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想討論一下為什麽六四可以發展到幾乎動搖了中共國本的地步。自從中共當政以來，從來不乏反對者。但這些反對者要麽被打進深宮，甚至被關進大牢，文革期間或者之前，被置於死地的也不在少數，比如林昭，遇羅克等人。但一茬一茬總有新的反對者冒出來，隻是這些反對者都是孤軍作戰，不僅沒有同盟，甚至好多根本不知道以前的反對者的存在，也不知道還有別人在做同樣的事情。所以這些挑戰者就像飛蛾撲火一樣，雖然前赴後繼，但基本沒有在社會上產生什麽影響。
文革之後，由於共產黨搞的那一套實在進行不下去了，所以從經濟的改革開放開始，整個社會總體上也比以前寬鬆多了。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的勢力就比以前有了更好的成長空間。經濟的開放，使得更多人可以擺脫對國營經濟的依賴，經濟的獨立助長了人身自由的要求，所以改革開放後要求更多自由與權力就形成了一股潮流。
但是很顯然，這種要求更多人權和自由的想法肯定與共產黨掌權者的想法不一樣。但由於當時黨內的鬥爭，這些異議者就有了生存空間。像西單民主牆，就是某種程度上是鄧小平等為了推翻華國鋒集團在後麵推波助瀾才有了氣勢。不過當鄧小平一旦大權在手，兩個凡是派一下台，鄧小平實際上對於他無法控製的民主牆就想動手了。當魏京生貼出了那篇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的文章，這應該是文革後第一次有人清晰地提出了民主憲政體製的想法。當然我估計當時的魏京生對於民主憲政也沒有一個清楚的概念，隻是看到了一個方向。但這想法已經讓鄧小平絕對不能忍受了，馬上就翻臉抓了魏京生等人，封了西單民主牆。所以從曆史看來，鄧小平在六四做出派兵鎮壓的決定並不是一時衝動，基本上就是一旦涉及權力問題，鄧是絕對不會退讓的。當時也有民主牆時代的戰友認為魏京生不應該貼出那篇警惕新時代的獨裁者的文章，惹惱了鄧小平才導致了西單民主牆被封。但其實是魏京生聽到了要封民主牆的風聲後才貼出了那篇雄文。
雖然西單民主牆事件可以看作中國民主運動的一次大的挫敗，並且對當事人的懲罰也相當嚴厲。雖然沒有像文革期間動不動就槍斃了，但魏京生也是在中共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年，直到後來中美的人權交易將他送到了美國。但當時的人們似乎並沒有被這件事嚇到，反對者依然沒有退縮。尤其是當時的知識界和新聞界，雖然是戴著腳鐐手銬，但依然在想盡一切辦法發聲。所以才有80年代初期的反對精神汙染運動，起因是因為當時知識界由王若水發起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這純粹是一種理論上的探討，可能人的異化的討論碰到了鄧的底線，所以發起了整肅運動。一些知識界的著名人士受到點名批判，當然首當其衝的是當時《人民日報》副主編王若水，也包括文革前的文藝界沙皇—-周揚。周揚因為受到了批判而腦溢血發作一病不起，後來一直躺床上直至去世。
但知識界人士並沒有因為這個而退縮。確實，相對於於文革期間或者文革前，雖然這種批判看起來嚇人，但基本上自魏京生以後，就沒有人入獄了。相對開放的環境下，可以看到同伴的支持，就比較容易堅持。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的多元化使得好些人可以不依賴體製生存，所以說話就有了底氣。並且越被批判，在民間的名聲越響亮。有的人出版的書被禁了，可是當時是書一被禁就走紅，禁書可以說是一種榮譽。有很多地下出版商會偷印禁書出售。並且大陸出不了的書可以到港台出版，報酬還豐厚一些。在當時如果一位知名人士居然沒有書被禁，在人們的心目中這人似乎有點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有了由科大學潮引起的反自由化運動，導致胡耀邦的下台。這應該是中共當政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學潮，可見知識界這些年的努力終於見到了成效。之前的學潮基本上是孤立的，並且沒有清晰的政治述求，而86年的學潮可以說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不是像以前一樣都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記得當時我們大學裏麵也傳達了鄧小平的殺氣騰騰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鄧點了三個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劉賓雁和方勵之在當時是大名鼎鼎，無人不曉。劉賓雁反右的時候名聲就不小了，右派平反後一係列報告文學當時可謂洛陽紙貴，眾多有冤無處伸的人都希望能夠找到劉賓雁幫助，當時劉賓雁被稱為中國的良心。方勵之作為科大副校長，當時在科大的改革引領一時潮流。當時的科大是完全可以與北大清華一較高下，雖然科大地理位置完全不能與北清相比。並且方勵之先生還到處演講，傳播自由民主思想，可以說六四一代完全就是受到方先生的啟蒙，在當時的青年學子中影響巨大。可是大多數聽到講話的人都不知王若望是何許人也，包括我。後來我聽到一個說法，鄧小平本來想點的是《人民日報》的付總編王若水，就是前麵講過發起了人道主義與異化討論導致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的人。可能是鄧一時口誤，說成了王若望，或者鄧根本就沒搞明白王若水與王若望二人有何區別。當時王若望本來在全國的名聲不顯，不過托鄧的點名，一下名聲大振，成為了當時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當然，王若望先生雖然當時在全國名氣不彰，但骨頭還是很硬的。六四之後，三位先生都流亡到了海外，有家難回，並且今天都已仙逝，令人長歎。
雖然胡耀邦下台了，但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顯然也不願對當時的自由派人物進一步追殺。當時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宣傳部長朱厚澤也是盡其可能保護自由派人物。當然被鄧小平點名的例外，不過最多也就是開除黨籍。還有一些知名人物也受到整肅，比如作家白樺也被開除軍籍，是否還有黨籍我就有點不確定了。但這種政治迫害並沒有讓人們屈服，反而讓這些受到迫害的人們在民眾裏麵有了崇高的聲譽。方勵之從科大副校長離職赴京，科大上千學子聚集在合肥火車站為方勵之和校長管惟炎送行。導致當時駐在科大的教委主任緊急改變了管，方二人的行程，直接用小車將二人送到下一站上火車。而北大學生更是直接選出了李淑嫻為海澱區人大代表，這是中國公民所能夠選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了。還有劉賓雁在作家協會主席團選舉中全票當選。這一切表明似乎當時中共的打壓對於異議者起不到什麽效果， 雖然鄧小平的講話聲色俱厲，但聽眾並不買賬。
當89年到來時，注定了這不會是一個平凡之年。首先年初許良英先生發起了一個簽名，要求釋放魏京生。魏京生自從入獄之後，從來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為他說話，基本上在年輕一代中已經沒多少人知道這位前輩了，就有點類似今天六四在中國的處境。而由許良英牽頭發起的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簽名，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觸犯了鄧小平的逆鱗。因為就是魏京生的警惕今天的新的獨裁者一文，讓鄧小平撕下了麵紗，查封了西單民主牆，並將一些民主牆的老人送進了監獄。而許良英的接連兩次的公開要求釋放魏京生的聲明，無疑是在抽鄧小平的耳光，並且這份公開聲明征集到了不少當時的知識界名流的簽名。這同時也是表明當時的知識界雖然一直受到打壓，但當時的人們似乎已經不再懼怕，敢於出來公開挑戰了。
1989還有一件其實可以載入史冊的事情，就是人大公開否決了李鵬要強行上三峽工程的企圖。李鵬為首的前水利部的人一直在推三峽工程，但前總理趙紫陽對之缺乏興趣。當李鵬當上總理後，就計劃在當時的人大強行通過修建三峽工程的決議。在得知李鵬想在人大期間強行通過修建三峽工程的想法之後，以戴晴為首的反對三峽工程的人們，馬上收集了各個方麵專家的反對意見，加急出版了一本書《三峽，三峽》，據說是創下了出版界的一個記錄，從決定出版到書印刷好大概是46天還是56天。當人大政協開會時，每個代表的床頭都擺上了一本《三峽，三峽》。當然，那時的人大政協不像以前或者後來，純粹是一個投票機器。其實人大政協代表敢於起來反對政府決策的曆史並不長，我還清楚記得報紙第一次報道台灣代表黃順興在人大提案公開出來表示反對就是在這之前不久的事情。雖然文革中有陳少敏沒有舉手讚成開除劉少奇，但隻是不舉手，而不是站出來公開質疑。還有那是黨代會，不過在中國中共幾大與人大政協並沒有本質的差別。雖然黃順興當初挑戰的隻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受其鼓勵，越來越多的的代表敢於站出來表達反對意見了。三峽工程被否應該是中共統治下第一次政府的決策被人大否決了。這也是後來六四期間中共無論如何不敢召開人大會議的原因。當然，隨著六四槍響，三峽工程的反對者四散逃亡，或者入獄，或者到了海外，剩下的人也都不敢發聲了。在六四槍聲的護駕之下，人大後來就通過了三峽工程。千秋功罪，留與後人評說，但一項工程的上馬，居然要靠屠殺保駕，也可算是天下奇聞了。
隻有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為什麽六四能夠達到如此的規模，以及廣泛的民眾參與。雖然共產黨一直在打壓不同意見，但當時大家對於這種打壓已經不再懼怕了。不管鄧小平講話如何嚴厲，但在當時的年輕人心中不過是色厲內荏罷了。當時的年輕人應該對文革還有印象，但多數都認為當時的共產黨已經不是文革時候的毛的黨了。大多數青年學子也根本不知道魏京生和西單民主牆的事情，對鄧小平的鐵血手段完全沒有認識，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才敢於出來挑戰現存秩序，所以才有了因為胡耀邦之死導致的風波。
胡耀邦86年被幾個政治老人以非法手段搞下台本來就讓諸多人士不滿，尤其在當時的知識界。不管對胡耀邦這個人評價如何，當時的知識界不少人是當年被胡耀邦解放出來的，並且在以前的整肅中，胡耀邦總是盡其能力保護異議者。像劉賓雁因其敢言一直是好多人的眼中釘，但因為胡耀邦的保護一直沒有大礙。所以不難理解當胡耀邦突然去世時當時知識界的反應，而青年學子自然是衝鋒在最前麵的。由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引發的衝突，由於當權者的傲慢及遲鈍，導致事情一步步激化。其實這中間有多次可以緩和的機會，但都由於僵化的體製導致的僵化反應使得事態逐步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麵。還有一個因素是當時的經濟改革也進入了瓶頸，到底該如何走誰心裏都沒有數。而改革引起的當時物價飛漲，再加上當時由於價格雙軌製導致的官倒猖獗，引起了普通民眾的不滿正好加劇了當時的衝突，所以民怨沸騰。到底是順應民意，還是一意孤行，就成為當時當權者的選項。隻是當權後從來沒有順應過民意的中共基本上就隻有一個選擇：就是對抗到底。
由於中共當局一直不願意認真聽取民眾的意見，而當時的青年學子也是沒見識過共產黨的血腥手段，根據以前的經驗，認為中共不過如此而已。當然也與黨內的派係鬥爭有關，再加上當時的知識界的力挺。從《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海南紀實》，甚至《人民日報》和央視的或明或暗的支持下，89年的學潮最終從天安門絕食開始演變成為全民的運動。在學生絕食以後，當時的總理李鵬終於與學生有了一次對話，這次對話由央視直播了。這應該是中共當政以來第一次真正的民間與官方的對話。當然，可以說對話雙方都乏善可陳。不過一點不奇怪，一方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外一方初出茅廬缺乏社會經驗的學生，雙方都沒有這種對話的經驗，基本上是雞同鴨講。學生肯定是希望對話有效果，而官方則完全是應付，官方的傲慢及毫無誠意反而更加激怒了學生，所以自然是不歡而散。而學生們更沒想到的是對話完後，一方就直接去準備戒嚴了。
當北京的學潮在戒嚴令下達後，就基本上進入了一個死結。在戒嚴令發布之前，其實雙方都還有妥協的餘地。當然，所謂的黨內強硬派從來都沒有妥協的打算，他們從來都是霸王硬上弓，不管你說什麽。隻是黨內的自由派希望借這個機會來推行他們的政策，所以隻有他們得勢才可能有妥協的機會。但戒嚴令一宣布，就意味著妥協之路徹底斷絕。隻是沒有想到戒嚴令徹底激怒了北京人民，幾百年沒有經過戰火的北京沒想到在和平時期居然要進來幾十萬大軍，民眾紛紛上街堵截軍車讓戒嚴流產了。不過沒有組織的民眾最終還是沒有辦法阻止悲劇的發生，並且最後成為悲劇的主角。
造成悲劇的最大原因，簡單來說，就是示威群眾隻能遵紀守法，唯恐激怒對方大開殺戒，但對手卻可用一切手段激化矛盾。你沒有辦法采取任何主動行動，隻能跟隨對方的節奏，主動權完全在對方手裏。一群烏合之眾唯有被動的等待，等待著屠殺的發生而沒有任何有效的反製手段。唯一的區別在於當對手舉起屠刀時，是老老實實束手就擒，還是掙紮反抗幾下。但如果老老實實等待屠刀下來，當初何必起來反抗？老老實實等待割韭菜就完事了。就像屠殺後的今天，基本上沒有人敢於公開出來挑戰中共了，我們就看見了各種匪夷所思的事情的發生。所以群眾運動無論規模多麽大，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在麵對獨裁者的時候，實際上就是雞蛋碰石頭。所以這次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最後還是隻能以悲劇收場。
我們從小學過：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所以我們認為壓迫越厲害，反抗也會越強烈。當然這在一定條件下是對的。湯因比的《曆史研究》講到文明的產生需要外麵自然環境的挑戰，但自然條件的挑戰不能超過一定限度。在熱帶地區，由於生存太容易，環境沒有挑戰性，所以產生不了文明。但在自然條件太嚴酷的地方，在緯度靠北的地方，同樣也產生不了文明。世界各大文明都是誕生於溫帶，這是地理決定論。其實政治上的反對派的形成也是同樣的道理，必須得有反對派成長的空間。在文革中或者以前，反對派根本就無法集結起來形成規模。隻有在文革後相對寬鬆的環境下，反對派才能成長起來。雖然一再有打壓，但這種打壓相對以前隻能算毛毛雨，並且為了吸引外資的各種措施使得經濟上的獨立性增加，再加上自魏京生以後基本上沒有人因為言論而導致牢獄之災了，所以就有越來越多的人敢於站出來發聲了，這才是六四學生起來之後有那麽多的人站出來支持的原因。但因為沒有結社自由，沒能形成一個集團或政黨，所以基本上是群龍無首。主要原因在於一是當時的反對派還沒有形成要組織一個反對黨的共識，很多人還希望能夠改造共產黨成為一個類似西方的社會民主黨的幻想。即使有看得遠的人認識到了組黨的重要性，但也不敢輕易嚐試，魏京生的例子其實殷鑒不遠。
但如果六四沒有走到戒嚴一步，而是和平解決了，學生組織生存下來了，其實就可以開始組黨嚐試了，可以看做是中國憲政的開始。這也是當初黨內有些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承諾不秋後算賬的原因。當事情暫時平息後，就是開始清算打壓學生領袖的時候，絕對不能讓任何組織做大，這其實是共產黨的一貫思維。而這種打壓很顯然會激起學生的反抗，反抗導致對抗升級，所以某種程度來說，89年可能就是決戰年了，是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一年，看來似乎流血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幾乎是不可避免了。六四之後的一係列行為，比如打壓法輪功，中國民主黨案件，08憲章簽名最後導致劉曉波在聖誕當天被判重刑，可見他們容不下任何有組織的異議者，當然到今天連個人的異議者也都成了比大熊貓還珍貴的物種了。89之前的10年成為中國人記憶中一段難得的相對有一些基本言論自由的時光，隻是那段時間一去就再也回不來了。現在的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擁有的這些自由，以及當年還頗有幾分風骨的人物。不過想想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讀到民國人物的風骨及看到後來同樣一個人的不堪之後，絕大多數人的所作所為其實還是依賴大環境的。當然在任何環境中都能保持自我的人不是沒有，隻是從來這種人都是罕見物種。並且在沒有言論自由及人身自由的環境下，他們被默默湮滅而不為人知。隻有在有基本的自由環境下，這樣的勇士的堅持才能成為改變社會的先行者，才能引領人們前行。但在中國，像劉曉波這樣的殉道者隻能在極少數人的視野之內，而根本不為大眾所知，或者在大眾眼裏成為邪惡的象征，因為完全沒有發聲渠道，我其實不知道這樣的犧牲是否有意義。其實今天的美國麵臨著同樣的問題，就是自由的逐步喪失。隻是從前是自由的多或者少的問題，但當媒體被全麵控製後，再加上高科技公司的控製，尤其最後的選舉被操縱以後，就是自由的有和無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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