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不啃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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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後的突然變故
- 自從到專案組後，由於不可以介入運動，我回家次數多了些，基本上每個周末都能回家。夏天我們在外麵乘涼，經常和爸爸談起外調的情況。
當我講到解放前的報紙上刊登一些共產黨員的脫黨聲明，爸爸突然問我：“你還記得那些人的名字嗎？”我吃了一驚。可以感覺到爸爸是猶豫了很久才問我的。他想知道什麽呢？我在想，任何人也不可能把所有這些人的名字記下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爸爸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我的感覺是：爸爸似乎是想問，你見過某某某的名字嗎？會是誰呢？我老老實實地回答：“這怎麽記得住呢，隔幾天就登一篇，幾十個人。” 爸爸也不再往下問了。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他究竟想問誰？爸爸又不是黨員，不可能和這些人有任何來往。
直到許多年後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來：爸爸是在兩個共產黨員的勸說下加入九三學社的，也就是文革中被指為”藏汙納垢“的組織。爸爸會不會在打聽這兩個人的下落？以證實自己的無辜和清白。可惜，爸爸已經作古，這個問題成了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謎。
國慶到了，運動似乎慢慢停了下來。清理階級隊伍成了重點，再就是交槍運動。主動交槍的會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而沒有交槍的在後來的日子裏會很不好過。大家都似乎又一次感到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但又說不清會從哪裏開刀。
十月六日是星期天。除了小姐姐，大家都在家裏，連大姐姐都回來了。到了下午，不知道為了什麽事情，爸爸和大姐姐爭吵起來，並且越吵越厲害。爸爸一氣之下跑了出去，後來聽說他去了街道口新華書店看了半天書，還給小林買了幾本書回來。
爸爸剛走不久，隔壁的李忠突然跑來了。李忠是省防疫站革委會的頭。他神色緊張地問：“你爸爸哪裏去了？”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怎麽管起我們家的事情來了？我如實地跟他說：“不知道，反正和大姐姐吵了一架，就跑出去了。”他再三問我們知不知道會到哪裏去。臨走時，還對我們說：回來後一定告訴他。從他的眼睛裏，我看不到一點關心的目光，而是冷酷。我不知道他為什麽這麽關心爸爸的去向。不過我並沒有在意，吃了晚飯就去學校了。
周三，氣候突然變冷。我上午回了趟家，想拿幾件衣服。剛走進防疫站的院子裏，就有人攔住了我，把我帶到胡伯伯的辦公室裏。胡伯伯很嚴肅地對我說：“我們已經對你爸爸進行了隔離審查，他現在已經被關起來了。情況還在調查，你要正確對待！”接著在陪同人員的監視下，把媽媽從圖書室裏叫了出來。我和媽媽一前一後往家裏走，誰也沒有講話。到家後，媽媽給我清理好衣服，給我二十元的生活費。媽媽指了指枕頭那邊，很含糊地說：“我要是不回來，以後要錢用就在那邊拿。”她說的很輕很快，其他人誰也聽不清楚。後來我回家時，才發現在枕頭附近的棉絮底下放了一疊兩元的鈔票。她是怕萬一自己回不了家的時候，我們沒法生活。
在回學校的路上，我邊走邊想，感到背上一陣涼氣。幾個月在專案組工作的直覺告訴我：這絕不是偶然事件，以後的日子長著哩。我必須做好足夠的準備。回到學校，我立即告訴楊德海，我的父親被隔離審查，情況不明，現在必須退出專案組。他聽完我的說明後說：“既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專案組肯定是不宜再呆下去了。你辦一下交接吧。不過不要有什麽想法，我們對你還是信任的。”我很快地辦完所有的交接手續。接著就到廣播站裏也說了此事，並宣布退出廣播站。由於大家平時關係都非常好，也非常了解。似乎他們對此事並沒有意識到其嚴重性，也許畢竟是別人家裏的事情吧。總之哈哈一下就過去了。
然後我去找王治民談話，要求退出東方紅大隊，免得把派性和階級鬥爭混在一起說不清楚。否則，做好了可能被認為是想“鑽進革命隊伍”，搞壞了則可能被想當然地當成是“階級報複”或者“階級本性大暴露”。少沾這些有可能會被抓辮子的事情。
最後，我安靜下來，寫了一份關於爸爸問題的看法，算是表態。周六回家時交到了工宣隊。那時工宣隊還比較斯文，畢竟那時還沒有搞出什麽東西來。跟我談了幾句就算了。
但等我回到家裏，推開大門，不由得大吃一驚：家裏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地板上扔著一大堆書。小林正呆呆地坐在那堆書上，臉上髒得要命。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爸爸早就被清理階級隊伍專案組偷偷地監控了，大家一直在仔細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上個周日爸爸因為和大姐姐吵架出走，他們大吃一驚，生怕爸爸借口此事趁機“潛逃”。所以才趕快到我們家裏打聽。後來覺得不太保險，幹脆隔離起來算了。於是當爸爸從書店回來後，傍晚他們就到家裏把他帶走了。
周日晚上，我估計以後回家不會很勤了。就清理了一些衣物，背了一個大包準備帶到學校去。走到李忠的家門口，想起是否應當報告一下。我猶豫了。但想到文革期間有些人碰到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挨整的情況，還是說說好。“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說不定現在有人正偷偷地盯著我的一舉一動哩。為了將來不被懷疑，還是去吧。
我走進他的家裏：“李伯伯，這是我要帶到學校去的衣服，你要不要打開檢查一下？”說著，我就準備打開行李。李忠大驚，連忙按住我的手說：“不用不用，我們隻是審查你爸爸，對你們沒有任何看法，不要有什麽想法。”我一聲不吭地收起包包出了門。外麵下著大雨，雨衣隻能保護包包不被打濕，我任憑雨水從頭淋到腳。傾盆大雨摻和著淚水從頭一直涼到了心，漆黑的夜晚我獨自在無人的東湖邊大哭了一場。心裏真痛快，覺得舒服多了。
到了學校，我換上幹衣服，到革委會副主任李堯階的房間裏，向他報告了一下情況。還沒等我走出房門，他就用嘲笑的口氣對房間裏的其他人說：“你們看，江育林以前多神氣的，現在人都焉了。”我無言，頭也不回地走回自己的房間。心裏難受極了，坐在那裏無聲地流眼淚。陳宣美走進來，一聲不吭地坐在我的旁邊，等我哭夠了，才輕輕地問：“問題真的很嚴重嗎？”我點點頭，他歎了一口氣。
十一號下午，聽說大姐姐那裏也出事了。我騎車趕到七醫院，大姐姐也被隔離審查。接待我的是個軍代表。他和我談了很久，但講到要和大姐姐見麵的事情，他們說要把情況搞清楚後才能決定，要我過幾天再來。
直到三天後，十四號上午，我才在醫院裏見到了大姐姐。大姐姐被關在一間小屋子裏，對家裏的情況一無所知。我非常簡單地把家裏的情況說了一下。由於大姐姐在文革中是個造反派頭頭，現在也被工宣隊抓起來審查。而爸爸那邊出事無疑是在火上加油，並且引導那些人把大姐姐幹過的事情往階級鬥爭上麵引。大姐姐也感到情況的嚴重，但不知道該怎麽辦。過一會兒我就走了。
十八號是周五，我回到家裏。家裏又被抄了一次。這一次可是徹底的大搜查：天花板、地板都被撬開了。我在天花板上麵放了一些調查材料，連自己都忘記了。這次也被搜查了出來。他們興奮極了，以為發現了什麽重要的證據。連蜂窩煤也被敲碎，據說是為了“看看裏麵有沒有發報機”？！
媽媽這時候基本上在家裏。說“基本上”，是偶爾還要被帶去審問兩天，但不會很久。因為小林沒人照顧，我要下鄉，需要準備。如果把媽媽也關起來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
專案組搞媽媽，是根據媽媽在抗戰逃難時期，曾經被特務組織看中，企圖動員她參加特務組織，但很快被媽媽察覺並逃走了的一段經過。因而說她是“特務”。而爸爸在抗戰期間在美軍顧問團當翻譯，參與在緬甸和印度開辟第二戰場。那時就都算是集體入了國民黨，也算是特務。反正那時隻要是跟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幹活，不論是否抗日，一律是反動派。隻有共產黨抗日才是革命行動，其他人都是假的。
媽媽記性很不好，所以在審問時總是說不清楚，隻有哭哭啼啼的，搞得別人認為她在耍滑頭。媽媽急的要命，回來後也在回憶有關人員的名單，還叫我給他念“百家姓”，以便能提示她想起來那些人叫什麽名字。我感到好笑，就對媽媽說：沒有用的，你說的再多，也是不老實，也是隱瞞，也是態度不好。除非你告訴他們：你是特務，並告訴他們一個特務網絡，交代一大堆名單，並交代所幹的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反革命行動，否則永遠不會滿意。你有嗎？聽天由命吧！
媽媽在這個時候才告訴我們：爸爸還有一個當飛行員的親弟弟在台灣。我聽到此事，嚇得汗毛都豎起來了。這可是天大的問題！家裏居然還有人在台灣，而且是開飛機的。肯定“殺過共產黨人”，那可是“血債累累”啊！事已至此，怕也沒有用了。反正“虱子多了不咬人”，多一條問題少一條問題改變不了性質。
二十號那天，我又到大姐姐那裏去了一次。這次我偷偷地把爸爸有個弟弟在台灣的消息告訴了她。她也嚇了一大跳，感到事情的確複雜了。很多事情的動機是講不清楚了，可以由別人任意發揮和想象。
不久，軍宣隊進駐了防疫站。他們和工宣隊完全不同，是以救世主和統治者的身份來的。他們的話就是聖旨，容不得半點反抗和懷疑。但他們的素質又極其低下，有些不過是剛從農村來的鄉巴佬。那些人根本不知道“革命“為何物，僅憑身上一張草綠色的皮，就張牙舞爪的對付眼前的老百姓。在他們眼裏，個個都是壞人。開口閉口就是“你們這些……”。不過有時候也吃過一些悶虧。軍宣隊剛到武漢測繪學院時，不過一個小連長，有一天指著那些幹部說：“你們這些知識份子……”，被幹部們給了當頭一棒：“你們這些小兵伢子神氣什麽？我們當兵的時候，你老爸還在穿開襠褲！”原來，武測原先是軍事測繪學院，那裏的幹部都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怎麽能容忍被這些小兵訓斥？所以算是被教訓了一次。那裏有個小兵到處吹牛皮：“我講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能講四個小時”，轉過身去就指使人：“把那套最好的房子留給我。”其虛偽的外表和肮髒的內心世界暴露無遺。
一天，軍宣隊找我談話，要我交代爸爸解放前幹的壞事。我啼笑皆非：“新中國成立時我才一歲，能知道什麽呢？”可他們不以為然：“你們幾十年生活在一起，他總是要透露一些情況吧？你不可能不知道的。”“你爸爸解放前做過什麽壞事，你難道一點也不知道？”我無法和他們再談下去。過了幾天，他們又找到我：“這些天你考慮得怎麽樣了？能不能交待一些情況？”我告訴他們，這種想法是很天真的，我不可能知道你們想要知道的東西。
軍代表發怒了：“你的老子是反動派！”我說：“是的”。“你是他的兒子”“是的”我回答。“那你是什麽東西！”我氣瘋了，流著眼淚慢慢地站起來，盯著他的眼睛說：“告訴你，我是個共青團員！”他臉發紫了。“你先回去吧。”我心裏完全冷了。既然你已經把我歸在階級敵人那一類，我跟你也沒有什麽好談的了。反正那時我們要作為知識青年下鄉已成定局，而且我是首批報名下鄉的，你有本事就把我留在城裏整吧。我完全抱著豁出去的想法。
又一天，那個軍代表把我叫到辦公室裏，要我交代父母是如何侵占國家財產的。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們還有這種行為。於是他說：“我考驗你一次。你現在回家去，把家裏清理一次，凡是不屬於你們家裏的東西都交過來。”他隨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支筆：“就是一支筆，一粒扣子，隻要不是你們家的，都要上交。就看你的表現了。”
我回到家裏。開始清理自己的書桌。中學時我很愛做化學實驗，所以從院裏實驗室後麵的垃圾箱裏檢了一些玻璃試管等物，做些小實驗好玩。我拿來一個舊菜籃子，把這些玻璃玩藝一一裝了進去。還寫了一份詳細的清單：“大試管xx根，小試管xx根，長玻璃管xx根，短玻璃管xx根，橡皮塞xx個……。”最後注明：“來源，食品實驗室後麵的垃圾箱。”我提著籃子走進軍代表的辦公室裏，把這一籃子破銅爛鐵及清單交給了軍代表。他看看籃子，又看看清單，臉紅一陣白一陣。估計是忍了又忍，最後對我說：“嗯，很好！交代得很徹底。以後你要繼續這樣。”我說：“如果沒什麽事情我就回學校了？”他說好吧。臨出門前，他指指籃子：“把籃子帶出去，扔到垃圾箱裏去。”我裝出非常溫順的樣子，把籃子拎出去，扔到了垃圾箱裏，找個沒人的地方狂笑起來。看來隻要不怕他們，對付幾個丘八還是有辦法的。我現在馬上要下鄉了，他們把我也無可奈何了。還怕他們做什麽？
在後來的一個星期裏，我在學校裏除了寫材料應對防疫站的專案人員外，就是在那裏認真地用刀雕刻一副毛主席的剪紙像。幾十年後，我再次看到它，感到非常驚訝：我居然有這種手藝，能雕刻出如此精細的圖案來？這完全是心情的產物。隻有在那種環境下，才能安安靜靜地做一件如此費功夫的事情，並做得那樣好。
我自己做的剪紙：心情的產物
不久，小姐姐那裏也傳來了消息：她在那裏也開始被審查。專案組派人來武漢調查，了解了我們家裏的很多情況，比小姐姐自己知道的還要多。小姐姐不知道，也不相信，就和專案組的人大吵起來，還撕了寫她的大字報。於是也出現了“爆炸性的新聞”。
十一月十八日，二附中原來的工宣隊撤離，同一天來了新的工宣隊。這是由軍隊幹部帶隊的工宣隊，實際上是工宣隊和軍宣隊的混合物。頭頭是雷指揮長。從此學校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很多人的曆史問題被揭發出來。
曾經有些知道我家出事了的人試圖在我身上做文章。出現了一、兩張把我的名字倒過來寫並打上紅叉叉的大字報。不過沒有人響應，更多的人是對我同情和暗中保護。防疫站的專案組幾次來學校調查，想收集我的罪證，都被革委會的同學頂了回去。他們拿著從家裏天花板上搜到的材料給學校看。同學們說：我們都有這種材料，沒什麽稀罕。他們來收集我參加打砸搶的行為，同學們都證明我是搞廣播站的，從來隻搞文鬥，不搞武鬥。他們來找我的“反動言論”，同學們紛紛證明我不參加派別鬥爭，從來是老老實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這令他們非常失望，但又不死心。仍然一次次地來學校找茬。革委會的人問他們：“你們為什麽非要找江育林的問題？”他們老實說：“我們想通過整他們幾個孩子的罪狀，再上升到是被他們父親教唆幹的，這樣來打倒他的父親。”革委會的同學們告訴他們：“要整江育林恐怕搞不到什麽材料，你們去搞其他幾個兄弟姐妹的材料吧。”專案組剛一離開，他們馬上來到我的房間，告訴我這個情況。並安慰我說：“放心吧，他們在這裏搞不到任何整你的材料的！”
後來，我抽空又去了一次大姐姐那裏，把防疫站專案組的企圖告訴了她。使她心裏有個準備：七醫院和防疫站很可能會聯合起來整大姐姐。
在這幾個月裏。除了小林外，其餘的人都在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和隔離。而小林則受盡了驚嚇，周圍的小孩也對他進行欺負和謾罵。連家裏原先養的一隻貓也如同給黑五類剃陰陽頭那樣被剪了一半毛，成了“陰陽貓”。最後從家裏跑了出來，先是躲在醫務室裏偷吃酵母片，後被趕出來後成了野貓。再後來，就不知道下落了。
所以到後來再談起這些變故時，我總是笑稱：家裏六口人，有七個“反革命”！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我家取得的“偉大勝利”。
之所以我沒有被整得太厲害，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重中之重的任務，任何工作都要對此讓路。任何可能刺激學生並造成學生情緒不穩定的因素都要極力避免。何況我還是帶頭報名下鄉的學生！否則我那樣頂撞軍代表，能放過嗎？不過在他們眼裏，下鄉就是對我最大的懲罰了。還求什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