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幹原則與方法

 

漫談抗戰史研究的若幹原則與方法

主講：薑克實教授

主辦：華東師大近代史學生社團

時間：2021年6月14日北京時間晚6點

地點：虛擬騰訊會議室

薑克實，日本岡山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日本近代思想史、日中戰爭史，著有日文和中文多種思想史、戰爭史著作。

（根據錄音整理，小標題為整理者所加）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端午節，祝大家愉快！先講一講我是為什麽近年開始搞抗戰史研究的理由。我搞抗戰史研究已經接近10年，以前一直以思想史為專門領域，也兼管對學生的日本近代史教育。題目包括教應該怎麽認識過去的這場戰爭。追究政府的戰爭責任，也是我的一個主要課題。同時也擔任講近代史大課，因為一個大學裏，隻有一位教近代史的教員，當然有擔任教養教育麵的義務。與全校各學部的學生都會有交往，如此，對日本的學生是如何認識戰爭的，在高中接受過什麽樣的曆史教育，都掌握得比較清楚，幾十年了嘛。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從內心希望日中兩國的學生，尤其是年輕人間實現戰後的和解，自己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戰爭已經結束了70餘年，現在的年輕人，並未經曆過這場戰爭。沒有互相繼續怨恨的必要。可實際上教了30年書，結果發現年輕人間不但沒有得到和解，反而對立情緒越來越嚴重。

曆史教育出了偏差，怨恨傳宗接代

這些問題都出在哪裏呢？三十年的觀察和研究告訴我，這些問題實際上都出在兩方麵，一個出在曆史教育方麵，一個出在戰爭的記述方麵。怎樣來記憶，對待過去這場戰爭？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學校教育，對每一個人的思想形成有很大的影響。十幾年教育對孩子們來說，能留下很深刻的形象。比如我，小學教本上曾出現的平型關大捷，我就很難忘記。那時候課本講的是“平型關大捷殲滅日寇3000餘人”，今天的課本上，被改為殲敵1000，聽起來就覺得很別扭。

如果你接受這個第一印象以後自己不再研究，你腦子裏的烙印就是“平型關大捷”殲敵3000。但證據在哪裏，為什麽這樣說？實際上學校並不教。這是一個大的問題，提示我們，現在應該如何繼承過去、如何繼承曆史。

實際上，我們對過去戰爭的認識，都是一種“再生”的認識，並不是來自直接經驗，體驗。因為經曆過戰爭的這代人早就過世了。說南京大屠殺很悲慘，那是事實，但誰親眼見到過大屠殺現場？包括我們的老師，誰也沒有經曆，經驗。那這些記憶，年輕人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實際上都是教育的結果。屬於一種曆史的“再生”過程。——就是看著課本，按照老師的講課，重新把這個曆史再繼承下來。這就是現在人繼承曆史，形成曆史認識的方法。要注意並不是來自自己的體驗，實際上都是教育所賦予，國家所灌輸的結果。

這種曆史教育、在 “再生”過程中很容易出現偏頗。為什麽出現偏頗呢？是因為各國政府都在管理學校教育，按照一定的方針，立場指導教科書的編寫。在日本這叫“檢定教科書”，在中國一直到大學，都有“國定”課本。就是必須按照政權檢定，國定的內容進行曆史教育。若兩個國家進行的是兩種立場的曆史教育，結果就會產生一種反差。

日本的學校教育有什麽特征呢？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可以直截了當地說，日本沒有什麽“軍國主義”教育。不管是國家，還是民間。關於日本的學校教育，文科省的教育指導方針很明確，就是進行“和平教育”，宣傳戰爭的悲慘。主題就是“再也不能進行第二次戰爭”——從小，對所有的年輕人灌輸的即是這一種思想。

從表麵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值得稱讚的教育方針。但實際上它也有很多偏向。偏在哪裏？就是絕對不進行第二次戰爭的教育題材，實際上都來自於自己國家的戰爭受害體驗。我們知道，日本是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國家，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很多戰爭災害，殺害過很無辜的人。但在對自己國家的年輕人進行和平教育時，傳達的僅僅是自己國家，人民遭受的戰爭災難。出現的戰沒者數字，也僅僅是自己國家的310萬人。並不願意觸及到國家的戰爭責任，和對其他國家的加害內容。是用這種教材，指導，教育國民厭惡戰爭的。可以說，這就是一種國家掌控教育的偏差。年輕人雖產生了和平意識，卻很難通用於亞洲的被侵略國家。

當然，這種偏差不僅隻出現在一個國度。東亞所有國家，實際都有這種共同的教育傾向。在座的大家，可能也都親身體驗過自己所受到過的中國方式曆史教育。所以我也不多說了。可以說，受到各國家管理的學校曆史教育中，一個普遍特征，就是在播種怨恨的種子——一種感情麵的，對他民族的曆史怨恨。

在中國，作為曆史題材南京大屠殺教育，傳遞，繼承的就是這種感情。現在哪一個國家都在說“不能忘記過去”。在中國，朝鮮，“牢記血淚仇，民族恨”，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一麵，在今天繼承這種怨恨的感情,到底有沒有必要？我是這樣認為的，戰爭後的三代人之間，怨恨是不可能忘卻的。因為這是一種受害者直接經驗的傳續。親眼見到，或親身經曆過戰爭，屠殺的悲慘。體驗者當了爺爺，可對兒子講，對孫子講。且加害國家的當事人（加害者），可能這時也還存在。但是這代人去世後，在第四代人之間，這種怨恨的感情難道還有繼承的必要嗎？特別是怨恨已失去自然根基，需要在國家指導的教育方針之下人為地維持之時。所以我認為，繼續傳遞這種怨恨的感情是不需要的。屬於一種曆史繼承方法上的錯誤。往往會被政治所利用。

現在的曆史教育，可以說是一個被政治（政權）所控製，利用的場所。我不是說學校的曆史教科書都在作假，想指出的是它有很大強的政治傾向。記錄，教授的雖是曆史事實的一部，但是按國家的方針選擇出的材料，目的是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並不是教你全麵學習曆史。

國家控製教育的最大一個目的，就是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哪一個國家都一樣。並不是以曆史事實，而是以國家利益為價值基準。按照這個基準管理教科書，挑選重點教育內容。對自己國家不利的一麵，即使是事實，也要遮掩或消去。另外一個特征，就是以愛憎的感情教育為主，並不注重史料證據，或對曆史構造的解釋，分析。若每一個國家都這樣對後一代人進行曆史教育的話，你說戰後怎麽能實現民族間的和解？

所以我說，到了今天，第四代人之間完全沒有繼承曆史怨恨的必要。因為怨恨的對象已經不存在了。你總不能對現在的，發誓絕不進行第二次戰爭的日本年輕人說，你必須給我下跪，給我謝罪吧。可以說如今，要求年輕人“牢記血淚仇，民族恨”的也隻是教育的場所。如南京大屠殺的公祭會場。實際上若能擺脫這種人為傳播的曆史怨恨的詛咒，各國青年人之間很容易在文化，人情麵產生寬容，和解，交流的社會基礎。但這種和解，實際上對政權的統治，對愛國主義教育是不利的。此為愛憎教育的核心所在。

第四代人以後，對曆史，戰爭的繼承方法也應該發生根本變化。即忘卻曆史的怨恨，放棄感情麵的憎惡，理智地去探討研究侵略戰爭到底為什麽發生？大屠殺的原因到底在何處。經過史料調查還原事件真相，將其公平，正確地記錄下來。

戰爭的起因，並不在日本民族性的殘酷性，而是近代專製國家的責任，忠君愛國教育的結果。日本近代的立國方針，是大國霸權主義。又想學西洋走近代化之路，又不像西方列強那樣有資源，領土，殖民地，不具備作為列強的啟動條件，所以才走侵略之路，到亞洲去掠奪。

很多中國的大學生，受感情，怨恨教育的結果，產生出一種從“文化，民族性麵”分析日本侵略戰爭原因的傾向。稱武士道，天皇製帶來的日本民族的殘忍性格，是侵略戰爭的原因。我所了解，在大學中以此題目作學位論文者也不是少數。

現在同樣是一種文化，你看現代的日本人殘忍嗎，連一隻雞都不敢殺。可以說戰爭時代的日本人也同樣。若不進學校，接受軍國主義教育，不被灌輸忠君愛國思想，接受命令指揮的話，正常人豈會變為殺人工具？所以，這些戰爭中的犯罪行為都是國家教育的結果，是灌輸忠君愛國思想，發動侵略戰爭的近代專製國家的責任。不追究國家的責任，不研究戰爭的構造，把這些責任都推諉給大和民族的殘酷性，這就是今日怨恨教育的一種惡果。如果今天的亞洲各國繼續這種教育，繼續傳遞這種非理智的怨恨感情，抑製自然萌發的，年輕人之間的文化和解要素的話，這個世界永遠不能和解，“戰後”也永遠不會結束。曆史，教育被政治利用的可悲，可怕結果即在此處。

 劃清“曆史事實”與“政治宣傳”的界限

第二個問題，講曆史與政治的關係。把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可以說是戰爭史研究和教育中的一個普遍特征。我把這種現象，稱為抗戰史研究，教育的一種“病理現象”。為什麽說是“病理現象”呢？因為曆史是講事實真相，而政治是講統治方法。一個須要求真求實，一個經常要弄虛作假。若把兩者混同到一起，就不可能了解曆史真相。我剛才講的教育中的偏頗，就是因為國家政治幹涉曆史教育的結果。

到底是曆史是幹什麽的，政治又是幹什麽的？先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平常提起政治，或曆史時，有兩種詞組的搭配：即“政治：宣傳”，和“曆史：事實”。如果反搭配——說“政治：事實”，說“曆史：宣傳”，會感到非常別扭。實際上它代表了曆史和政治各自的特征。政治是一個特定政權的統治術，宣傳也是一種統治的手段，方法。相反，曆史可以說是一種科學，追求事實的科學。一個是為了維持統治，一個是為了追求事實。目的正好相反。所以兩者絕不能混同，曆史也不能作為教育的工具，搞研究的人，也不能做禦用學者，去為某國家，某政治集團研究曆史。若將兩者混同，或把曆史作為政治統治工具，事實就不會存在。所以真正的曆史，不應該為政治統治服務，應對科學，事實負責。

政治介入曆史的最突出表現，即研究曆史事實之前，首先設定一個框架，強調堅持“國家立場”，“政治原則”、或某政黨的“黨性”，某種 “核心價值觀”。在這種約束下，曆史研究，教育不可能追求真正的事實，也不可能存在普遍性價值。因為它隻是一種政治統治的工具。結果出現的所謂曆史，不過是在描寫一個國家的榮辱，一個政黨的神話，一個民族的天方夜譚。沒有拿出來，搬到世界上的普遍價值。所以為了保持曆史作為學問，科學的尊嚴，絕不能將曆史和政治混同到一起。不能把曆史作為統治，教育的手段利用。這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問題。

我講的這個觀點，也許在國內會遭到批判，所以我聲明在此講的僅僅是我個人對曆史的認識，並不代表你們所接受的教育內容。最近，有位有名的複旦大學的曆史學家，同樣也在講這個問題，與我的說法正相反，他說：“曆史記載，價值觀重於事實”，“曆史是有意識、有選擇的一種記錄”。還說“今天講曆史就是講政治，就是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實際上這位先生，還是一個身掛各種政治要職的黨人，可以說其代辯的正是共產黨對曆史的解釋方法。我從小學時聽到的就是這種馬克思主義式的論調。曆史是要為政治服務，是政治統治的工具，雲雲。雖已陳腐不堪，現在仍屬於一種所謂“正能量”的解釋法。

如果價值觀重於事實，曆史就會變成什麽樣？希望大家自己也想一想。會失去科學性，不能求真求實，會蛻變為一種政治的統治工具，一種教育的段。這就是我所講的現在國內的抗戰史研究中的病理。

可能有人說，這樣做是為了追求真理。對曆史來說，到底是事實重要，還是真理重要？我說最重要的是事實，並不是真理。什麽是真理？我不承認世界上有什麽真理。可以說所謂的真理隻是一種相對的價值觀，代表的隻是一種信仰。並不能絕對化。比如共產黨說馬克思主義是他的真理，但信教者也可以說耶穌是真理、阿拉是真理。所以真理隻能代表一種價值觀，一種立場，並不能代表事實。真理可能有許多種，但事實不會有兩個。所以曆史不能作為維持某一種價值觀的工具。

    若以真理為上，各種價值觀就會發生殊死的血鬥，但若尊重事實的話，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也可以走到一起。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國際接軌，價值觀接軌。所以曆史不能為價值觀服務，作政治統治手段的理由也在於此。對各種政治的價值觀，各種宗教，信仰，都應該有寬容之心，這種寬容，共生精神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事實。不能把價值觀放到事實之上。

可以說，作為一個曆史研究者，不管在哪一國度，有如何的政治立場，隻要你能堅持事實真相高於立場，高於價值觀的原則，肯定可以有共同語言，進行合作研究。若是相反，僅強調自己國家的立場，方法，觀點，將曆史作為維持價值觀的手段的話，怎可能到達共識，共生的目的？。

我搞抗戰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端正曆史教育和曆史記錄麵的偏頗，弄清抗戰的曆史事實，指出其現在被政治所利用，被政治所操縱病理現象。曆史的尊嚴在此遭到踐踏，政治對曆史的操作也產生了各國之間不可能和解的惡果。所以明確，鏟除這個病灶，應該是抗戰史研究中最大的先決課題。

出於此種目的，所以我的研究選題對象，都是進入教科書的，十四億中國人都熟悉的那些戰爭神話。如共產黨的平型關大捷，國民黨的台兒莊大戰等。為的是讓所有人都知道事實和宣戰間的差距。從專業素質麵將講，我也具備這種研究條件，——因為我是專門研究日本近代曆史的，能接觸到並解讀各種日本的史料。

10年間研究的結果，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今日國內的抗日戰爭記述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是過去的宣傳內容。舉一個例就是大學教科書《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內容稱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中，“共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餘人”。這是一個國家見解，所謂民族的共識。可是是事實嗎？不是事實，為什麽？日本有自己的按軍籍，戶籍進行的，接近於精確的戰沒者統計：八年抗戰在大陸（不包括“滿洲國”）戰場，戰死者共約32萬人（日方統計總共死亡約40萬人，其中百分之二十左右是“戰病死”。還有其他一些死因者）——這32萬戰死者數字，可以說即是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合計的戰果。僅出沒在敵後的共產黨，怎麽可能自己去“消滅”52.7萬日軍呢？此數字並不是沒有證據，可以說都是戰爭中，共產黨公布的各種戰果宣傳數字的積累。

上麵講過，宣傳是一種政治的手段。盡管內容不真實，在當時是有政治效果的。能鼓舞國民的抗戰士氣。所以作為政治手段，並沒有譴責的必要。問題在戰爭結束後，宣傳作為戰勝的手段已失去其必要性。按道理講，此時，應搞清曆史事實，糾正宣傳中的錯誤，還原事實真相。日本這樣做，美國也這樣作了。日本在戰後，驅除了所有戰爭期間吹捧起來的所謂“軍神”（英雄人物），從教科書中，從公共場所將其清洗一空。美國方麵也糾正了那著名的硫磺島“星條旗”的神話。即那張獲得普利策報導獎的硫磺島星條旗的照片，並不是現場的拍攝，而是為了宣傳的事後擺拍。目的是為了動員民眾募捐支持戰爭。可以說這都是之後糾正宣傳內容的虛假，將其還原於事實的曆史研究的努力。

可是在中國，這些戰爭宣傳中的神話內容，不僅沒有被修正，還原，反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手段，被再次利用。並被寫入史書，又進入教育的領域，這才是問題所在。我所研究，調查的結果表明，很多教科書中的大捷，英雄形象，都是戰後，在教育過程中被擴大，完美化的。這些，都是作為真正的，有良心的曆史學者不能容忍的現象。

 戰爭史研究的方法問題

我出於以上原因進入戰史研究，不知不覺過了近十年，積累了一百五十萬字的研究成果，現在也成了一半軍事史專家，並積累了不少經驗，方法。以下把這些方法按順序介紹給大家參考。   

1.注重研究的國際接軌。

抗戰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進行國際接軌。為什麽呢？因為戰爭不是一方，而是兩者間的行為，如果隻是從一國的戰史記錄當中去了解戰爭，再摻入自己的政治立場，它就不會全麵。敵方同樣也有戰史資料，有記錄，它到底是怎麽評價，又是怎麽記錄的呢？對此不了解，不對比，就不能去偽存真，寫出公平的戰史。

我國的戰史研究，由於政治立場的介入，過去基本都是閉門造車，自己講自己的東西，不去看，或者不認真看他人的記錄。冷戰對立時代，史料公開的少，來往，接觸機會不多，也很難搞這種國際比較研究。但現在不同了，曆史情報逐漸國際化，各國基本都公開了過去的戰爭檔案。研究人員來往頻繁，形成了國際接軌的研究條件。

戰史當中，有很多從興趣出發的所謂“軍迷”，愛好者，最感興趣的東西，就是經教育被灌輸的內容。即中國軍隊的各種大捷，或戰鬥中所向無敵的共產黨軍隊殲滅了多少敵人。很多人甚至跑到日本來搜集資料，我也接待過來調查台兒莊戰役的團隊（其戰役是岡山地方的聯隊所為）。目的都是想用日本的資料，來證明中國軍隊的大捷。但接觸日軍史料的結果，留下的隻是一種失望。因為日軍記錄的戰死者，數字要比國內宣傳的數字少得多。比如 “三千川軍壯士英勇殉國”的滕縣保衛戰，日軍主攻聯隊（步兵第十聯隊）戰死者記錄僅為16名（加配屬部隊等共24名）。失望之餘，甚至對日軍的檔案資料產生懷疑。這實際說明了我們過去的戰爭教育和研究，和史實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有一種說法：你門是侵略者，我們是被侵略者，雙方不可能一塊研究，也不可能有共同語言。並不是這樣，前麵我已講過：立場可以不一樣，但是事實隻有一個，如果追求事實真相的話，兩國的研究者完全可以走到一起，共同來還原事件真相。比如說南京大屠殺，日本有很多人、很多曆史學家都是非常關心的，想研究事實真相。可是現在南京事件早已政治化，感情化。連共同研究的場所也都充滿殺氣，像一個追究對方犯罪責任的控訴法庭。30萬，也成為了一個國定條件，不可觸動的神聖符號。在這種環境下怎麽能去搞研究，搞國際接軌？

所以國際接軌的研究中，應該冷靜地發掘資料，公平地記錄事實。事實搞清以後，再陳述自己的觀點，見解。立場會有不同，但能本著唯一的事實真相進行交流探討的話，也不會出現大分歧。

2.注重使用原始的檔案資料

本著以上原則，國際接軌的研究，並不是觀點接軌，立場接軌，優先的應是原始檔案資料和研究的方法接軌。我的研究中，基本不參考，引用國內一般的既成戰史研究書籍，包括各種泛濫於世，成卷成章抗日戰爭的通史類。讀一下即可知，有不少不實之處，缺乏史料證據，多種卷本還在互相抄襲，有的甚至連史料，記載的錯誤都一模一樣。我接觸的戰史書籍中，比較全麵，嚴謹的有兩種，一個是日本防衛廳的戰史叢書（102卷）。一個是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的戰史叢書《抗日戰史》（100卷）。特征都是尊重原始檔案，大量引用，不多加評論，發揮。檔案怎麽寫，就怎麽記錄，不少處對原始料中錯誤也不加糾正。

國內嚴謹到這種程度的書籍十分罕見。各種抗戰史著作，論文中都充滿著立場，觀點，或英勇殺敵的故事情節，缺乏史料索引。所以我建議，若有時間，精力的話，各種研究必須從原始檔案入手，不僅讀中國的檔案史料，也要對比日本的檔案史料。互相對比研究，才能搞清曆史真相。

舉一個例，即是今天膾炙人口的喜峰口大刀隊“白台子夜襲”（1933.3.12）。前述台灣的《抗日戰史》，或北平軍分會的戰鬥檔案中都有同樣記錄。但從日軍的詳細作戰檔案中，並不能確定此次戰鬥的存在。經對比研究考證，我發現此戰鬥是宋哲元29軍方麵，按戰鬥命令書還原的虛假戰鬥。戰爭當中，命令書是非常嚴謹的文件，重要的命令必須用召集將校當麵口述筆記的方法進行。所以戰後留下來的文字記錄很多。不管是國民黨軍還是日軍，有素質的軍隊都多留有這些文件，至今也是研究戰史的重要線索。但命令書的內容並不代表實際戰鬥的過程和結果。喜峰口也同樣，命令中有襲擊敵白台子炮兵的部署，但實際作戰中並沒有兌現。趙登禹（旅長）的大刀隊，剛入戰場就遭到挫折，不久撤退，並未能按計劃到達白台子。但戰果報告中卻按命令書捏造了這個內容，之後被記錄到戰史檔案中。這也是國內的原始檔案內容，但若不對比日軍的作戰記錄，僅依靠國內的史料寫史的話，不可能判斷出其中的虛假。

和虛構的白台子夜襲同樣，“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的這場戰鬥本身，就是一個宣傳攻勢的產物。（實際結果為大刀隊的慘敗，日軍死於格鬥者僅為一名伊藤軍曹，其餘戰死的16名，都屬於槍炮創傷。記錄中國軍方麵遺屍730具，繳獲大刀380口（憲兵清點數字）——筆者添筆）

所以我提倡原始檔案的對比研究：對有爭議的事件，不僅要查對原始檔案，還要從各種角度進行各個檔案記錄的對比。日軍的戰鬥記錄特點是種類很多，比如說台兒莊之戰，兩個步兵聯隊參加，各自都有記錄，之外大隊，中隊也有記錄。敵情，命令文都是共同的。若有疑問馬上可以對比。之後再用中國的檔案記錄核實，進行了交叉對比，這樣戰鬥過程，損失等內容就會清楚得多。不閱讀原始檔案，不進行史料比較研究的話，不能分辨事實，也不能驗證自己主張的正確與否。

今日國際接軌的檔案研究，不是沒有條件，而是條件很成熟了。各國都公開了自己的戰爭檔案。日本有“亞研”——亞洲曆史研究中心，台灣有國史館的窗口，都可以直接閱讀或下載（國史館資料隻能閱讀）。中國雖然沒有在網上公開檔案資料，但是也開放了一個抗戰數據平台，提供了不少報刊，雜誌等公開材料。我希望不久中國方麵能將南京二檔的史料全部上網公開。

3.避免文學手法，使用中性詞語

    第三，曆史的學問研究，不是法律控訴，也不是教育。所以不須要帶感情，或亂用形容詞。現在國內的曆史研究書籍，記錄中很多是帶感情的，濫用很多不必要的形容詞，什麽“侵略強盜”啊，“日寇”啊，“慘絕人寰”啊，說到自己是勇敢殺敵，提到敵人是“抱頭鼠竄”。用這些詞匯講抗戰故事可以，但都不是曆史記錄中需要的。科學的曆史記錄，隻有一個目的：排除感情，立場，冷靜追求事實。這樣探究出來的事實，最後才能有普遍性。

到底是為一個政權歌功頌德，編寫其榮光的統治史，還是追求普世價值，為世界文化留下真實的遺產呢？實際上有理智，有人格的人都明白這點。作禦用文人，可一時飛黃騰達，有權有勢，但從曆史上看不過是一個吹鼓手。政權能維持幾年？你見過100年以上的政權存在嗎？樹倒猢猻散，政權滅亡後，按此方法積累的研究，馬上就會成為一堆曆史垃圾。

在曆史記錄中，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不能去翻譯更改固有的名詞，比如說“北支那方麵軍”，是日本的一種稱呼，現在國內都翻譯成“華北方麵軍”， 你若更改了固有名詞，需要核對原資料時，怎麽能查得到原書名？翻譯史料時，特別是資料名，一定要注重原來的文字表現。最好連文字體都不要修改。日文資料用日文漢字，中文資料用中文漢字，沒有統一的必要。曆史研究是搞學問，並不須要講麵子。特別是在對原資料的引用，介紹中。我建議去出版原史料，不要把精力放在翻譯上。

再一個，在曆史記錄中不能使用文學手法，更不能追求描寫情節。

我們國內現在有很多“曆史書”，到底是曆史論著還是曆史演義都分不開，缺少資料，不出示引用來源，有時還摻入無證據的民間傳說。比如台兒莊戰役研究中，社會科學院的韓信夫，寫了一本《鏖兵台兒莊》，竟把一些民間演義，如“活張飛大鬧劉家湖”之類的傳說內容都收錄進去。史書就是史書，不能出現這類情節描寫。這樣才能求客觀、求全麵。寫出的東西才可以能超越國境線。若在此處設下門檻，強調國家立場、政治原則，進行政治審查，出版管製的話，寫出的曆史永遠不會得到自己政權以外的，他人，他國的理解。

4.注重檔案文獻，排除口述回憶

還要講一下口述記錄的問題。

現在國內很流行搞口述史，收集抗戰老兵的經驗談，有各種各樣的回憶錄，甚至還有卷次繁多的各種《文史資料》（1960年代，特別是文革後各以地政協組織為中心收集的各種重要人物回憶錄）集。實際上若對比檔案，會發現這些東西，很多都不真實，吹牛誇大，基本上沒有什麽史料價值。所謂史料價值，在對事件基本情報的準確記錄。可口述這東西，最大的缺陷即是不可能記憶下來這些研究曆史最需要的基本情報。如事件發生的準確時間、地點、參加的組織，人數，戰鬥的過程，戰果，戰損的數據等。我們管它叫“基本情報”。這些東西，回憶錄，文史資料，口述記錄等大多是不正確的。因為人的大腦記憶能力的界限。不用說幾十年前某一天發生的實情，問你上周三在哪裏，吃到是什麽中午飯，你能想起來嗎？所以文史資料，回憶錄也必須要有根據才寫的出來。其根據，即是自己的日記，筆記，或提前學習，參考的檔案史料，或者通史上的事件介紹等。不經過這種參考，學習，回憶錄也是寫不出來的。

若分析，即可知道，回憶錄，文史資料都由兩部分內容構成，一是曆史根據的部分（基本情報部分），此部分構成越嚴謹，材料（檔案，日記，機密資料）越充實，質量就越高。但質量再高，這部分內容很多都不是自己的所有的，而是再學習時形成的。即價值在這些再學習對象的原始資料，檔案中。可以說除了個人日記，筆記外，基本上並不是自己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引用回憶錄中這些基本情報部分時，不如直接去查其所參考過的原始檔案資料，這樣更不會出錯。問題在回憶錄中著者不會輕易提供這種線索。我接觸一本從個人回憶錄中衍生出的《聶榮臻傳》，質量評價很高。方法即利用曆史驗證方法糾正了回憶錄中的弱點產生。並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一個龐大的寫作班，包括魏巍這樣的著名作家，花了十年時間，調查了各種資料，檔案，再結合修正聶榮臻本人的回憶錄做成的。能經過這種努力，達到此水平的回憶錄類很少。大多有關基本情報的部分都在互相抄襲，參考。基本情報麵若沒有價值，回憶錄中剩下的東西多是一紙胡說。為什麽說是胡說呢？再繼續分析回憶錄的第二部分。

回憶錄的第二部分，即個人的記憶。多為用個人的斷片記憶在參考，學習，抄襲中構成的基本事件框架中的自我定位，自我還原。內容除了自己的不正確的記憶片段（我的經驗，此類記憶的東西幾乎都是不能和檔案記錄對號的）外，多是在闡述個人的觀點，認識。包括對自己的吹噓，對他人的褒貶。在這裏，回憶者本人往往都是主角，英雄。盡管事實不是這樣。個人能記住什麽呢，可以說大多是一瞬間的強烈的感情印象。即事件當時留下的痛苦，悲傷，疼痛，炮彈在身邊炸裂時的閃光等。特別是自己受到傷害，刺激的部分。其他一般是記憶不下來的。這些感情體驗，作為曆史研究的材料，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之外還有口述曆史，包括那些沒有曆史基本情報的老兵經驗談，受害體驗談等。特別是老兵經驗談，不是被獵奇的媒體淘出來的所謂“英雄事跡”，就是逢場作戲的“有一天”之類的抗戰故事。可以作為說評書的題材使用，但對曆史研究來說，多為一堆廢紙。甚至是有害的廢紙。國內的平型關大捷研究，用了那麽多年時間，動用了那麽多研究者，搞了那麽多采訪調查，走遍了周圍村落，結果連戰鬥的開始，結束時間，日軍有兩支部隊，從相反的方向進入兩個戰場的這基本事實都沒搞清。其理由，就在於沒有留下檔案記錄，還原事件過程時使用的都是這種回憶錄，或口述調查。

對有爭議的事件，還必須上溯尋找到原始記錄，調查各種意見，說法產生的來龍去脈。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戰，故事都已經講過好幾代了。各種版本間抄來抄去，內容也越來越花。特別是其中英雄故事的情節，可以說大部分都是戰後形成，添枝加葉，發展出來的。狼牙山榮譽案，爭論的實際就是這些情節。若有爭議，可以去查原始記錄嘛，當初這事件到底是怎麽產生的，和現在有什麽不同，為什出現差異，應該這樣去調查。判決書中出現的所謂“中華民族共同記憶”到底是事實，還是教育宣傳加工出來的東西，一查即可明白。比如狼牙山五壯士，若調查原始出處，會發現當時被稱為“狼牙山七勇士”（1941.10.7《解放日報》），按日軍的戰鬥記錄核對，實際上戰鬥人員近二十人，跳崖前兩名被手榴彈擊斃。這些犧牲者為什麽最後隻剩下了五壯士？因為都死於跳崖之前的戰鬥。沒有宣傳的價值。由此可明白，講述這些英雄故事，加工完美的英雄形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記錄事實，而是為了宣傳殉國精神。今日的《英雄保護法》（2018）的目的，也不是意在保護曆史事實，而是保護宣傳中出現的那種“核心價值”觀。

5.戰果多半靠不住，樹立新的“戰損、敵情自報”原則

    受到政治的影響，今日的很多戰史研究，目的就是為了塑造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形象。所以要貶低國民黨，要宣傳共產黨如何打勝仗，如何殲滅敵人，這可以說是不少戰史愛好者最關心的問題。但實際上，這些戰果的記述，都是戰史中虛假程度最高的部分。因為不可能知道敵方的損失。你若沒打成殲滅戰，怎能知道擊斃擊傷了多少敵人？

現在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課本中出現的“劉老莊英雄連”的事跡，82勇士（按日軍記錄是117名）全部戰死，這是一個事實，從作戰雙方的記錄中可得到佐證。但宣傳過程中不久又出現了殲敵數字，之後被擴大到戰鬥中殲敵170多名。最近有一說又發展到殲敵300名。此戰為日軍（步兵第五十四聯隊第一大隊）的殲滅戰。人都死絕了，是誰來，又是怎樣來統計的戰果？所以這兩個數字，並沒有任何根據，都是宣傳中的創作。類似的例證也很多。所以我提倡，戰史研究中不要信賴戰果記錄，更沒有研究的必要。新方法是研究自己的戰損。即自己方麵的死傷記錄，最好是死亡記錄。因為戰損，比戰果好研究得多。結果也精確得多。現在已形成國際研究接軌的條件，交戰國各自應認真研究自己的戰損，並互相交流情報，這樣戰果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對某一次戰鬥，日方公布的戰損數據，可以說就是中方的戰果。反之亦然。

其中也應該把對象僅限於“戰死，陣亡”，因為這是一個衡量戰損的硬性數據。死者不可能複活。說到此處，我還要介紹一下日軍的戰死統計。可以說日軍在戰鬥詳報，各種統計中記錄的，或現在政府公布的戰死，戰沒者數據，是一個很精確的統計數字。為什麽這麽說？因為有戶籍，軍籍製度的佐證。日本雖是侵略的專製國家，同時也是近代國家，有一套完整法律，製度。

征兵是即是國家的法律行為，所以國家對所有的軍人（雇傭者），都留下了個人檔案記錄，又稱軍籍。若軍人戰死，戰傷，國家有賠償，補償的法律義務。這義務敗戰前後也沒有過變化。戰後對遺屬的年金，一直要交付到遺屬死去。——這是一種很優厚的年金，大概是我現在退休年金的兩倍。賠償，補償的根據即是軍籍，戶籍中的記錄。因為要與年金掛鉤，所以對死亡記錄管理的十分嚴格，戰時也同樣，各種手續，證明文件繁多，每種都要同時提出十至十五份以上（靖國神社，護國神社，厚生省，各縣，自治體等都有同樣文件備案）。厚生省現在管理著明治建軍以來的3400萬件軍籍關係資料，包括每一個軍人入伍，調動，軍階晉升，負傷，死亡時間，地點，創傷種類等記錄。中國人天天罵的靖國神社，和下麵的護國神社係統（每縣有一所）也同樣。保管著所有戰沒者的履曆，名單。靖國神社以合祀“英靈”為主，而各縣的護國神社沒有這一門檻，所以稱“戰沒者”，包括所有的戰爭犧牲者（軍人，軍屬）。實際上，這都是研究戰史的一個寶貴的資料庫，問題是這些東西屬於個人隱私資料，現在並不公開。

若從戰損方麵研究，你就會知道，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之役這天，日軍（步兵第百十聯隊第三大隊）並沒有出現戰死者，隻有一名輕傷（中國的課本稱斃敵90名）。同樣1943年3月18日劉老莊戰鬥這天，日軍（步兵第五十四聯隊）隻記錄了兩名戰沒者。其中一名船越大尉，可確認是在突擊中死於新四軍十九團四連的槍口下，另一名戰死地點不明）。

可以說，日軍對自己的戰損記錄，特別是在日中戰爭（即抗日戰史）初期是非常精確的，因為初期很少打敗仗。太平洋戰爭之後，與美軍作戰，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日軍大量死亡，無法取生體標本，也不能詳細記錄死因。菲律賓之戰，很多人是在熱帶雨林中之中餓死，病死的，無法收屍，無法統計。所以菲律賓戰的戰沒者（不明者）記錄，一些是之後根據軍人的出國記錄算出的。比如說出去時的人事記錄為50萬，最後回來時，可確認的生死記錄是48萬9千，其中的不明者，一部分就入了戰沒者記錄。八年戰爭當中，日本厚生省截止於1963年統計的戰沒者總數，是212萬人（之後還有增加）。絕大多數都死亡在南太平洋戰場。

最近抗戰史研究當中又出現一個飛躍性發展，即利用政府《官報》研究日軍在各戰鬥中的戰死者。剛才講了日本的征兵屬於法律行為，所以被征兵的人屬於國家公務員，被征用的專業人員（稱軍屬）也同樣。這些人若死亡的時候，陸海軍省必須在《官報》發出聲明。即某某人，某日，於某地死亡。並沒有具體的死亡地點和部隊名，但有一定記錄規則。若能深入研究官報的這種消息，即能掌握某一部隊，在某一戰鬥中的死亡數字。

比如說1937年9月25日，也就是林彪115師打伏擊的“平型關大捷”這一天，華北地區各地（北支那）的所有日軍（約30萬人）當中，各號官報一共記錄了261名戰死者。這數字包括平型關大捷及腰站阻擊戰，但並不都是平型關大捷的戰死者。在此至少先可以知道，把這天華北地區所有日軍的戰死者數字都加到一起，也遠填不滿共產黨所自稱的殲敵數字。何況其數字也包括同時在長城線正麵戰場作戰的損失（即國軍方麵的戰果）。

官報研究，現在雖然有一定時間局限性（1937-1940年間），但這是一種證據確鑿的顛覆性研究手段，不久將來，共產黨，國民黨記錄的所有初期大捷的真相，都會露出水麵。

不信任戰果，不研究戰果，隻研究戰損，這是我的提倡，我的戰史研究方法。我所進行的各種研究，都是按此方法進行的。每一個戰鬥研究中，都能提出日軍戰死者的全部名單。我稱此方法為“戰損、敵情自報原則”。

對敵情情報也是這樣的，敵人的部署，行動，戰鬥中屬於一種敵情情報，是你偵查，報告的結果準確，還是敵方自己記錄的作戰部署準確？這也是一個不問自明的問題。

國內的平型關大捷研究，至今還強詞奪理，稱日軍是從後方向平型關前進的一個數千人大部隊（以前稱第五師團主力，現在已改為後續部隊）。若遵循敵情自報原則，去研究日軍的戰鬥記錄時，會發現進入伏擊圈的實際是兩支部隊，一個汽車隊，是從平型關口返回靈丘縣城的空車隊，一個行李隊，是從靈丘奔赴戰場的輜重隊。兩者合計約四百餘人。有戰鬥力的是那些汽車兵，不僅沒有大炮，連重機槍也沒有一挺。（八路軍記錄的老爺廟戰場）。而行李隊約百人，大多是不拿槍的特務兵。若以敵情自報為原則，國內的所謂研究者，也沒有再繼續強詞奪理的必要了。如前所述，共產黨控製的抗戰史研究，最大目的是羅列戰果，證明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如果采取這種“戰損、敵情自報”的原則，這個問題在學問麵也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否能被政權承認，被教育采用，那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要注意問題的是寫戰史不能迎合大眾心理，不能講抗戰故事。可以說這種大眾的獵奇心理有很大市場，刺激了商業性大眾作家的創作意欲。小說家，劇作家，說評書的都出來講抗戰演義，橫店文化的橫行，又創造出大量荒唐無比的抗戰電視劇。很多戰前已經澄清的曆史事實，到戰後又被從垃圾箱裏翻檢出來，重新做文章。這種無知的戰爭史娛樂手段，不僅妨礙了今日的民族和解，影響到抗戰史的正確記錄，還會演變成為大眾擁軍，尚武，好戰的社會溫床。成為支持國家霸權，鼓吹戰爭的工具。

曆史，是記錄事實的科學，絕不是愛國主義的教育工具。這句話，就是我這次講義的重點。

好，我就先講到這裏了，大家有什麽提問？

 

提問階段

主持人：好，謝謝薑老師的辛勤付出！接下來的時間希望大家積極的提問。

聽眾A：薑老師您好！從日方的史料視角來講，我們國內主流官方意識形態支持的宣傳，有哪些您覺得特別明顯的不為日方的史料支撐？您覺得給您印象比較深的是哪些？謝謝。

薑：主要就是戰果方麵，差得太遠了。

一般來說，日軍的內部記錄並不誇張。比如說1933年的古北口之戰，關於戰果他們隻有一個統計數字，就是憲兵所清點的：古北口戰鬥當中，中國軍隊遺棄屍體600具。可中國方麵自己的陣亡統計數字近2500人。說明了日軍並不誇大自己的戰果，沒有證據的數字也不采用，還是比較嚴謹的。

相反，在中國的戰史記錄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對敵情，或戰果的誇張，有時甚至超出事實多少倍。我的研究結果，共產黨一般都在10倍以上，國民黨也能達到數倍。比如滕縣戰役，描寫說地上有幾十輛坦克，天上幾十架飛機，一天到晚盤旋轟炸。但人家也都有記錄啊。飛機有幾架，一天來幾次，對何處，投下幾顆炸彈等。在文史資料的回憶錄中有人（張宣武，熊順義）說，日軍在滕縣使用了2萬發、3萬發炮彈，甚者有說7萬發的。但人家也有記錄，是什麽炮，各使用了多少發炮彈，其數字相加最多也不過1500發。對敵情的誇大，對戰果的誇大，是中國的戰史記錄當中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聽眾A：日美打了太平洋戰爭，您有沒有發現日方的史料記錄和美方的有比較大的出入，有沒有誇大敵方損失，縮小己方損失？

薑：我不知道這方麵你有沒有看到一些對比。日方的資料有兩種，一種是宣傳材料，太平洋戰爭時叫“大本營發表”，屬於公開宣傳內容。大部分是虛報戰果。“大本營發表”這個單詞，現在已變為“撒謊”的代名詞。這是對外的東西。對內的機密戰史記錄，是決不允許誇張戰果，敵情的。因為會影響到自己的作戰部署。很多人不區分兩種資料的性質，很多人還用大本營發表的事例，來佐證日軍檔案資料的不實，這是很幼稚的。在非正式場合（特別是戰後的聯隊史等），有時經常誇大損失。日軍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叫“全滅”，並不是真正的全滅。100個人的部隊，若一次出現了四五十個死傷，失去了戰鬥力，他就稱自己的部隊“全滅”，這是它們的一種文字表現習慣。

對戰果表記，軍內也有規定，在戰史公式記錄中，僅記錄有證據的數字。即殲滅戰後，清點的敵屍體數字。其他數字，比如戰鬥中，某一個下級指揮員報告的殲敵數字，雖作為報告內容也記錄下來，但正式的統計中並不采用。因為證據不足。也經常見到“目擊敵遺棄屍體某某具”的表現。即不是殲滅戰，或沒有機會清點。這種數字，也不會被采用。總之，日軍戰史記錄中多見的是戰損記錄，很少見到正式（公式）的戰果記錄。

美軍的記錄也同樣，對自己的戰損記錄的非常嚴謹，所有人都能與檔案對號。可以說這種記述方法，是近代軍隊的共同特征。

 

聽眾B：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中國軍隊在什麽意義上才能算在戰場上打敗了日軍？是不是以兩軍戰損比來做判定？第二個是，如果要研究偽軍的戰損問題，薑老師有什麽比較好的思路可以提供？

薑：戰損並不是戰鬥勝負的標準，而是從戰略的角度判斷勝利和失敗。比如說台兒莊戰役，實際上日軍死亡人數很少，但他自己也承認這一仗是敗仗，為什麽？就是從戰略角度看，台兒莊沒有攻下，結果是自己撤出了戰場。但若從戰損相比，中國軍隊死傷超過日軍很多，其差大概近10倍（中國軍的部隊很多很雜，很難精確統計）。台兒莊的局部戰鬥，半個月間日軍的死亡數不到五百。死傷總合也不過兩千。

關於“偽軍”，我隻能說這實際上是一個政治名詞，民族的苦肉計。多被利用於擴大戰果。日軍的死亡很難偽造，所以稱“日偽軍”。這樣數字就無底線了。國內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了到達宣傳效果，模糊用語。創造出多種名詞的政治含義。比如戰史書，學校教本愛用的“殲滅”“殲敵”一語到底是什麽意思？“消滅”又是什麽意思？是死是傷不明。本意是擊斃的“殲滅，消滅”一語，在多年宣傳中，似乎已經變為“死傷”的代詞。為的是滿足政治麵的虛榮心。湊集殲敵數字時，常用的即是“日偽軍”“敵人”的說法。我稱其為名詞，語義的政治化表現。是十分不嚴謹的。

死就是死，傷就是傷，日軍就是日軍，偽軍就是偽軍，為什麽要混同到一起？日軍方麵通常不記錄偽軍的死傷。但偽軍若參加作戰行動（一般都是管理民夫，帶路，搜集情報等輔助任務），其人數也會有記錄。民夫的死傷，若與賠償有關，也會有記錄。記錄目的不是為了民夫死傷，而是軍費的支付的證據，記錄每人多少錢，支付對象是誰。這些可憐的死者，在共產黨戰果中也會被誇大數字，成為偽軍，或敵人。（八路軍陳莊大捷中，日軍記錄過46名戰死民夫的賠償名單，數量約等於日軍全體的戰死者數，當然也是所謂殲敵1500餘名中的一部( 實際日軍損失不算民夫約百餘名 )。

 

聽眾C：薑老師，請問國共雙方對於戰損的統計有什麽區別？另一個問題：日軍如果傷亡較大，會不會也有隱瞞數字的情況？

薑：日軍的戰損報告一般采用的是初報，比如說滕縣戰役，初報統計的是戰死16名，僅僅是擔任攻城的步兵聯隊的死亡數。但實際上有“戰傷死”——當時負傷，不久死去；還有配屬部隊的陣亡者等。由於記錄者主體不同，可能遺漏。配屬部隊就是作戰中臨時加入的炮兵、工兵等。原屬單位不同，經常有遺漏現象。但不是作假，之後的全體統計中才能反映。我統計滕縣作戰，日軍一共死亡24名。和聯隊戰鬥詳報的數字不同。證據從哪裏來呢？即是前述的《官報》統計中得到的。還有戰後做成的戰死名錄等，這些東西都來自政府，地方的行政統計數據，和戰後補償，賠償有關，都是不會隱瞞作假的。如果用各種方法交叉驗證的話，抗戰最初幾年日軍的戰死者都可以調查到很精確的程度。

你還問到國共雙方對於戰損統計有什麽區別？國軍和共軍到底是怎麽統計的，我說不清楚，很多東西都不敢相信，也無法核實。因為中方，尤其是共產黨沒有正規的征兵記錄，到一個地方就發動群眾參軍，軍隊規模可急劇擴張，楊成武的一個獨立團，不到半年變成獨立師了。戰死者，除了黨員，排長以上幹部和紅軍戰士，一般都沒有記錄，更不會補償。因為共產黨不能像日軍那樣有精密的人事檔案或戶口檔案，所以戰損，除了自己的一些零星數字外，永遠是一個謎。對此，因為實在沒有其他的立證方法了，隻要有數字，不信也得使用。平型關大捷的戰鬥，各種記錄不一，曾出現過600-800名的陣亡說。共產黨不是不公表，我認為共產黨內部，自己也不會有任何可靠數據。因為抗戰初期，還不是一種正規的，有素質的軍隊組織。

 

聽眾D：日本年輕人現在是如何看待這個中日戰爭的？

薑：剛開始的幾年，我是用日文寫這些戰史研究的，發現在日本幾乎都沒有什麽人看，也沒有人關心，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人都知道的平型關大捷，在日本沒有幾人通曉；包括曆史研究者。所以之後改用中文研究，寫作。對戰爭，戰鬥感興趣，或不感興趣，也代表了一國教育方針的傾向。日本人對戰爭，都認為是一種罪惡，很少人對戰例，軍隊，武器，軍神（英雄）故事感興趣。我所知道的軍事史研究雜誌，也隻有一種。在中國截然不同，到處是軍事雜誌，武器雜誌，有數不清的“軍迷”，戰史愛好者，對吧？甚至，發展到好戰程度。有很多人是喜歡打仗的，好像共產黨的軍隊真的是天下無敵。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

我曾經就釣魚島問題，在日中兩國大學裏，對大學生提問。一個問題是：你認為釣魚島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中國和日本學生的回答同樣，都說釣魚島是自己國家的領土。但是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問是否主張動武（擦槍走火）？這時候，日本學生沒有一個人舉手，但中國的大學生當中，就有近一半人舉手：打仗！占領！

 

主持人：薑老師請看一看那個聊天框裏麵有一些問題，您可以挑著回答一下。

 

聽眾E：我問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這個問題中日雙方都非常的敏感，日本有很多的說法，對於數字不能確認。您從您研究的文獻上，對南京大大屠殺有什麽研究成果？還有第二個問題，日本軍包圍南京，進入南京之前的南京人口是20萬，而進入南京之後是25萬，這個30萬人遇難者的大屠殺到底是哪裏？是不是這個大屠殺時間算的起點不一樣，終點又不一樣，對象不一樣，區域又不一樣？謝謝。

薑：我認為南京大屠殺本身已經政治化了，“遇難者30萬論”是研究的前提，並不是研究結果。有國家在撐腰，使禦用的學者不敢脫離這個主線。另外若去大屠殺紀念館也可以感到，它不是有充足史料的研究場所，而是一個激發愛憎感情的控訴法庭，缺乏學問研究的條件。每年的公祭日，也是最近才由政權所新設立的。傳遞的隻是一種感情化的民族怨恨，和愛國主義精神。我認為都是現在所不須要的東西。相反，冷靜，公平的研究條件，現在並不存在。這種氣氛，現狀，把許多想研究南京事件的國外研究者，特別是追究政府戰爭責任的日本研究者都排除在外。30萬的數字早已變成一個感情的符號，大屠殺紀念館也變成了一個繼承怨恨的控訴會場。所以，這種狀態之下，很難開展事實的研究。

要是想真正公平地來研究這個問題，就必須改變一下這種環境。從學問角度上，也應該承認世界通用的方法，即從戰爭國際法的角度上，追究戰爭犯罪的責任，不需要堆積整體數字，而是要確鑿個別證據。

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南京大屠殺，但是研究個別戰史中發現過很多類似事件，滕縣戰鬥就是一例，發現日軍確實在殺害傷兵，俘虜。將這種屠殺的原因，構造搞清楚，明確日軍的責任所在，並預防今後有此類犯罪行為的發生才是今日應該有的研究方法。

什麽是屠殺的構造，可分析一下日本政府的戰爭用語。政府自戰後以來，和右派一樣，一直不願意承認日中間發生的是戰爭，想繼續稱其為“支那事變”。（政府對戰爭的公式稱呼為“先次大戰”，主要指的是太平洋戰爭。而支那事變（1937.7-1941.12）在此範圍之外）。用語的寓意之一，就是在大陸戰場發生事態，並不是戰爭而是事變。所以不應該受戰爭國際法（日內瓦條約）約束，製裁。經過學術研究，搞清此類重要問題，比現在滿腔仇恨地控訴鬼子罪行，煽動民族怨恨，將曆史事件作政治籌碼利用的方法，要有益得多。（高伐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