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克實的抗戰史研究和事實評論
為受過國家教育的中國人寫作的內容。屬於在大陸不能發表，遭到封印的學術研究。內容都是有最可靠史料根據的事實。一般人並不易懂。
日中戰爭的戰後，至今已經曆了71年。人更換了三代，今日所謂的高齢者層，也絕大多數沒有過戰爭體驗。戰爭這個名詞，對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已經成為一個遙遠的過去。若任其自然，東亞各國的民眾之間，不應該存在任何對立，反目的理由。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國家間的對立，國民間的反目，戰後71年的今天仍在繼續中。為什麽曆史的怨恨總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裏？
有關曆史認識對立，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曆史教育的問題，二是曆史記録的問題。兩者間有一個相同的特征，即國家間的政治立場、利害麵的對立，戰後並沒有過間斷，不僅被繼承發揚，並通過政治手段介入於學校的教育現場和曆史記録中。
在曆史教育麵，戰後各國政府，長年以“愛國主義” 、“民族主義”教育為指導方針，在教育現場，教科書中進行人為的、有意圖的史料選擇和曆史解釋，以維護國家的聲譽，強調自國的立場。在這種國家主義的教育影響之下，不正確，或不全麵的曆史解釋，對他民族的曆史怨恨從小被播種於青少年的心底，使狹隘的，非理智的民族怨恨傳宗接代。其結果使各國間的曆史認識偏差越來越大，終於在怨恨不需要的時代失去了相互理解、國際接軌的可能。可以說今日的政治教育，學校教育不僅不能促進民族、國家的和解，反而成為播種曆史怨恨的場所。
關於曆史教育的問題，筆者已有別論[1] 在此書中不再贅言。本書中提起的是第二個問題，即為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曆史記録麵的問題。可以說它是曆史教育的基礎。其最大特征，是以宣傳取代曆史。
1.1.1 曆史研究與政治宣傳
在日常用語中，我們平常總無意識地將“政治”與“宣傳”、 “曆史”與“事實”兩組單詞相互搭配使用。為何如此搭配，有沒有相反的組合，並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實際這並不是一個偶然，反映了政治和曆史的語義麵特征，是一個最適當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權力集団（政黨組織）的統治，為了達成這種統治，需要種種的方法和策略。宣傳，即是其實施統治的手法之一。特征是將自己政策的正確，統治的功績等進行超出實際的擴大描寫，相反，貶低政敵之優點，隻強調其過失，醜聞和缺點。
出於這種宣傳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辭，國家的公式立場中總是有兩個層麵。一個是“對外宣傳”，另一個是“內部傳達”。前者公開的內容，數字中多含有水分、不實之處，而後者傳達的內容基本上接近於事實。所以，對各種信息，情報分辨其虛實，弄清是“對外”，還是“對內”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政府發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場合弄虛作假，掩蓋事實的現象，哪一種社會製度，哪一個國家都相同。由於詭辯，否定，掩飾事實的行為是為了維護至上的國家利益，所以也不會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發言人的道義上的責任。如此，政治與宣傳之間，產生了特殊的親近關係，不管在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政權下，政治總要利用宣傳的手段來誇大自己，貶低政敵。所以必須認識到，宣傳屬於“政治行為”，其內容不一定等於等身大的事實。
相反，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於其目的是要準確記錄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從其學問性質上來說，絕對不容許作假。所以從手法麵，目的麵和宣傳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對同樣的曆史事件，各國，各政治組織間會有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解釋方法，不同的曆史觀，但“事實”不會有兩個，所以在曆史（事實）記錄中，不論敵我，都有嚴謹，如實地記錄曆史事實的必要。若違背此原則，就不能稱為是曆史。從此點講，曆史記錄要能經得起事實、史料、證據驗證的普遍，有超時代的科學性，此和根據政權需要，時代變化不斷變換姿態更換目標的政治宣傳截然不同。
換言而之，宣傳是帶有政治策略性，誇張性的一時性統治方法；而曆史則是具有科學性，真實性、普遍性，永久性的學問和知識。為了能正確，嚴謹地記錄曆史事實，正確地解釋曆史，所以產生了曆史學這一種學問，並出現了為其提供根據，證據的檔案館，資料館，圖書館等。
1.1.2 曆史被政治利用的現象
以上從了理論麵指出了政治宣傳與曆史事實的異質性關係。值得注目的是現實上，存在著許多政治介入於曆史的現象，或將政治宣傳與曆史事實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傳取代曆史教育，取代曆史記錄的現象。特別是在國家，民族，政治集団（政黨）的對立仍在繼續中的近、現代曆史的教育和記錄中，可以說這種現象非常顯著，普遍。
比如，在近代史教育中，存在中、日、韓三國間各在在自己的政治立場上編寫自己國家的曆史教科書，進行愛國主義的曆史教育，宣傳民族間的曆史怨恨的現象，此現象最近已成為一個阻礙民族間的曆史和解，妨礙曆史認識間國際接軌的深刻的政治問題。再者，在大陸中國，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曆史被看作“政治統治的工具”，中國共產黨史、階級鬥爭史占領了曆史領域，成為“近、現代史”的代詞。在這種曆史中，政敵國民黨的正麵形象從整個曆史中被抹煞，或遭到不應有的貶譽，詆毀。諸如從前的教科書中出現的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而“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抗戰果實）之類的記述[2]。
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蛻變為統治工具時，會出現以下幾種問題：
１．特定國家、政治集團的立場，利害被反映到曆史記錄中，並出現研究組織和研究者的禦用化，黨人化現象。其結果特別是近、現代史的部分加入了黨性，政治立場，不可能保證曆史記錄的公平性和學術麵的嚴謹性，出現從立場，黨性麵排斥異己，政治幹涉學問自由的現象。
２．政治宣傳的曆史化。在國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響下，出現將政權組織的“宣傳內容”，也作為“曆史事實”，記錄到史書，教科書中的現象。
３．政治宣傳的教育化。這種被正統化的特定，偏頗的政治宣傳內容，和不正確的曆史事實，曆史解釋，還會通過國家管理的學校教育，思想教育，滲透到青少年的曆史認識中，造成國家間曆史認識對立的社會溫床。
1. 1.3 “軍神”與“英雄”
政治宣傳在戰史記錄麵的表現特征，是創造，塑造極端的英雄形象。其本身目的是為了宣傳對某特定組織的忠誠，獻身精神，以達到實現政治目的（比如侵略戰爭，或抗戰，革命等），鞏固政權統治的需要。戰前的日本，為了驅使國民為天皇製國家的侵略戰爭獻身，用宣傳手法創造出大量的軍神（英雄）如日清戰爭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戰爭中旅順封港戰鬥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戰爭中珍珠灣襲擊九軍神，神風特攻作戰的“敷島隊”長關行男等。大多數是人為創造，美化的形象[3]。敗戰後，日本人對戰爭進行了徹底反省，接受了和平主義，所有的“軍神”也從教科書中，公共場所中消失殆盡。至今已經不會出現有人以軍隊的神話引為自豪的現象。
與其相反，在戰勝之國，戰爭的神話卻被保存下來，至今仍出現在曆史記錄和教科書中。筆者並不是想否定，貶低抗戰事跡和民族英雄。視為問題的僅僅是創造英雄時的宣傳手法（神化）的存在，和以此取代曆史，取代事實，運用於學校教育中的現象。對於曆史研究者，曆史科學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危險，非常值得憂慮的大問題。
舉一個例子，即對共產黨、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和對國民黨第五戰區的“台兒莊大戰”（1938年4月、山東省）的過度渲染。這兩個戰鬥，從戰史上角度看並不是一個特殊的，戰果顯著的戰鬥，其軍事麵，戰略麵的意義也有待再論和學問研討。但因為其中含有對日軍作戰“初勝”的政治意義，所以雙雙被國、共兩黨擴大宣傳，利用於鼓舞國民士氣，團結抗日力量，提高共產黨，國民黨的威信的政治手段。經過長時間，多方麵的政治宣傳，大捷的內容不但被添枝加葉，而且逐漸被作品化，故事化，使其形象遠遠脫離了事實。
實際上，此種政治宣傳在當時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國民的抗戰熱情，堅定了其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念。從當時的政治目的――粉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取得抗戰勝利的角度看，此宣傳政策是成功的，有實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實，政治麵也是需要的。因為在此，其僅僅是作為一種政治的手段。
1.1.4 宣傳效果的“第二次利用”
問題不在戰前的“政治宣傳”裏，而出在戰後的“曆史化”過程中。抗日戰爭以勝利告終。政治目（勝利）的達到，使宣傳在此失去了其本來的意義。此時本應該將宣傳的對象，從政治操縱下解放出來，經過曆史研究還原其本來麵貌（如硫磺島的星條旗報導）。可是實際上，失去現實意義的宣傳並沒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繼承下來。並且運用同樣手法，在原來的宣傳基礎上繼續進行了新的發揮，創造，使其形象變得更完美無缺，更接近於故事中的神話。
這種新的政治需要即是“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國國內幾乎所有的戰爭紀念館中，都有一塊同樣的招牌，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說明紀念館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曆史題材進行政治教育。以宣傳國家，民族和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達到鞏固黨的威信，促進國民團結，牢記民族血淚仇恨的目的。當然出於此目的，展示內容多含有宣傳的水分，並不一定嚴謹，也不能經得起學問和曆史事實的檢證。
戰後和平時代的教育普及和媒體的發達，還使宣傳產生了一種新的副作用，即政治宣傳內容的普遍化，固定化，曆史化現象。不僅介入於教育，並且通過禦用的研究機關，學者之手正統化，作為曆史事實記錄到史書之中。
在政治宣傳內容的固定化，曆史化過程中，還不能忽視一個客觀環境條件，即民族主義色彩極其強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當然它和政治宣傳，思想教育是相輔相成的，可以說是常年，大規模曆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的產物。其大眾口味，和對英雄，故事情節的獵奇心理更刺激了商業性大眾作家的創作意欲。小說家，劇本作者，各種媒體大量參入，產生了大量低俗的文學，影視作品，使宣傳內容也越變越脫離事實，如“橫店式”抗日文化。這種經過教育管理產生的大眾化現象，可以說又成為促進神話普及的社會土壤。其惡果之一例，即2016年6月27日的維護“狼牙山五壯士”名譽的判決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出現。這種以“民族的共同記憶、民族精神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代替法理，代替學問研究的荒唐的政治判決，隻象征著權力，無知對法，學問，言論自由挑戰的勝利。可悲的是大眾的輿論，並看不到這種危險。對真正的學問研究處處喊打，不僅自願充當打手，更有投石下井，欲等待嚐“血饅頭”者。理由僅僅是學問的研究損壞了自己心中被教育再次“種植”的英雄形象和“民族的共同記憶”。形如魯迅筆中的阿Q，不知道學問的自由已被剝奪，法的尊嚴遭到踐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專治的刑場。
1.1.6 本書的基本方法
1.國際接軌和多種價值觀
從科學角度看，一，隻有接觸外部史料，異種研究環境、方法，不同立場的論文才能了解他國、世界。二，隻有比較各種文獻、史料，才能分辨事實的真偽，檢證自我主張的正確與否。所謂“國際接軌”的價值就在於此。若此兩點原則被政治所忌諱，被民族之虛榮拒之門外時，就不可能有真的曆史存在。剩下的隻是局限於國境內、體製內的，宣傳創造的曆史（黨史），閉門談經的故事，國家、民族的英雄夜談。可以說這正是國內抗戰史教育，抗戰精神宣傳的一個常態現象。通過這種國家權力控製的曆史解釋和教育，宣傳，雖然可以達到愛國主義教育、培養接班人的政治目的，但其內容並不能作為真理，事實永遠留在青史之中，也不會成為有普遍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通過外部的史料，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來啟迪以上之道理。告訴國人，曆史研究是神聖的學問場所，絕不是什麽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國外也有不少重要的史料。對同樣的曆史事件，也應有不同的解釋方法。筆者並不是想否定國內的即成研究成果，隻是想在此之外開拓新的研究場所，尋找出新的研究方法的可能。不同的學說，不同的立場並不一定都是什麽 “曆史虛無主義”[4]。真理，需要史料的檢證，研究的對比才能判斷出其價值。
2.避免政治立場，文學手法
此書強調，遵守的一個原則，是在曆史記錄中，不使用文學手法，不濫用形容詞。也不隨便翻譯史料名稱，固有曆史名詞。用形容詞描述的是感情，並不是曆史，而熱衷於煽動愛憎感情，是非利害的人亦不能稱為是真正的史家。曆史並不是一個民族，一黨一派的私產，也不是宣傳，銘記一個民族榮辱的道具，而應是留給整個世界，留給所有民族，全體後人的文化遺產。其中有一個真理的標準，即記錄曆史事實。所以本書在基礎事實，史料研究中不區分敵我，不偏袒一方。堅持公允的態度，以求客觀，全麵，公平地記錄史實。以寫出所有人都能首肯，都能心平氣和地接受的史論。
3.注重檔案文獻記錄
研究曆史時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據。而史料中，檔案記錄貴重於回憶錄，文獻記錄貴重於口述記錄，曆史記錄貴重於文學作品，當時的記錄貴重於事後的再錄。這些最基礎的曆史學常識也是本書研究，記錄的原則。本書運用的主要是第一手史料，如當時的戰鬥詳報，統計，命令，日記，日誌等檔案資料。盡量排除回憶錄，口述資料和聯隊史類資料中的敘述部分。並避免不必要的臆測，堅守對每個觀點，每個闡述，每個數據都負責的實證原則，出示史料，證據來源。本書特征是以日軍的檔案資料研究為中心，隻提供一個側麵。有可能，也盡量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參考，對比國內曆史記錄進行對比，以期判斷，實證結果的準確。
