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大女附中創建於1917年，是北京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學之一，也是高幹女兒集中著名中學。毛澤東, 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陳雲，高崗，宋任窮等等許多高級領導的女兒都曾進入這所中學學習。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校長名叫卞仲耘。卞仲耘是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的老師，江青曾經為女兒李納升大學的問題親自谘詢過卞仲耘。卞仲耘其實也是老革命，與其丈夫王晶堯於四十年代入黨。但是這位老革命也並未得到好果子吃。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階段開始的已經相當殘酷的“鬥爭”再次升級。升級到一個別人無法想象到的殘酷程度。
1966年8月18日大會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xx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報紙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xx的對話。毛問宋xx叫什麽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說：“要武嘛”。隨後宋xx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宋xx的父親宋xx，則被提升成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宋xx等任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紅衛兵負責人。每個年級的紅衛兵代表基本上是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幹部子女。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女兒都成為紅衛兵。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這些紅衛兵其實就是十多歲的孩子們，單純幼稚熱情-狂熱無知，一心認為毛主席像太陽，一句話等於一萬句。他們當時決沒想到烈火最後會燒到自己父母家庭頭上來。
在毛的要武指示下，狂熱的紅衛兵把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
被打死卞仲耘的主要罪狀有“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證據之一是，在1962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而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的學生，優先錄取高幹子女。1962年的師大女附中錄取分數線是199分（滿分為200分），劉少奇的這個女兒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級指示不錄取。劉少奇的這個女兒後來去了師大一附中。師大一附中其實也是個非常好的學校。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領導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她未正麵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隻是告訴學生說要盡可能快離開教室去室外空曠的地方。
卞仲耘被打死後，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7人名字的紙片。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xx，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當時照相機是貴重物品，卞仲耘家沒有照相機，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當時普通人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xx的女兒鄧x。鄧x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係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髒病而非被打死。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後來，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十具屍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這樣慘死後還遭受這樣無理的切割。鄧x轉而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們什麽態度？”她的大女兒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x沒有再說什麽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後，鄧x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發現，在這本書裏，鄧x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文革中紅衛兵的回憶想必對鄧x也是慘痛的，因為不久之後她的哥哥也幾乎被迫害致死，殘廢終身。
北京，是一個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殺人，要設立案卷，經過審判和批準，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別的劊子手去殺。土匪強盜罪犯不服從法律，可是他們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廣眾之下殺人。學校，更是傳授文明之地，從來不是監獄和刑場。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區，在一所有五十年曆史的女子中學，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學校長，一位母親，一個未經審判的人，被她的紅衛兵學生們，用這樣野蠻殘酷的方式殺害了。
紅衛兵暴力在8月18日大會後大規模升級。大規模的校園殺戮開始了。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在115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已經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薑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校長梁光琪，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師呂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師孫迪，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語文老師齊惠芹，北京138中學書記張冰潔，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楊俊老師，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邱慶玉，北京大學西語係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師黃組彬，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龐乘風，南京第二中學曆史教師朱慶頤，南京第十三中學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
1966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7個人。其中包括一名談戀愛的18歲的工人家庭出身的飯館服務員。更嚴重的是，這在當時並不算特別出眾的情況。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師大女附中所在的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作。當時西城區一共有61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五個半人。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中央工作會議”發放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大於此數。大興縣發生屠殺“黑五類”慘案。黑五類老少三代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打死。325人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被殺害，遇害者從出生38天的嬰兒到八十歲的老人。
江青和她的丈夫都曾說過，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顯然，“無法無天”會給這樣作的人帶來放縱的快樂。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歡“無法無天”。但是，隻有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人，才能享受以糟蹋人命而獲得“無法無天”的快樂感，因為他們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們可以在欣賞這種快樂的時候，不必擔心被懲罰的可能。
在1966年，文革的領導人物們常常出席群眾大會，在震天的口號和歡呼聲中接受致敬，他們情緒激昂，精神亢奮。除了毛澤東，他們都常在集會上發表演講。他們在這些集會上的講話，被記錄和印刷出來，有百萬字之多，但是，從中找不到一字一句提到卞仲耘或其他老師們的死亡，也不談北京被活活打死的數千人。這些普通人好象他們隨手碾死的螞蟻，甚至不值一提。卞仲耘是江青女兒的老師，江青和卞仲耘年紀相仿。但是江青們不曾對卞仲耘和一大批教員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懷有絲毫惻隱之心。在這樣轟轟烈烈的群體性迫害和殺戮中，在對受害者的這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製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林彪，直到普通的中小學教師。
如果你接觸過每個單獨的紅衛兵或紅衛兵負責人，你會發現他們大多數人幾乎都是善良的單純的熱情的學業優秀的。但就是這些善良單純熱情的孩子們聚集在一起，在一種狂熱的革命理想號召下，會產生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會被引發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麵，會做出世界上最醜陋的事情-轟轟烈烈的群體性迫害和殺戮。我不讚成追究單個人的責任，但我們要警惕預防那種大環境的再次產生。
對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的家庭來說，失去生命的慘痛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文章部分摘自王有琴的文章：文革受難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毛澤東的意向表達得非常清楚：他要在前一階段開始的已經相當殘酷的“鬥爭”再次升級。升級到一個別人無法想象到的殘酷程度。
1966年8月18日大會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的紅衛兵負責人宋xx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紅衛兵發表講話。給毛戴袖章的照片廣泛發行。報紙發表了獻袖章時毛澤東與宋xx的對話。毛問宋xx叫什麽名字，當他聽說是“文質彬彬”的“彬彬”時，毛說：“要武嘛”。隨後宋xx改名為“宋要武”。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宋xx的父親宋xx，則被提升成為中共政治局的候補委員。宋xx等任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紅衛兵負責人。每個年級的紅衛兵代表基本上是該校當時父親地位最高的幹部子女。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女兒都成為紅衛兵。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北京的其他中學。這些紅衛兵其實就是十多歲的孩子們，單純幼稚熱情-狂熱無知，一心認為毛主席像太陽，一句話等於一萬句。他們當時決沒想到烈火最後會燒到自己父母家庭頭上來。
在毛的要武指示下，狂熱的紅衛兵把校長卞仲耘活活打死。
被打死卞仲耘的主要罪狀有“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證據之一是，在1962年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而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的學生，優先錄取高幹子女。1962年的師大女附中錄取分數線是199分（滿分為200分），劉少奇的這個女兒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級指示不錄取。劉少奇的這個女兒後來去了師大一附中。師大一附中其實也是個非常好的學校。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領導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如果這種情況發生，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她未正麵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隻是告訴學生說要盡可能快離開教室去室外空曠的地方。
卞仲耘被打死後，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被通知到了郵電醫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體鱗傷的屍體。特別是卞仲耘的頭部，腫得很大，而且全是烏青色。當時女附中的權力當局接見了王晶堯。王晶堯不認識他們，請求他們寫下了他們的名字。他保存下來了這張有7人名字的紙片。這7人中有6人是紅衛兵學生。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宋xx，該校高三學生，紅衛兵負責人。
當時照相機是貴重物品，卞仲耘家沒有照相機，王晶堯第二天到西單商場買了一個，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攝下卞仲耘的最後的照片。這些照片保存至今。即使是在當時普通人僅能照的黑白照片上，屍體上的大片血斑傷痕也清晰可見。
為卞仲耘的屍體處置，王晶堯和他的大女兒見到了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之一鄧xx的女兒鄧x。鄧x身穿軍裝，褲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係皮帶，臂纏袖章。這是當時紅衛兵的典型裝束。鄧榕要郵電醫院的醫生作屍體解剖。她的用意在於要醫生證明卞仲耘死於心髒病而非被打死。這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所以當時還有所顧忌，不願意承認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後來，半個月之後，紅衛兵暴力進一步發展，大批的人被打死，裝有數十具屍體的大卡車在北京的街道上開過，甚至不用任何東西遮蓋一下，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還成了炫耀吹牛的內容。
王晶堯反對解剖屍體。死亡原因如此明顯，他不要讓妻子這樣慘死後還遭受這樣無理的切割。鄧x轉而責問卞仲耘的大女兒：“你們什麽態度？”她的大女兒說：“反正這不能由我們負責。”鄧x沒有再說什麽就離開了。結果，屍體沒有被解剖。但是由於紅衛兵負責人的要求，在醫院開具的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證書上，死因一欄，填的是“死因不明”。
34年後，鄧x出版了《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卞仲耘的家人敏感地發現，在這本書裏，鄧x根本沒有提到她曾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文革中紅衛兵的回憶想必對鄧x也是慘痛的，因為不久之後她的哥哥也幾乎被迫害致死，殘廢終身。
北京，是一個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老都城。在古代，官府殺人，要設立案卷，經過審判和批準，到特定的地方由特別的劊子手去殺。土匪強盜罪犯不服從法律，可是他們不能堂而皇之地在首都的大庭廣眾之下殺人。學校，更是傳授文明之地，從來不是監獄和刑場。但是，在1966年8月5日，在北京市中心地區，在一所有五十年曆史的女子中學，卞仲耘，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中學校長，一位母親，一個未經審判的人，被她的紅衛兵學生們，用這樣野蠻殘酷的方式殺害了。
紅衛兵暴力在8月18日大會後大規模升級。大規模的校園殺戮開始了。中學校長卞仲耘遭受的災禍，變成越來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和平居民的命運。在115所學校中，其中有大中小學，有北京和外省的學校，有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文革中全部都發生了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迫害，無一例外。在這些學校中，在1966年夏天被紅衛兵殺害的教職員工，已經知道的有：
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師陳葆昆，北京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北京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語文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薑培良，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校長梁光琪，北京西城區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教師呂貞先，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師孫迪，北京第六中學老校工徐霈田，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生物教員喻瑞芬，北京景山中學的工友李錦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語文老師齊惠芹，北京138中學書記張冰潔，北京第二十五中學的語文老師陳沅芷和一位姓名已經被忘卻的工友，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楊俊老師，北京吉祥胡同小學校長邱慶玉，北京大學西語係教授吳興華，上海同濟中學老師林修權，廈門第八中學物理教師黃組彬，廣州第十七中學總務主任龐乘風，南京第二中學曆史教師朱慶頤，南京第十三中學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南京師範學院黨委副書記李敬儀與其丈夫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西安第三十七中學語文教員王冷和王伯恭，西安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
1966年夏天，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還在校外打死了7個人。其中包括一名談戀愛的18歲的工人家庭出身的飯館服務員。更嚴重的是，這在當時並不算特別出眾的情況。根據一項“內部材料”，在北京西城區（師大女附中所在的區），8月下旬有333個人被紅衛兵打死。打人主要是中學紅衛兵所作。當時西城區一共有61所中學。平均一個中學打死五個半人。
1966年10月召開的“中央中央工作會議”發放了一個題為《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文件，其中被列為紅衛兵功績之一的，是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有理由認為實際死亡數字大於此數。大興縣發生屠殺“黑五類”慘案。黑五類老少三代不問青紅皂白一律打死。325人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被殺害，遇害者從出生38天的嬰兒到八十歲的老人。
江青和她的丈夫都曾說過，他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顯然，“無法無天”會給這樣作的人帶來放縱的快樂。小孩子和罪犯都喜歡“無法無天”。但是，隻有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的人，才能享受以糟蹋人命而獲得“無法無天”的快樂感，因為他們不像小孩子或者普通的罪犯，他們可以在欣賞這種快樂的時候，不必擔心被懲罰的可能。
在1966年，文革的領導人物們常常出席群眾大會，在震天的口號和歡呼聲中接受致敬，他們情緒激昂，精神亢奮。除了毛澤東，他們都常在集會上發表演講。他們在這些集會上的講話，被記錄和印刷出來，有百萬字之多，但是，從中找不到一字一句提到卞仲耘或其他老師們的死亡，也不談北京被活活打死的數千人。這些普通人好象他們隨手碾死的螞蟻，甚至不值一提。卞仲耘是江青女兒的老師，江青和卞仲耘年紀相仿。但是江青們不曾對卞仲耘和一大批教員以及其他普通人被打死懷有絲毫惻隱之心。在這樣轟轟烈烈的群體性迫害和殺戮中，在對受害者的這種輕蔑中，他們實現了控製一切人的生殺大權的無上權力，從在最高權力圈中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林彪，直到普通的中小學教師。
如果你接觸過每個單獨的紅衛兵或紅衛兵負責人，你會發現他們大多數人幾乎都是善良的單純的熱情的學業優秀的。但就是這些善良單純熱情的孩子們聚集在一起，在一種狂熱的革命理想號召下，會產生一種巨大的破壞力量，會被引發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麵，會做出世界上最醜陋的事情-轟轟烈烈的群體性迫害和殺戮。我不讚成追究單個人的責任，但我們要警惕預防那種大環境的再次產生。
對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的家庭來說，失去生命的慘痛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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