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是這樣，你失去一些，也會得到一些，不必太在意得失。》
我和馬雲是在一個英語角認識，估計在1991年左右，那時我準備出國，我是浙大研究生，無線移動通信專業，他是學英文的，很流利， 早就有洋名Jack, 比較牛。我太太（那時的女朋友）家在鬆木場附近， 所以我們就互相留了家裏電話。我1992年就出國了，一出國才發現e-mail在國外非常流行，而國內才沒幾個有電子郵箱，忘了那時杭州用什麽郵箱，好像xxx.public.hz.xx. 我每年都回杭州一兩次，所以一回來就把我國外的郵箱告訴Jack, 以後我們就經常通過e-mail聯絡，談了很多不同的想法，方案和計劃。但我一心一意攻讀博士和博士後，希望在國外成功（那時候很少有人願意回國，畢竟差距實在太大），也沒有想法回國合作。
記得在1995年（忘了是春季還是秋季，反正記得是不冷的季節），Jack要我回國討論一些事，正好我每年都回國來母校作學術報告，並看望父母， 所以我就從柏林飛回上海，再回杭州。那時我在德國政府的核心研究機構GMD工作，接觸到的都是歐盟的核心最新技術，包括Wireless LAN, Mobile ATM, TCP/IP/SNMP Stack等。 他要我幫忙開發一個互聯網上的搜索平台。這個要求對我來說太容易了，但我不能把德國的東西拿回來，所以隻做了一個簡單的，個人的，公開的PPT， 打印出來帶回國以給他些建議。
回家第二天我們約好去他在延安路的公司見麵。那時他在搞“中國黃頁”，把江浙滬一帶主要城市的黃頁（yellow book)一頁一頁掃描到網上，幫助企業在網上推廣和宣傳。我一進他公司（就小小的房間，但在延安路核心區）發現，他就趴在地上掃描黃頁，真辛苦啊。我知道他的本意是讓我考慮幫他，並考慮和他一起幹，但不好意思出口，畢竟我那時是留德的海外人士，那時在杭州非常吃香，家人一般不會同意放棄海外回國做個體戶，除非有病。但我還是答應在國外幫他，包括尋找一個允許的技術資料發給他，幫助他開發搜索平台， 其他就不能多說了。
我在德國非常順利，工資也漲到每月八千多馬克，兩人在德國過的很瀟灑。有一年來美國開會申請美國簽證（那時簽證必須附上德國的工作合同，工資單，專利和文章出版和個人簡曆等主要成就），在柏林美領館麵試時，簽證官邀請我去美國，他說美國歡迎我去美國發展並估計很快拿到特殊綠卡，要我保留好這些材料。由於那時的德國還很封閉，工作簽證可以永久，但綠卡不發，所以我可以工作，但我太太就無法工作，所以決定去美國試一試。美國人搶人才絕對是世界一流，果然我來美國才一個月我就委托律師申請特殊人才綠卡，五個工作日就拿到批準，好像綠卡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那時候我已有德國和美國作後盾，又有綠卡，國內的機會非常多，但美國的機會也很多，正趕上美國經濟騰飛的上升延。 我們把在德國省下來的10萬美元左右用來買灣區的房子，再借點錢或貸款，所以房子也有了。畢竟是浙江人，腦子活，再做點小生意，在美國也過得很瀟灑。
所以這一切更堅定了我們不準備回國和Jack 一起幹了，同時也因為老大才不到一歲，也不希望折騰了。那時，國內的機會也很多，包括浙大也希望我回去，郵電部也希望我回去報效祖國（那時是推薦我做某司長級，估計現在也是部級了，或者也進去了，畢竟當官最不安全）， 因為那時國家很重視海外人才，通信界的又特別少， 我又是留德的， 中德關係特好。
盡管後來我和Jack還繼續聯絡到大概2000年左右，以後各自忙自己的事，就不怎麽聯絡了。仔細想想，即使我們當初合作，估計也不到兩年就分了，因為我們各自的性格差別太大：Jack和Jobs一樣，太誇張，我受不了。 我是搞技術的，喜歡一步一個腳印地走，而他喜歡飛來飛去，不踏實。
後來我們隻在2011年後再次相逢，以後見了幾次，現在幾乎見不到他了，每次說好的去他的私人書房等了一天都不見，因為他現在確實是身不由己了，都被各種各樣的領導人“綁架”了。
在杭州時，我一有空就去他的私人會所喝茶，去他的私人書房翻翻他看的書和他畫的畫，還真有讀書人的雅興。Jack的大管家陳偉是我的師兄，所以老馬在不在已經不重要了，咱們師兄弟一起喝茶，吃飯就夠了。
人生就是這樣，你失去一些，也會得到一些，不必太在意。我失去了在阿裏發大財的機會，但得到的是美滿的家庭，健康的生活和活潑的孩子，生活也不差，至少也是小資，而且自由自在。老馬雖然發了大財，但失去的也不少。當你過了50歲，隻有健康才算數。
以此鼓勵那些還在拚搏的年輕人 - 人生很短，不要太在意得失！
盧偉(杭州人），已退休在美國家，兼浙江大學Chair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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