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檔案告訴未來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輕一代，對於那段“史無前例”的動蕩歲月到底還有怎樣的印象？那段曆史又意味著什麽？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歲月》中，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共黨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共元老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寫道：“我與有的年輕人聊天時發現，‘五一六’通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一月風暴’等這些在那個特定年代曾經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經變成了語焉不詳的詞匯。而講起‘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他們則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極度荒謬而難以置信。”
正如巴金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初衷是“不讓曆史重演”，陳小津希望，他的回憶能夠對那些不甚了解這場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幫助。“使他們再遇到大風大浪時，少一些單純、多一些思辨，少一些驚詫、多一些黨性，使他們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麵……”
而在被70後、80後們問及：“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來避免悲劇的重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教授略作斟酌後說：“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檔案館首次對外公開“文革”期間的檔案，正是為社會公眾通過公開途徑了解那段曆史，打開了一扇窗。(張靜)
經濟主義盛宴：1966-1967
經濟主義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
撰稿·張 靜(記者)
這是一個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兒子羨慕父輩青年時期的“壯遊”：“那麽多人一起大串連，遊山玩水，豈不是一次免費旅遊？”
父親遲疑了一會說：“你們這一代永遠不能體會我們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隻是從旅遊的角度去看，就太淺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討論過同樣的話題。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實質。而對這位父親來說，他感覺受到了傷害。因為他當初懷著那樣崇高的革命理想，卻被當成了遊山玩水。他們雙方都沒有考慮到，所謂的大串連，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
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假如沒有免費的午餐，學生是不是還有這麽高的熱情很難說。”串聯的三大任務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麽開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經驗，同時也順便看看祖國大好河山。而印紅標遠在東北撫順的表弟，當年就隻記住了最後一條。
看看解密老檔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別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國大好河山
“路費全免。外地學生來北京吃飯也不花錢，在哪個學校吃飯就按哪個學校的夥食。北京的中學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學是4角。”印紅標回憶說。
河北省大、中學生串聯外地，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是4角，吃糧標準補足1斤半。每天還發給政治宣傳費1元，雜費1元，購買長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學校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每天還有2角4分的夥食補貼。天津市的大專學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錢的補助。縣以上的中學生每人每日補助1角5分，縣以下的中學生則補助2角錢。(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外出進行革命串聯吃糧標準和經費開支的試行辦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步行串聯經費開支和糧食補助的試行辦法》)
據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待工作清理辦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統計，從1966年8月開始出現全國性的大串連，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萬革命小將，每天在京人數高達260萬人，一共花去了約1億元接待費，這還不包括免費乘車。
國家投入了大量物資用於接待。初步統計有棉布300萬米，棉花190萬斤，毛毯16萬條，棉毯27.7萬條，鋪墊和搭棚用的鋪草席子7000餘噸，此外還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資。在接待期間，還借出糧票5000萬斤，現金500多萬，棉衣1.5萬件，絨衣褲21萬件。
“整個國家的民用運輸非常擁擠，幾近癱瘓。當時紅衛兵在北京有乘車卡，他們也沒有目標，見隊就排。有一次我家門口的天壇西門公交站排起了長龍，我騎著自行車一路看，才發現這條隊原來是從天橋排過來的，整整一站路。當時我家裏也不算富裕，但我還是花了150元買了一輛自行車，就是因為擠不上車上不了學。”
當時北京已是落葉紛飛、寒風砭骨，據說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後都沒有還。林學院有學生去蘭州串聯，借了宣傳車、油印機、錄音機、照相機等，後將照相機據為己有。地安門中學也有一學生在上海借自行車1輛，油印機1台，棉被3條，也成了一筆爛賬。
從1967年1月16日開始，北京市要求學生串聯的個人夥食費和生活用品改為全部自備，宣傳活動費壓縮為5角，樂器、油印機以借用或自製解決，一律不要購買新的。中學師生市內串聯提倡徒步，不向公家報銷車費。各組織的袖章、證件的費用，一個人限報銷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財政局撤消了原來下發的《關於學校在校際之間進行串聯活動車費報銷問題的通知》。
但在原為上海總工會工作人員的旅美學者李遜看來，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與串連費及活動經費外，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提出過屬於自己的經濟要求，體現出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另一麵。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是合同工、臨時工掀起的“經濟主義風”。
“我們要複工！”
“經濟主義指的是(當年)以工人為主的群眾，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現了改變身份、同工同酬的經濟訴求。它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僅有一兩個月，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徐友漁說。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國大地上，為什麽會出現突如其來的“革命逆流”？徐友漁認為這源於“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1958年以後，中國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分，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之別。在這些身份差別的背後，是個人政治、經濟待遇的天壤之別。
全民所有製的國有大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的工人堪稱“工人貴族”，不僅工資高、鐵飯碗，還享有醫療、住房、養老等等一係列令人稱羨的福利保障。集體所有製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臨時工的條件最差，不僅沒有任何勞動福利、社會保障，工資水平也是極低，實行按日或者計件、提成工資製。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不能入黨、不能參加工會，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他們就出來鬧，說毛主席說中國社會有特權階層、不平等，號召我們革命。如果要社會公正，工人怎麽可以分貴族工人和底層工人？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當家作主，為什麽我們處在最糟糕的境地？我們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臨時工、合同工們隻是要求參加所在工廠的工會，成立戰鬥隊，報銷經費。但隨著當權派開始退讓，工人們就開始加碼主張起經濟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業1961年全麵推行了提成(計件)工資製度。據說是因為廣大職工在學習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覺悟之後，從1964年以來強烈要求改變“前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到了1966年，宣武區的職工白天要寫大字報，東城區的也是每晚有活動，每周還要安排八小時；崇文區是半天加晚上進行“文化大革命”活動，繼續靠計件提成怎麽吃得消？西城區樂器修理門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餘元，6月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資可能會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業管理局關於社員達不到基本工資擬酌情解決的請示報告》)於是據西城區修管處報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鍾表的，兩家修鞋的，兩家修自行車的，一家修理樂器的和一家彈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國營企業一樣的月工資製度。有些單位自作主張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計件提成發放，就將工資退回。
上海是“經濟主義”最主要的陣地。除了共有的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上海在大躍進之後曾有18.3萬職工被動員回鄉“為國家分擔困難”，從城市戶口轉為了農村戶口。但在1963年經濟情況好轉後，讓他們回廠複工的許諾並沒有兌現……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簽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這些內容，全部是政治性訴求。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的代表簽字同意他們的六條要求，就在政治內容之外，涉及到用工製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臨時工來到全總，要求支持他們造合同工、臨時工的反。經過7天的協商，全總起草了6條意見，其中有兩條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以及合同工製度的徹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發送“支持合同工、臨時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函》)。
如果說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的隻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產業工人則直接指向了經濟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搶人事檔案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局裏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巨大的示範效應，導致各單位職工一擁而上，尋找種種理由要求發放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單位甚至挪用預算經費、預算外資金、企業管理費、工會經費購買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電視機、電影放映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家具、自行車、高音喇叭、電唱機、鍾表、大型或高級樂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中，可以看到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工資總額隻有33萬元，而1月5日卻去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接近四個月的工資總數。不少生產隊連生產資金都分了。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開門，300多人衝向自行車櫃，甚至連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務局的同誌說：“我以前的工資是40元，現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補發工資300多元。現在我隻當沒有增加，沒有補發。”
雨打風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如果照這麽發展下去，‘文化革命’就會和它的初衷越走越遠。從客觀而言，‘經濟主義’是工人很正當的一個要求，但在當時會加劇國家經濟上的負擔和動蕩。”印紅標認為。
上海僅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達百分之十。僅上海港每天就積壓70多艘貨輪無人裝卸。1月4日，有一艘希臘船應在5：30啟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纜，船長揮旗抗議。
1966年12月31日，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中央要你出來工作，妥善解決上海麵臨的嚴重問題。在陳丕顯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文匯報》全文刊載，並將這場運動稱為“經濟主義妖風”。兩天後，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這股“經濟主義”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風吹去。但一個誰也預料不到的結果是，工人自發地想要改變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張，最終卻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為他的進身之階，這恐怕便是曆史的吊詭之處。
“西方學者很早就認為，8億人幾乎沒有例外地卷入了這場運動中去，這種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學者不願意隻從思想層麵解釋，更不願解釋成最高權力之爭。他們認為這麽多人卷入，一定跟群眾的切身利益有關，最後果然發現‘文革’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派別鬥爭是有規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員都是黨員、幹部、勞模、老工人。造反派則是完全另外一批人：臨時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類分子這些社會上受歧視的人。他們喜歡造反，非常願意改變現狀，‘文革’反映了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每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經濟地位和待遇不一樣，決定了政治態度的不同。百姓實際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號。利用毛澤東自己製造的天下大亂的局麵，組織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漁說，是否如楊小凱所論，有一個人民群眾的“文革”，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但他本人對此並不完全讚同。“我認為第二個‘文革’純粹是第一個‘文革’的派生物，經濟主義這麽快土崩瓦解，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從1967年2月6日開始，北京市擴大範圍給冬季職工發放的取暖補貼從被陸續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控製集團購買力，加強資金、物資和物價管理的若幹規定》，要求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等單位全體職工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各單位行政經費、事業經費和企業管理費，除正常的工資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預算指標節儉20%。一律不允許自行招人、晉級加薪、亂發獎金、福利費和附加工資。除非國務院特批，工資總額不準超出8月的實際水平。更嚴格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幹擾和衝擊財政、銀行、稅收、商業和糧食等單位。
由於在經濟主義之時“集團購買力”異常之強勁，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財政、商業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聯合發布通知，將綢緞呢絨、家具、大型或高級樂器、半導體收音機、信托公司、廢品公司出售的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和照相機等明確列入了禁購商品的範圍。
至此，“經濟主義”如雨打風吹去。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輕一代，對於那段“史無前例”的動蕩歲月到底還有怎樣的印象？那段曆史又意味著什麽？
在中央文獻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歲月》中，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共黨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共元老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寫道：“我與有的年輕人聊天時發現，‘五一六’通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一月風暴’等這些在那個特定年代曾經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經變成了語焉不詳的詞匯。而講起‘文革’中發生的許多事情，他們則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極度荒謬而難以置信。”
正如巴金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初衷是“不讓曆史重演”，陳小津希望，他的回憶能夠對那些不甚了解這場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幫助。“使他們再遇到大風大浪時，少一些單純、多一些思辨，少一些驚詫、多一些黨性，使他們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麵……”
而在被70後、80後們問及：“我們應該做些什麽，來避免悲劇的重演？”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的徐友漁教授略作斟酌後說：“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檔案館首次對外公開“文革”期間的檔案，正是為社會公眾通過公開途徑了解那段曆史，打開了一扇窗。(張靜)
經濟主義盛宴：1966-1967
經濟主義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
撰稿·張 靜(記者)
這是一個發生在兩代人之間的對話。
兒子羨慕父輩青年時期的“壯遊”：“那麽多人一起大串連，遊山玩水，豈不是一次免費旅遊？”
父親遲疑了一會說：“你們這一代永遠不能體會我們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隻是從旅遊的角度去看，就太淺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討論過同樣的話題。他們完全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實質。而對這位父親來說，他感覺受到了傷害。因為他當初懷著那樣崇高的革命理想，卻被當成了遊山玩水。他們雙方都沒有考慮到，所謂的大串連，給國家造成的巨大破壞。”
然而也有研究者認為：“假如沒有免費的午餐，學生是不是還有這麽高的熱情很難說。”串聯的三大任務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麽開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經驗，同時也順便看看祖國大好河山。而印紅標遠在東北撫順的表弟，當年就隻記住了最後一條。
看看解密老檔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別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國大好河山
“路費全免。外地學生來北京吃飯也不花錢，在哪個學校吃飯就按哪個學校的夥食。北京的中學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學是4角。”印紅標回憶說。
河北省大、中學生串聯外地，每人每天的夥食標準是4角，吃糧標準補足1斤半。每天還發給政治宣傳費1元，雜費1元，購買長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學校學生和家庭困難的大專院校的學生每天還有2角4分的夥食補貼。天津市的大專學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錢的補助。縣以上的中學生每人每日補助1角5分，縣以下的中學生則補助2角錢。(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中等以上學校師生外出進行革命串聯吃糧標準和經費開支的試行辦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步行串聯經費開支和糧食補助的試行辦法》)
據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接待工作清理辦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統計，從1966年8月開始出現全國性的大串連，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萬革命小將，每天在京人數高達260萬人，一共花去了約1億元接待費，這還不包括免費乘車。
國家投入了大量物資用於接待。初步統計有棉布300萬米，棉花190萬斤，毛毯16萬條，棉毯27.7萬條，鋪墊和搭棚用的鋪草席子7000餘噸，此外還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資。在接待期間，還借出糧票5000萬斤，現金500多萬，棉衣1.5萬件，絨衣褲21萬件。
“整個國家的民用運輸非常擁擠，幾近癱瘓。當時紅衛兵在北京有乘車卡，他們也沒有目標，見隊就排。有一次我家門口的天壇西門公交站排起了長龍，我騎著自行車一路看，才發現這條隊原來是從天橋排過來的，整整一站路。當時我家裏也不算富裕，但我還是花了150元買了一輛自行車，就是因為擠不上車上不了學。”
當時北京已是落葉紛飛、寒風砭骨，據說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後都沒有還。林學院有學生去蘭州串聯，借了宣傳車、油印機、錄音機、照相機等，後將照相機據為己有。地安門中學也有一學生在上海借自行車1輛，油印機1台，棉被3條，也成了一筆爛賬。
從1967年1月16日開始，北京市要求學生串聯的個人夥食費和生活用品改為全部自備，宣傳活動費壓縮為5角，樂器、油印機以借用或自製解決，一律不要購買新的。中學師生市內串聯提倡徒步，不向公家報銷車費。各組織的袖章、證件的費用，一個人限報銷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財政局撤消了原來下發的《關於學校在校際之間進行串聯活動車費報銷問題的通知》。
但在原為上海總工會工作人員的旅美學者李遜看來，年輕的紅衛兵們在“文革”初期的經濟要求簡單得多。除了要求發放與串連費及活動經費外，沒有發現這些到處造反的學生提出過屬於自己的經濟要求，體現出年輕一代追求理想主義的另一麵。真正引起軒然大波的是合同工、臨時工掀起的“經濟主義風”。
“我們要複工！”
“經濟主義指的是(當年)以工人為主的群眾，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出現了改變身份、同工同酬的經濟訴求。它存在的時間極為短暫，僅有一兩個月，但其重要意義在於，這是在整個‘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眾運動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顯現。”徐友漁說。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國大地上，為什麽會出現突如其來的“革命逆流”？徐友漁認為這源於“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經存在的社會矛盾。1958年以後，中國有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分，全民所有製與集體所有製之別。在這些身份差別的背後，是個人政治、經濟待遇的天壤之別。
全民所有製的國有大企業，尤其是軍工企業的工人堪稱“工人貴族”，不僅工資高、鐵飯碗，還享有醫療、住房、養老等等一係列令人稱羨的福利保障。集體所有製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臨時工的條件最差，不僅沒有任何勞動福利、社會保障，工資水平也是極低，實行按日或者計件、提成工資製。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不能入黨、不能參加工會，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他們就出來鬧，說毛主席說中國社會有特權階層、不平等，號召我們革命。如果要社會公正，工人怎麽可以分貴族工人和底層工人？既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工人當家作主，為什麽我們處在最糟糕的境地？我們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臨時工、合同工們隻是要求參加所在工廠的工會，成立戰鬥隊，報銷經費。但隨著當權派開始退讓，工人們就開始加碼主張起經濟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業1961年全麵推行了提成(計件)工資製度。據說是因為廣大職工在學習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覺悟之後，從1964年以來強烈要求改變“前市委的修正主義路線”。到了1966年，宣武區的職工白天要寫大字報，東城區的也是每晚有活動，每周還要安排八小時；崇文區是半天加晚上進行“文化大革命”活動，繼續靠計件提成怎麽吃得消？西城區樂器修理門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餘元，6月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資可能會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業管理局關於社員達不到基本工資擬酌情解決的請示報告》)於是據西城區修管處報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鍾表的，兩家修鞋的，兩家修自行車的，一家修理樂器的和一家彈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國營企業一樣的月工資製度。有些單位自作主張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計件提成發放，就將工資退回。
上海是“經濟主義”最主要的陣地。除了共有的臨時工、合同工問題，上海在大躍進之後曾有18.3萬職工被動員回鄉“為國家分擔困難”，從城市戶口轉為了農村戶口。但在1963年經濟情況好轉後，讓他們回廠複工的許諾並沒有兌現……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標誌性意義，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簽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提出的“五項要求”。這些內容，全部是政治性訴求。11月22日，“上海臨時工、外包工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華東局及上海市勞動局的代表簽字同意他們的六條要求，就在政治內容之外，涉及到用工製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臨時工來到全總，要求支持他們造合同工、臨時工的反。經過7天的協商，全總起草了6條意見，其中有兩條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無故解雇以及合同工製度的徹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關於發送“支持合同工、臨時工參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的函》)。
如果說非正式職工的臨時工、合同工要求的隻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產業工人則直接指向了經濟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務局所屬九區的部分學徒工在搶人事檔案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學徒期被定長了，於是到局裏去造反，要求補發轉正的工資差額。巨大的示範效應，導致各單位職工一擁而上，尋找種種理由要求發放交通費、早餐夜餐費、加班費、洗澡費、工作服裝、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臉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單位甚至挪用預算經費、預算外資金、企業管理費、工會經費購買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電視機、電影放映機、半導體收音機、照相機、家具、自行車、高音喇叭、電唱機、鍾表、大型或高級樂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對經濟主義大事記》中，可以看到華東電業管理局原來每月工資總額隻有33萬元，而1月5日卻去提取補發工資128萬元，接近四個月的工資總數。不少生產隊連生產資金都分了。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開門，300多人衝向自行車櫃，甚至連平常不大有人買的400至500元的進口手表也幾乎銷售一空，高級呢絨衣料的銷售量更是成倍增長。一些市民甚至搶購囤積煤球、草紙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務局的同誌說：“我以前的工資是40元，現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補發工資300多元。現在我隻當沒有增加，沒有補發。”
雨打風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利益訴求，如果照這麽發展下去，‘文化革命’就會和它的初衷越走越遠。從客觀而言，‘經濟主義’是工人很正當的一個要求，但在當時會加劇國家經濟上的負擔和動蕩。”印紅標認為。
上海僅紡織行業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達百分之十。僅上海港每天就積壓70多艘貨輪無人裝卸。1月4日，有一艘希臘船應在5：30啟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纜，船長揮旗抗議。
1966年12月31日，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說中央要你出來工作，妥善解決上海麵臨的嚴重問題。在陳丕顯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告》，《文匯報》全文刊載，並將這場運動稱為“經濟主義妖風”。兩天後，中共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這股“經濟主義”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風吹去。但一個誰也預料不到的結果是，工人自發地想要改變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張，最終卻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為他的進身之階，這恐怕便是曆史的吊詭之處。
“西方學者很早就認為，8億人幾乎沒有例外地卷入了這場運動中去，這種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學者不願意隻從思想層麵解釋，更不願解釋成最高權力之爭。他們認為這麽多人卷入，一定跟群眾的切身利益有關，最後果然發現‘文革’中表現最明顯的就是派別鬥爭是有規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員都是黨員、幹部、勞模、老工人。造反派則是完全另外一批人：臨時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類分子這些社會上受歧視的人。他們喜歡造反，非常願意改變現狀，‘文革’反映了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每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經濟地位和待遇不一樣，決定了政治態度的不同。百姓實際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號。利用毛澤東自己製造的天下大亂的局麵，組織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漁說，是否如楊小凱所論，有一個人民群眾的“文革”，這是個有趣的問題，但他本人對此並不完全讚同。“我認為第二個‘文革’純粹是第一個‘文革’的派生物，經濟主義這麽快土崩瓦解，便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從1967年2月6日開始，北京市擴大範圍給冬季職工發放的取暖補貼從被陸續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共同發布了《關於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控製集團購買力，加強資金、物資和物價管理的若幹規定》，要求各機關、部隊、團體、企業、事業等單位全體職工就地鬧革命、業餘鬧革命、節約鬧革命。各單位行政經費、事業經費和企業管理費，除正常的工資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預算指標節儉20%。一律不允許自行招人、晉級加薪、亂發獎金、福利費和附加工資。除非國務院特批，工資總額不準超出8月的實際水平。更嚴格規定，任何人都不得幹擾和衝擊財政、銀行、稅收、商業和糧食等單位。
由於在經濟主義之時“集團購買力”異常之強勁，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財政、商業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聯合發布通知，將綢緞呢絨、家具、大型或高級樂器、半導體收音機、信托公司、廢品公司出售的沙發、地毯、鋼絲床、小汽車、摩托車、電冰箱和照相機等明確列入了禁購商品的範圍。
至此，“經濟主義”如雨打風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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