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抗戰辨異

10.2.長城抗戰辯異

 

長城抗戰，指1933年3月-5月，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占領熱河，保衛華北的民族抗戰。其事跡，精神被采錄於國歌，成為中華民族近代抵抗精神的原點。遺憾的是如今，這個詞匯已被政治所抽象化，失去了現實麵的意義。僅作為一種抗日精神，一種反抗侵略的民族記憶，一種愛國主義教育手段存在。被幾乎所有的中國人所熟悉，但幾乎所有的人又都不了解其事實的真相，底細。鑄成此曆史錯誤的原因，即在不以事實真相，而是以民族精神為基準的抗戰史記錄的病理之中。

今天，國內有關“長城抗戰”的研究，解說，影視作品等千篇一律，總給人造成一種中國軍隊在長城線堅守，揮舞大刀奮勇殺敵，抵抗日軍入侵華北的印象。並且這種抵抗，從日軍入侵熱河境內的2月底開始，一直持續到日軍進擊關內，逼近平津的5月下旬。雖然在全體國民的激勵鼓舞下，國軍，抗日義勇軍各部奮起抗戰，痛殲日寇，但終於力不從心，導致了長城線的失守…。用血肉保衛長城，以大刀手榴彈製敵。政治這樣宣傳，曆史這樣解說，課本也這樣教育，遂形成一種民族間，國家內的共識。此為現在“長城抗戰”一詞在民眾間的一般印象。

戰鬥在古長城，沙飛1937年秋攝於河北淶源浮圖峪，這是和喜峰口長城抗戰風馬牛不相及的照片

遺憾的是這裏的“中國軍隊在長城線堅守，抵抗日軍入侵華北”的基礎史實，卻是一個明顯的曆史曲解。事實是在日軍攻占熱河的戰鬥，長城線的榆關，義院口，界嶺口至古北口間，除後來被國軍再度控製的冷口外，3月中旬前後已全部失陷（ 冷口3月4日，古北口3月12日，喜峰口3月10日，董家口3月10日，界嶺口3月16日，義院口3月21日）。狹義麵，將“滿洲國”境擴大到長城線的日軍“熱河作戰”也到此結束，之後日軍進入了鞏固長城線，警備“滿洲國新領土”的守勢階段。

在熱河作戰三周間，日軍的兩個師團，三萬餘人，驅趕，追擊上十倍之東北軍一舉占領了熱河全境，戰鬥中死傷數僅392名（至3月16日）[1]。作戰中日中軍隊的戰鬥損失比率均在數十倍以上。中國軍在長城各關口的抗戰，包括驚天動地的喜峰口，古北口之戰，能足踏長城進行抵抗的時間也都不過一至兩天。兵敗如山倒，亡人失地，喪國辱權。與其說是長城抗戰，不如說是長城淪陷。之後，堅守在長城線抵抗的，並不是中國軍隊，而是將槍口對向關內的日軍。

以喜峰口的戰鬥為例，熱河作戰中，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趙登禹部能在喜峰口長城線“抗戰”的時間，前後不過24小時。3月10日正午，倚仗天險要地修築的兩重關門即全部失守。之後一直堅守，控製著喜峰口和附近長城線的並不是宋哲元的三個師，而是日軍混成第14旅團鬆野尾大隊的兩個中隊（由於兵力稀少，西方的潘家口在二十九軍控製下）。此時，長城線被反過來利用，變為日軍守衛熱河，警戒關內國軍反擊的壁壘。這才是所謂“長城抗戰”的普遍實態。宋哲元軍在初戰失去喜峰口後，至“長城抗戰”結尾（塘沽協定）並沒有能在喜峰口與日軍對戰一天，當然也沒有奪回此處的長城線。其抵抗和騷擾行為，多數發生在河北境內喜峰口南部山地至灤河東岸一帶。

侵占長城的日軍數量並不多，甚至可以說少得可憐。以混成第十四旅團的三個步兵大隊約2000人來占領喜峰口，董家口，冷口，界嶺口的當初關東軍作戰計劃 ，簡直可稱為是一個目中無人的暴舉。之後由於兵力薄弱，局部受到頑強抵抗，不得不再投入步兵第33旅團（關東軍預備隊）接替界嶺口，義院口方麵的作戰。

由於兵員少，除重要關口之外，日軍並沒有兵力去防守。潘家口就是一個日軍當初沒有占領的國軍據點。喜峰口守軍鬆野尾大隊，此時隻有兩個步兵中隊約200餘人能用於長城線防守，全部被分布於最重要的喜峰口長城線兩側。宋哲元第二十九軍近萬人兵臨城下，使其也不可能顧及西方潘家口的安危。3月11日夜趙登禹率領的大刀隊（一〇九旅）夜襲，即是從潘家口附近出發的一次越過長城線的反擊作戰。此次出擊遭到慘敗，並沒有到達收複失地的目的，反而使日軍得到教訓，3月17日午後，在增援部隊到達後，潘家口也終於落入日軍之手。

關東軍司令部在熱河作戰中十分擔心下屬部隊的妄動，怕戰火擴大到關內，激起世界輿論的反對。所以作戰開始前2月19日，武藤信義司令官即發出內部訓令，要求各部隊嚴格執行不許越境作戰的命令，雲:

一，“熱河經略屬於滿洲國內政，不能以此為動因介入對支戰爭”二，關作命第473號已命令不得擅自進入河北省作戰，諸官須嚴厲督促下屬各部隊…[2]。

可以肯定，在熱河作戰（2月23日-3月18日）階段，日軍還沒有形成入侵河北的企圖。所以在此時，長城抗戰目的是阻止日軍進犯華北的解釋，也並不正確。熱河作戰結束後，日軍各部隊按上級命令回到長城一線堅守，以防止中國軍方麵的反擊。實際上，此日軍的守勢，成為了中國軍“長城抗戰”第二階段（3月下旬至5月下旬）的背景。國軍見日軍不再追擊，便集結到長城線前構築陣地，騷擾日軍，形成對峙。伺機展開局部反擊，並成功地控製了冷口，堅守到4月9日。在長城上抗戰的部分事實，至此才開始出現。不過此一時的抵抗不論從時間，地點來看也弱小的可憐。

國軍在長城線前集結，騷擾的舉動，使日軍輕易尋找到“反擊”借口，冷口之舉不久又誘發了日軍的“灤東作戰”，“關內作戰”，從而將戰火擴大到河北省境內。灤東作戰（4月9日-4月23日）是為了奪回冷口，確保長城線安全，對關內至灤河一線（灤東地區）中國軍陣地進行的掃蕩，屬於一時性的越境出擊。而關內作戰（5月3日-5月23日）則完全是為了“消除將來隱患”，對河北省內（平津地區）之中國軍進行的越境追討[3]。而在日軍的守勢中，能前進到長城腳下敵陣地前摩拳擦掌，揮舞大刀躍躍欲試的國軍各部，此時卻又一敗塗地，平津危殆。最終導致了屈辱的塘沽協定的出場（1933年5月31日）。

大刀隊抗戰的勝利，為什麽又導致了喪國辱權的塘沽協定的結果？其中的細節，現在很多人並不明白。若隻使用“長城抗戰”一詞去宣傳民族精神，講大刀隊殺敵故事，作愛國主義教育題材的話，也會使讀者，受教育者很難明白。所以今日的曆史研究中，不能隻以宣傳，故事情節為主題，而需要仔細分析日軍熱河作戰及國軍長城抗戰各階段的背景，事態變化。搞清戰鬥各過程的細節和事件的因果。若宣講“長城抗戰”，也絕不能囫圇吞棗，首先要明白到底是誰在長城上“抗戰”。若宣傳大刀隊殺敵，也要先研究還原其戰鬥的真相，及如何殺敵的實態。從此意義講，能使國人熱血沸騰這一抽象化的固有名詞，可用於教育，宣傳，但不值得追求事實的史家推獎。

10.3.曆史與神話之間

文章至此已至接近尾聲，還剩下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大問題。即為什麽諸如喜峰口大刀隊的神話能充斥曆史研究，曆史記錄的現場？除了政治對曆史記錄，曆史教育的幹涉，大眾文化的獵奇心理等要素的作動外，筆者經此研究還發現一個原始檔案記錄（戰果報告）不真實的問題。史料的不實，記錄者的立場偏袒，史料批判程序的不在，會使曆史記錄演變為這種神話故事的溫床。

在此，達數倍，數十倍的戰果虛報，數字作假還隻算是一個小節，最大的問題在完全曲解了“長城抗戰”的全局，結果，好像第29軍從未讓出過喜峰口，長城線。此種默認的曲解，為眾多的神話故事提供了“著實”“可靠”的曆史素材。戰後，以此記錄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教育，抗戰精神的宣傳，又將曆史的虛偽打造成所謂的“民族記憶”。又用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 2018.4）企圖阻止學問對虛偽的挑戰。今天，在緬懷英雄烈士，沉醉於喜峰口大刀隊痛殲鬼子的故事情節中的國人，能有幾位能知道趙登禹大隊夜襲的真實結果，又有何人知道到底是誰在堅守喜峰口，又是誰在長城線上“抗戰”？。

此問題發生的原因，並不全在宣傳，教育機關，可以說有很大一部分應是我們曆史研究者的責任，在提供基礎史實時，缺乏嚴謹的史料批判和國際接軌的比較研究。當然也不否定還有在曆史記錄中禁斷的“國家立場，黨的原則，民族氣節”等政治麵的投影。曆史記錄在不能突破民族，國家的壁壘，越過黨邦，國境之前，肯定要受到來自權力，黨人的政治幹涉，出現曆史事實麵的失真。就像喜峰口大刀戰鋼槍的形象一樣，並不是有普遍價值的曆史，而隻是一個民族內的榮辱故事，一個黨邦，政權內的天方夜譚。

經過本論的史料檢證、我們可以看到第二十九軍大刀隊夜襲，有著兩個不同的形象。一個是廣泛為人所知，並且占領充斥著幾乎所有曆史記錄，教育現場的“大刀隊英勇殲敵，大獲全勝”的宣傳形象，另一個則是至今幾乎不為人所悉的，大刀隊夜襲慘敗，隊員遺屍730具，大刀被繳獲380口的檔案資料中映出的事實。

以上大刀隊的事例也僅僅是一個代表。國共兩黨的抗戰史記錄中，被稱作抗日大捷的戰例，抗戰英雄事跡中，如筆者所研究過的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戰，陽明堡夜襲，滕縣保衛戰，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連等，都存在用政治宣傳對曆史事實進行加工，改寫的一麵。且此種現象的發生，演變，極端化，又多產生於把抗戰史用作愛國主義教育題材的戰後。為什麽虛偽的宣傳內容能記錄於史書，應用於學校教本，而忠實於檔案資料的研究考證卻往往被斥為“曆史虛無主義”？對此，有良心的研究者有必要在方法上，對“以政治介入曆史” “以宣傳取代曆史” “以權力統製曆史”，把曆史作為愛國主義教育手段這一抗戰史記錄中普遍存在的“病理現象”進行進一步的思考和解析。也要反省一下學界在史料批判，研究國際接軌麵的努力不足。

今年是抗日結束第75周年。我們的抗戰史記錄，研究，教育將何去何從？希望有良心的研究者，能冷靜思考此類問題，虛心求實，糾錯平反，把抗戰史學從政黨的指揮，民族的故事中解放出來，給人類的曆史，給我們的後代留下幾個誠實的腳印。說實話，記錄事實是民族，國家的百年，千年大計。比起一時能弘揚國威，鞏固政權統治的愛國主義教育要重要得多。

後記

 筆者有關喜峰口的研究，開始於2017年6月。持續了近一年時間。主要考證的對象僅僅是服部旅團與宋哲元軍的喜峰口一戰。為了把視野擴展到整個長城抗戰，2020年以後，又進行了第二輪的研究，將喇嘛洞，長山峪，古北口，羅文峪幾次長城抗戰中的代表性戰鬥，也作為對象，並入本冊。使整個長城抗戰（日軍稱熱河作戰）的輪廓逐漸明了，日中兩國軍隊的戰力對比，大刀隊神話誕生的經緯，蔣介石，何應欽等抬舉中央軍，貶低東北軍的政治操作等問題，也初步整理出眉目。文章的重點，還是在喜峰口方麵。因為這是一個最受國內人關心，流傳最廣的故事，而內容又最虛偽的，至今還在欺騙著上十億人。南京軍委會搞宣傳的本意，是鼓舞對日作戰中一敗塗地的國軍各部的抗戰士氣，增強全體國民戰勝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的信心。雖內容虛假，作為宣傳策略，並無可非議之處。

問題在從媒體接收抗日情報的普通民眾，卻都將虛假的內容信以為真。大刀戰鋼槍，徒手殺鬼子。好不快活，好不威武！這宣傳攻勢和媒體炒作出的虛偽的一麵，之後不僅作為抗戰文化被發揚光大，流傳至今，還影響到曆史記錄中。戰後，大陸方麵的長城抗戰的學術書籍，多采錄宣傳中的虛偽的事跡，資料，數據等來充作曆史。大刀隊的故事，也作為事實被寫入史冊。這就成為了一個大問題。以宣傳取代曆史。可以說，這個國內的抗戰史記錄的基本病理，就開始於喜峰口。此種手法，之後傳黨接代，被更擅長搞宣傳戰的共產黨發揚光大，不僅打造出中流砥柱形象，最終把抗戰的主角國民黨，蔣介石也搬上了峨眉山。

戰後，這種宣傳內容也未能被學問澄清，反而受到政權，政治的保護，作為一種民族精神，一種核心價值觀被神聖化。在雄偉莊嚴的國歌（以古北口為背景），振奮人心的大刀進行曲（以喜峰口為背景）的背後，有誰人了解長城抗戰中死傷比1對30的“血肉長城”之真相，又有誰人知道趙登禹大刀隊夜襲作戰中遺屍700具，大刀被繳獲380口的事實？此夜戰鬥中，從日軍死亡全體人員19名中，僅有乘馬討伐隊的伊藤龜治曹長一人，可判明死於“格鬥”。若大刀真能戰勝鋼槍，怎能導致出兵臨城下的平津危機，和屈辱的塘沽協定（1933.5）的出場？

曆史的目的，就是要還原事實，澄清曆史的真相。並不是作為政治道具去宣揚“民族精神”，去維護什麽“核心價值觀”。作為學問的曆史，並不需要什麽黨性，政治立場，而需要的是尊重科學和事實。釐正學問和政治，事實和宣傳的界線，是筆者考證長城抗戰史的基本動機。

本書的當初手法，隻是介紹日軍的檔案史料。因為收集，閱讀日方史料是以日本史研究為專業的筆者的特長。之後為了進行史料比較，批判，弄清真偽，尋找曆史被扭曲，誤寫的原因，開始收集，比較中國方麵的檔案記錄和宣傳記錄。並且，考證過程中，為了更接近事實，注意僅采用原初的檔案史料，不信用後出的戰史書籍。進行史料批判，不錄用口述和回憶錄，也是本書遵循的一個原則。另外，對每一次戰鬥，都進行地理調查，對比新舊地圖，新舊地名來還原戰場，地形，以增加實證研究的臨場性，準確性。

用事實，史料對比的方法，還原事實，啟發讀者認識到現在國內的曆史記錄，研究麵存在的方法上的問題，是筆者由衷的目的。曆史是尋找記錄事實的科學，並不是什麽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此書僅為一個人的研究，在史料麵，觀點麵不免要出現錯誤，不足之處，希望有更多研究界的同仁協助，輔助研究，進行批評指正，並推廣此類實證研究的方法，以開拓出一個抗戰史學問研究的獨立天地。

本書在國內史料收集，解讀麵，至始至終，受到了晚輩X氏的無私協助。本書能到達國際比較研究的之地步的原因，可以說大多都是X氏功勞。在此深表謝意。

                                              

 2020年2月9日於眺磐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