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西方民主”製度和思想發源於古希臘，著名的“雅典民主”製度大約出現於公元前508年至323年。西方人認為“民主”同“專製”是對立的。到了歐洲的啟蒙時期，西方民主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中以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對“民主”和“專製”的定義最為人知。孟德斯鳩將歐洲各國政治製度，分為“共和體製”“君主體製”“專製體製”。孟德斯鳩還進一步闡明三者的區別，他認為“共和政體需要品德；君主政體需要榮譽；專製政體需要恐怖”。孟德斯鳩的這一定義，被很多人運用到了今天。西方學者將孟德斯鳩的這些觀點，當作現代政治學的基礎思想。有學者認為，孟德斯鳩還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人，將中國劃入了“專製體製”的類別。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大多建立在孟德斯鳩的這一判斷之上。
非常不幸的是，盡管孟德斯鳩作為思想大師有著許多閃光的學說，他的學說影響了西方和世界幾百年，但是他的這一判斷是不正確的，他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有點井底之蛙了。孟德斯鳩所在的1700年代，跨洲交通十分困難，信息傳送方法十分落後，因此孟德斯鳩對中國所知甚少。而且那個時代的西方人，由於歐洲社會的發展局限，即便是像孟德斯鳩這樣的大師，其思想也具有很大的曆史局限和地域局限。到了近代，由於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人們將西方落後和有局限性的一些思想，也誤當成了先進的東西加以崇拜。將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劃入西方的“專製”一類，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多數朝代的政治製度起碼有兩個重要方麵，同曆史上西方的“專製體製”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國的科舉製度是西方國家沒有過的。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科舉製度。進入唐朝，科舉製度逐步發展成熟。這一製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持續了大約1300多年。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的製度可以使社會中下階層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科舉成為各級官員，參加國家的治理。有人做過估計，1300年間，通過科舉產生的進士、舉人、秀才達數百萬。中國是大國，國土麵積同整個歐洲差不多。在中國，皇帝雖然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卻無法事無巨細直接管理這樣大的國家。皇帝必須通過橫向、豎向兩組多層政治構架來管理國家。通過科舉製來選拔任用各級官員，皇帝和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員，在事實上共同治理國家，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中國多數朝代都有所謂“上朝”製度。“上朝”就是在京的百官，每日到朝廷覲見皇帝，奏事議政。“上朝”不是臨時舉行會議，在中國古代是一項嚴格的製度，通常每日舉行，極少間斷。這個“上朝”製度，基本上可使皇帝在做重大決策時，能廣泛征求意見，並加以討論，反複斟酌，而不是像西方的帝王那樣獨斷專行。除了京城最高級別的“上朝”，中國的州府和縣等下層機構也有類似的製度或習慣，也就是所謂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因此各級官員在做比較重要的決策時，通常也有機會聽取和采納多種意見。人們對現代西方議會的議員可以是平民出身大加歌頌，對西方議會中的民主辯論也大加讚賞，豈不知類似的“平民出身”和“民主辯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已經有了上千年的曆史。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同西方的“專製體製”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有部分“專製”的成分，同西方的“專製體製”也有某些類似之處。但事實求是地說，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中也有“民主”的成分。這種中國式的民主，同西方認知的傳統民主，有很大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東方民主”。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員，在各個層麵參與國家的治理，這是中國“東方民主”的人事保證；一般情況下，從皇帝到縣令的各級官員，重要決策都要經過朝廷上或官府內各種觀點的碰撞、辯論，經過反複斟酌才能產生，這是中國“東方民主”的程序保證。
從上述討論可知，孟德斯鳩認定的那種需要用恐怖來支撐的“專製體製”，用來描述和定義歐洲某些國家的政治體製無疑是正確的，這種對體製的分類對發展西方民主思想是有貢獻的。但用這種西方“專製體製”的觀念，來描述和定義中國多數朝代的政治製度則有些片麵，甚至有些荒謬。對比西方，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是相當高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是一種複合體，有專製成分也有“東方民主”成分。應該指出，中國古代的這種複合政治體製，是中國古代社會能在較長時期發展和繁榮，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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