁也還早了些。也許，如果這樣的形勢再保持幾年，說不定會打某個人的主意。而最重要的是，文革的殘酷性能把人與人之間劃上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四十多年後，我和薑都到王曉林家做客。大家談起往事，王曉林突然問：“江育林，你怎麽沒有和婁建華談戀愛啊，我看你們關係挺好的。”我不得不承認：我對婁建華印象確實最好，特別喜歡和她在一起。我感到她大方活潑，很有才氣，不僅學習好，脾氣也好。說話做事也很穩重，明顯要比同齡人要成熟。跟她在一起總感到非常高興，也很想和她呆在一起。或許，這就是二十歲的青年人那種“朦朧”的感覺吧。
然而後來，爸爸媽媽都成了“反革命”。現實使我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也許有人不以為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多著了，有什麽關係？其實不是這樣的。開始時爸爸挨鬥，掛黑牌，勞改，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也好，說他是“走資派”也好，不過是一群人在衝擊另一群人。即便有人因此而丟掉了性命，這會讓人痛苦，讓人膽寒。但那種害怕，就像日本鬼子的飛機從天上扔炸彈掉到自己頭上的那種害怕。一種受摧殘的害怕，一種覺得自己命運不好的害怕。而被定性為“反革命”，則是把你放在和人民對立的位置上。從此以後，我將以“人民的敵人”的子女自居，這個感覺和前麵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社會如此殘酷，讓人感到一個反革命的孩子沒有資格和女孩子有什麽緣分，所以就極力壓製這種感覺。這也是我在父親成了“反革命”後就一直不願去廣播站的根本原因。雖然沒有去會很難受，但去了隻會使自己更加難受。我隻希望能讓自己慢慢地把這份感覺淡化下來，但是很難很難。那時我經常遠遠地看著廣播站，想象著她們在那裏做什麽，在談論什麽。直到我準備下鄉了，才又回到廣播站，和朋友們告別。
我笑笑對王曉林說：“我的確很喜歡她。但是，我父母當時都是反革命，而她爸爸雖然在電校也上過大字報，那不過都是學生沒事亂罵而已，畢竟還是革命幹部。在那個年代，這個鴻溝能跨得過去嗎？”王曉林又笑著說：“那你和薑都談戀愛也行啊。”薑都和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回家後，我打開照片本，看到薑都以前的照片，的確很可愛。我怎麽沒有想到和她談戀愛？在農村裏，特別是大招工後，留下的知青大都是有各種問題的，這點連農村人都明白。大家都走了，薑都獨自一人留在那裏，生存都受到威脅。我抽時間去看他，實在是擔心她的安全，哪裏有功夫想那些事！試想一頭正被老虎追趕的公羊決不會對旁邊的母羊有任何想法的。母羊也是這樣。這是當時的殘酷現實逼迫所造成的。我們這一代黑五類結婚都很遲，也是於此啊！
從東西湖農場勞動回來後，一天吃中飯時，我遠遠地看著廣播站，心裏說不出是什麽滋味。突然我感到樓上大喇叭發出的聲音有些異樣。廣播站樓頂上有四個大大的喇叭，每天發出很大的聲音。我天天聽著，仿佛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樣，稍微一點變化就能察覺。我圍著大樓轉了兩圈，斷定一定有什麽問題。趕快端著飯碗跑到廣播站：“你們不要停止廣播，我上屋頂檢查一下喇叭！”說完就爬上屋頂。果然，有一個喇叭的變壓器被人偷走了，隻有三個喇叭在響。我爬下來，告訴他們趕快補上新變壓器。韋琪很驚訝地說：“江育林怎麽能聽出四個喇叭隻有三個在響呀？”陳宣美不緊不慢地回答：“這種事隻有江育林能夠做到！”
要下鄉了。李植年打算第二批走，隻有我和婁建華是第一批下鄉的，其餘的人暫時留在廣播站裏。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陳宣美送我一個灰色的筆記本，上麵寫道：“願你成長為一隻雄壯的公鴨！”作為贈言。我沒有什麽送的，就把文革時期一首造反派的長詩中的兩句摘錄下來，寫在廣播站的黑板上，作為臨別的話：
“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是戰士，
我們的崗位永遠是戰場。”
再見了，廣播站的戰友們，我想念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